哭泣的女人

哭丧作为一种职业古已有之，“礼防其以死伤生”，目的是防止亲人不会因哭泣而过度悲伤伤及身体，所以才有“发乎情而止乎礼”的说法。王桂香回到贵州铜仁县城以后从事的哭丧显然是传统文化的异化——王桂香自然是发乎“钱”，丧主们则发乎“伪”，即伪装。于是哭丧成为了世俗表演，这对于县剧团出身的王桂香来说“专业对口”，一跃为著名“哭星”。影片以此为突破口，撕开了伪善的遮羞布，展现了一幕幕荒诞而真实的社会真相：巡警没收了王桂香沿街叫卖的盗版影碟后津津有味地挑选碟片；监狱长一番冠冕堂皇义正言辞之后接受了王桂香的性贿赂；王桂香和旧情人小明在花圈堆里卿卿我我，一听到死人的消息，立刻停止做爱，赶赴生意场；生意场上有的，哭丧一应俱全，有分类明码标价、有“时”到收款、还有客户纠纷骂街扇耳光。影片重点表现的三场哭丧和情节发展完美契合：第一场是王桂香正式出山，葬礼上水袖翻动，载歌载舞，让见惯了传统婆姨哭丧的人们刮目相看，一炮走红；第二场是极为荒诞的为狗出殡哭丧，山间小道上吉他伴奏，王桂香边走边舞边唱，哭笑不得；影片结尾，王桂香在丧夫、失爱、一片苦心打水漂之后的哭丧，这次是真的发乎情了，哭得肝肠寸断，哭得红包不断。廖琴在此片奉献了杰出的演技，她既是贵州铜仁人，又是中国戏曲学院的老师，在哭丧中融汇了贵州民歌、传统戏曲和流行歌曲。难能可贵的是她把王桂香的淳朴又狡黠、泼辣又真诚、计较又豁达、侠骨又柔情的复杂性格演绎得丝丝入扣，令人击节。

《哭泣的女人》最值得品鉴的就是刘冰鉴导演将农村女性精神上的压抑与游离外向化展示，在男人进监狱后，以哭丧为生的王桂香徘徊于葬礼与情人之间，她的情感与身体全被自己出卖以维持生活。你看不出她的纠结，也无从分辨她是坚强还是怯懦，她就是混混沌沌地生活，攒钱，等自己的男人从监狱中出来。不同于其他文艺作品中对女性道德的标榜，处于夹缝中的人所做的选择往往身不由己，电影里对王桂香的描绘就显得更加写实。

沦落风尘的女性往往靠陪笑营生，而王桂香一反常规，她在葬礼上以哭牟利，虽然是假哭，可也哭得风生水起。最为讽刺的就是结尾处她苦苦等待的男人死去，她在陌生人的葬礼上第一次失声痛哭，一个麻木的女性情感终于回归，所有的记忆叠加在这一刻，充满了力量。

自从离开家上学工作，作为贵州人的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参加家乡的丧事了。谈起丧事，必须要从记忆里最深处挖掘，第一个想到的是可以连续吃长达7天的酒席以及各种对于小孩来说有趣的仪式。

对于电影《哭泣的女人》展示的的贵州哭丧文化，其实我不甚了解，只记得年幼时在一些丧事酒席上听到有些女人哭得很大声，她们一般是40来岁的女人，边哭边唱，哭的内容也完全不记得了，只记得哭腔婉转，带着一股强烈的“塑料味”，也就是假哭和做戏。那时候的听到大人谈论这是请来哭丧的，我们作为受过教育的一代就对这种事情更为唾弃，开始品头论足地打量这个哭丧婆的“表演”，同时私下讨论这个家人的儿女是该多不孝，连哭都哭不出来。

有些人说哭丧在中国可能是云贵川地区特有的文化，实则不是，早些年哭丧在整个东亚儒家文化圈都很流行，在中国南方和台湾地区尤甚，文ge时曾被视为“封建遗毒”而禁止，改革开放又再兴起。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东南亚、印度等地区的哭丧文化也很流行，只是说法不一样。此外，在古代的欧洲、埃及、中东甚至是非洲象牙海岸地区，哭丧女的角色也一直存在，她们出现在《圣经》、《伊索语言》、古埃及的壁画、非洲的原始部落里。

那个时代的贵州丧事，除了大家猎奇的哭丧，主要讲究热闹、排场。热闹在电影中亦有体现，当家里有人去世，亲人要告知消息人士，让他转告全村和所有的亲戚好友，同时要去请风水先生看坟地，请道士先生做法事，请厨师队做饭，请歌舞队唱歌，请匠人做竹子和纸糊的房子和车。在客人涌来家里前，把各种招待需要用的桌椅、瓜子糖果、人情簿子、白事帕子等物品都准备好，同时还有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租来给客人消遣的麻将、纸牌等。

大部分人看到电影里丧事场面里很多人在那里若无其事地打麻将感到奇怪，但这确实是贵州风俗，其实电影里还少了点感觉，就是贵州人打麻将特别吵，无论在什么场面下，都掩不住他们在打麻将中激动地同时喊“碰！”“杠！”“自摸！”，同时敲桌子给自己涨气势。

当然，贵州人觉得自己家的丧事上麻将桌子越多越好，讲究的就是一个排面，来的人越多，放的鞭炮越响，做法事丧事持续的时间越长，吃的伙食越好，就代表自家人脉越广，儿女越有钱孝顺。这些丧事所花的费用一般是几个儿子共同承担，几个儿子也会分开收人情钱，谁家结的多，谁家结的少，大家也会议论，毕竟可以直接看出哪个儿子更有出息。嫁出去的女儿为了尽自己一份心意，一般会承担请锣鼓队和哭丧女的钱。

言归正传，回到电影本身。电影的主人公王桂香也就是那时我们唾弃的女人，她也是小镇上其他人茶余饭后的谈论对象，一个被骂荡妇、骚货，每天把自己的脸擦成猴屁股的女人。同有麻将瘾的丈夫去北京打工，每天在街头抱着租别来的孩子掩饰自己卖毛片的身份，却依旧被城管盯上，片子被没收后城管转头据为己有的场面也是极为真实和讽刺。

王桂香算不上一个可怜的女人，虽然她不争气的丈夫因为打架入狱还给她惹了一身债务，甚至自己租来的孩子也被父母甩给她，但是她与别人吵架和被要债时那哭腔里的硬气，已经预示着她不是一个那么容易倒下的女人。回到贵州小镇后的她与丈夫的兄弟勾搭，那是一个开丧葬一条龙店的男人，他顺利地帮她找到了赚钱门路，利用她曾在歌舞团的经验，很快，“放声高歌”、“山崩地裂”、“绕梁三日”等类型丰富、价格从200到700间的小镇哭丧业务便被她做得风生水起。

人们唾弃她，但又觉得她的哭声让自家显得很有面子。自然她的业务做得越来越好，很快就攒到了能把丈夫赎出来的钱，拿着钱去找监狱长。这里又是电影里经典的一幕，监狱长刚打完训斥下属杜绝腐败的电话，王桂香就带着钱找上门来，她也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不加掩饰的说自己是来送钱的，在监狱长假惺惺地嫌钱不够时，她娴熟地脱下自己的衣服，顺利地把事情办了。

她当然算不上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女人，与男人偷情被对方老婆在街上指着骂的时候也可以挺直腰杆骂回去，再仰着头奋力地踏着高跟鞋离开。但她完全可以不用管狱中那无情的丈夫，也可以直接把小孩抛弃在北京的大街上，更不用还被丈夫打伤的人的医药费。但她仍期盼着丈夫出狱，能给自己一个家，仍在自己赚到钱后把福利院里的孩子带出来，请他吃山珍海味。

丈夫逃狱被警察打死，就这么三两句话的形容，王桂香就接受了这个现实，签下了警察带来的死亡通知，不问一句问什么，不问一句凭什么。在最后那场葬礼上，哭丧的女人开始哭泣，大家都以为她是装的，为她精彩的表演送去红包。但没有人知道，她心里最后的防线崩塌了，她本可以装作对什么都不在乎，但那软弱无能的丈夫，是她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唯一盼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