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乐坛

在中国，“杀人偿命”是个被公众默认的，看似合乎情理的简单逻辑，这逻辑既说明生命被赋予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也体现国人感性至上的善恶道德观。

但在现代法制社会的语境当中，“杀人偿命”是有待于商榷的说法。对于杀人犯罪行的判定需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法律程序，“死刑”作为最高的刑法，作为对生而为人的权利的最终剥夺，并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够实现的。

中国的社会舆论往往对杀人犯最不宽容，民众们不会去在乎杀人犯犯下罪行的基本动机，甚至不会关心杀人犯在犯罪前后所处的精神状态。在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也许同样会有不在少数的读者发出这样的疑问：我们为什么要去关心一个杀人犯的真实想法呢？

与此同时，不管主要舆论是站在支持直接判处杀人犯死刑的立场，还是站在对杀人犯进行精神鉴定与人道主义关怀的立场，对于当事人家属而言，往往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局外人意见。

现代刑事法律面对的伦理问题不仅是要准确地对犯罪人量刑，还要兼顾对受害者家属、对犯罪人家属，乃至于对整个社会舆论导向的关怀。

由台湾公共电视（简称公视）、HBO亚洲频道和CATCHPLAY联名制作并同步播出的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便聚焦于无差别杀人案背后的法律制度与社会舆论之间存在的矛盾。这部剧播出仅两周的时间，在豆瓣已经收获国产剧里实属罕见的9.3的高分。

台湾公共电视是一家不受任何政府和政党管制的，以服务民众为要任的公共性质的无线电视台，公视的电视制作主要关注严肃的社会写实题材。在台湾本土轰动一时，改编自白先勇原作的《孽子》便是公视突出的成绩之一，去年在内地颇受关注和好评的《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同样出自于公视之手。

《孽子》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公视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由贾静雯、吴慷仁等人主演。在经历轰动一时的婚姻风波之后，贾静雯近几年的复出之路走得尤为曲折艰辛。但也正是因为经历过上一段惨痛的婚姻教训，贾静雯对本剧中的已婚已育的独立女性角色的把控尺度更为准确投入，贡献了质感突出的表演。

吴慷仁是近些年台湾风生水起的男演员，本人近年来与公视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一把青》《滚石爱情故事》《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等有口皆碑的作品，均是其与公视合作的重要成果。

台湾著名电视编剧吕蒔媛参与了《我们与恶的距离》的剧本创作，可能“吕蒔媛”这个名字对于内地观众并不十分熟悉，但由她执笔的去年大热的台湾LGBT电影《谁先爱上他的》相信大部分观众都看过，亦或有所听闻。

《谁先爱上他的》

本剧《我们与恶的距离》虚构的故事背景，是一起曾震惊整个台湾的电影院持枪杀人案，这起无差别杀人案件共造成9人死亡、21人受伤的人间惨剧，法院最终给与杀人者李晓明死刑的判决。

对于这样一起看似早已有所定论的无差别杀人案，李晓明方的辩护律师王赦却认为必须要对李晓明进行心理疏导和精神鉴定，法律上才能够给出最为公正的判决。但李晓明本人始终拒绝这些原本可能会对自己的刑罚有所减轻的帮助，似乎早已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王赦是一名专门为死刑犯辩护的公共人权律师，由于职业上的特殊性，即便身处人权律师的公益性职业位置，王赦也无法避免地被公众所敌视。但在他看来，刑事犯人最基本的身份是“人”，所有的罪案都应该有相对应的起因和动机，只有追根究底地挖掘潜藏背后的成因，才可能让刑事犯人得到最公正的审判。

为李晓明辩护的王赦不仅遭到网络上持续的讨伐谩骂，还在公众媒体面前被受害者家属以泼粪的方式羞辱，甚至连过去一直支持他的妻子，也逐渐地对其职业产生误解和失望，家庭关系因为职业而出现了裂缝。

宋乔安是这起电影院枪击案的当事人兼受害者家属，两年前，她陪同年幼的儿子去电影院看电影，途中因接听电话离开影厅，等到自己赶回影厅时，儿子被弹药击毙的惨剧已经发生。对于儿子死亡一事，宋乔安一直感到深深的自责，也因此变得封闭而偏执，与过去关系亲密的丈夫和小女儿逐渐疏远。

与此同时，宋乔安还有另一个身份，她是社会新闻SBCNews（品味新闻台）的负责人，因父母双亲车祸过世的原因，她在工作上严厉到接近苛刻的程度，是不折不扣的工作狂。但也因为行事作风上的一丝不苟，宋乔安主导的新闻节目在业界获得了颇高的地位。

李大芝是在SBC News工作的新人，平时沉默寡言行事低调，是职场上不引人注目的那类人。原本的新闻编辑因临产而无法主导正在播出的新闻节目，所幸李大芝在关键时刻解决了事故，因随机应变的处理方式而被宋乔安晋升为现任的临时编辑。

但李大芝也有不为人知的一面：她的原名叫做李晓文，是无差别杀人犯李晓明的妹妹。在事发之后，父母试图将变卖的房产补偿给受害者家属，但仍无法弥补李晓明所造成的伤害。在社会舆论的指责压力下，父母便躲到偏僻的乡下，为了女儿的前途着想，母亲让李晓文更改姓名和家庭背景，声称自己的父母在车祸中身亡。

应思悦是李大芝的房东，一个即将新婚的，自己经营店铺的年轻女性。她知情达理，对李大芝关怀有加。原本未来会一帆风顺的她，却被告知弟弟患有思觉失调症，也即是精神分裂症。在宽容度极低的社会环境下，患有精神疾病的家人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是蒙羞的存在，这样的家庭毫无疑问会受到旁人的闲话乃至责备。

刘昭国是宋乔安的丈夫，是一个社会正义感和是非观分明的媒体人。尽管同样从事媒体行业，二人在工作理念上却存在着极大的悬殊差距，儿子的死亡使得他们的婚姻即将走向尽头。

这些各式各样的人物存在着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我们与恶的距离》得以展开的关键。角色之间的连接显然是李晓明无差别杀人案一事，但同时他们也都面临其相对应的私生活的困境。

可以说，《我们与恶的距离》是一部拓展话题极广的作品，它同时还关于两性婚姻（宋乔安的婚姻、王赦的婚姻）、亲子互动（宋乔安与女儿愈发疏远的关系）、职业道德（新闻报道应该持有什么样的立场）、对待社会边缘群体的态度的探讨（精神疾病患者与普通人的相处）、网络舆论对个体的伤害。

纵观《我们与恶的距离》，有这样一些在当下网络环境中极具反思性的细节：

李大芝编辑的新闻稿件被宋乔安毙掉，只是因为她将严肃的社会新闻放到头条，而SBC News上一天的头条新闻则是“店员被客人泼奶茶砸头”；

为了争取更高收视率，SBC News在未经证实的情况下播出了一条“普吉岛爆炸事件”的新闻，事后该消息被证实是虚假消息；

将“女大学生被撞死”的新闻中的“女大学生”字眼改为“高材生”，以此博取更高的关注度。

标题党、虚报假报、恶意报道……SBC News这些行为完全就是当下大多数公共媒体的所作所为。在微信逐渐地占据大多数人日常社交生活的当下，越来越多毫无职业道德感可言的自媒体也成为了社会新闻的传播者，和社会舆论可能的主导者。不负责任的媒体对整个社会的破坏力无疑是不言而喻的。

回到电视剧本身，它所探讨的核心话题是贴合当下现实的：几乎每年都会发生不少的杀人事件，而每当有杀人案或是情节严重的人身伤害案件出现时，网络上总会冒出诸如“杀死作案者”、“处以死刑”、“判刑过轻”等义愤填膺的情绪化论调。当然，这些声音的存在一方面的确也说明民众的社会正义感和道德感达成了共识，他们的出发点毕竟都是善意的。

但作为旁观者，我们呼吁让作案者“杀人偿命”的声音真的是公平的吗？倘若作案者在杀人伤人时处于精神崩溃的状态，甚至患有各种精神疾病，倘若他们并不是真正地想要去伤害他人，但精神问题导致他们无法自控地做出这些行为，那么网友们正义凛然的“杀人偿命”难道不也是缺乏同情心的、不需要付出丝毫代价的伤害吗？

在这样一种案件尚且不够清晰的前提下，对作案个体的定罪无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基本人权问题和刑法层面的伦理问题。即便是针对恶意杀人的反社会者，我们是不是也应当在其作案过程清晰之后，法庭再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予以刑责呢？

而《我们与恶的距离》向观众提出了“患有精神疾病的杀人犯该如何处置”的问题，这样棘手的问题或许更该交由法律公正来定夺。真正应当引起观众注意的，是“精神疾病”与社会的关系。作为一类带有随机性的病症，“精神疾病”既可能是基因遗传或基因变异的先天性并发症，也可能是社会压力一手促成的悲剧。

就如片中自小失去家长关爱的李晓明；遭受工作被辞、女友自杀等打击的应思聪……他们的精神疾病都不可不认为与其所处的社会有关。

孩子从小被家长强迫去上各类兴趣班，大大小小的考试被家长监督，学校每天布置做不完的作业；初入社会的大学毕业生面对前所未有的就业压力，对前途迷惘而失落；中年人面临着赚钱养家还房贷的经济压力，工作竞争丝毫不允许他们怠慢。人们似乎从有了自我意识开始，便要履行相应职务，像机器人一样地生活。

生活在时时刻刻处于高压的现代社会当中，越来越多复杂的精神疾病随之涌现。人们对待周遭陌生人尚且冷漠，对待精神病患者可想而知更是避之不及。这种恶性循环的冷暴力只会促成更多人出现精神上的疾病创伤，导致更多的精神疾病患者走向伤人杀人的极端。

在观看《我们与恶的距离》的同时，我联想到的是这些天“1818黄金眼”微博报道的一条引发热议的新闻，标题是“小伙骑车逆行被拦后爆发，称压力好大”，

新闻里，年轻小伙在路边大哭，向交警倾述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交警们悉心开导并鼓励小伙。倘若这个时候交警们对小伙不予理睬，或是加倍地指责，谁又能保证濒临崩溃的他会不会做出极端的行为。

我们与恶的距离，中间隔着的是一堵叫做“理解”的墙。

作者| 卡洛斯的三棵树；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

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出处

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上周日晚播完了。

其实早就想写写它，但还是耐住了，想播完再纵观全貌。毕竟高开低走、崩盘烂尾的案例碰到过不少了。

但它立住了！

3月24日起开播，4月21日剧终，豆瓣评分仍坚挺在9.4分！IMDb上也只是从9.6分略降到9.5分。

影视娱乐类的公众号几乎都写过它，也曾经上过微博热搜。

虽然没在大陆播出，主流视频网站上也没有，但口碑效应出圈，想看的人自然还是能找到管道，豆瓣上参与评价的人已接近3.8万。

貌似中国大陆的观众总在羡慕“别人家的作品”。

如果说“文艺片高于商业片，欧美片高于国产片”算是观影鄙视链，那么电视剧圈的鄙视链或许更具象：英剧>美剧>日剧>韩剧>港剧>台剧>内地剧>泰剧。

前不久，张震接拍大陆的仙侠古偶剧《三生三世宸汐缘》，官宣后引发了广泛吐槽，电影咖、文艺片男神，年过四旬了竟然也跟特效捉急的玄幻画风搞在一起了，没眼看啊。

但这就是大陆电视剧市场的现状。

当美剧祭出豆瓣9.8分奇幻剧《权力的游戏第八季》(注：以下分数均为豆瓣评分)、9.2分科幻恐怖剧《爱，死亡和机器人》；

当英剧呈现9.5分生活喜剧《伦敦生活第二季》豆瓣、9.1分校园剧《德里女孩第二季》；

当韩剧热播9.2分医疗剧《囚犯医生》、8.3分校园剧《美丽的世界》；

当日剧贡献8.7分刑侦剧《紧急审讯室3》、8.7分家庭剧《昨日的美食》；

当港剧推出8.0分悬疑犯罪剧《铁探》、7.0分推理喜剧《福尔摩师奶》；

当泰剧上演8.8分同性爱情剧《清明时节爱上我》、8.5分复仇爱情剧《铁石心肠2019》时，

国产剧有什么呢？

中国大陆观众面对的是再翻拍的武侠剧《倚天屠龙记》5.7分、再翻拍的奇幻剧《封神演义》3.4分、再翻拍的奇幻剧《新白娘子传奇》4.2分，难得有个都市生活剧，也是4.6分《青春斗》这样的。

大陆电视圈太迷IP了、太迷流量明星了，一再钻进故纸堆、一再毁经典不说，拍点稍微现实题材一点的，也往往是走向悬浮、不接地气。

即使前段时间火过的家庭情感剧《都挺好》，拍出了一些社会问题和严肃话题，但也是有不少强行圆满、正能量先行的可诟病之处，评分7.8没过8分这道门槛。

而台湾呢？在台剧退流行多年后，再刮过来的风已然“士别三日，刮目相看”。

去年一部8.3分的教育剧《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已经惊到我们了，对亲子关系的探讨直接而深刻；今年又来了部更不得了的，法治剧《我们与恶的距离》刚播出前2集，很多人就高呼“华语最佳”、“神剧”！

与大陆电视剧动辄几十集、每天播也得播两个月相比，台湾这两部高分剧都只有10集的体量，一周只播一天，不怕观众没耐心等。

都是台湾公视联合国际巨头出品，《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是台湾公视×Netflix，《我们与恶的距离》则是台湾公视×HBO。

台湾才2300多万人口，结果有N个电视台，电视频道据说有100多个，竞争惨烈之下自然为收视率常会有非常手段，而台湾公视相对是政治上清流的，也不以营利为要务，所以才能潜心做好剧吧。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集结了很多台湾熟脸演员，《我们与恶的距离》的卡司则更加有大陆知名度，贾静雯、吴慷仁、温升豪、曾沛慈以及2017年金钟奖最佳新人陈妤。

话说金钟奖视帝吴慷仁真是个宝藏演员，《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他也有演，9.3分的《一把青》、8.5分的《麻醉风暴》、8.1分的《下一站，幸福》等等高分作品里都能看到他。

台湾曾经是偶像生产基地，但现在也没有唯鲜肉和流量为指标了，《我们与恶的距离》是中生代担纲，贾静雯45岁、温升豪41岁、吴慷仁37岁、曾沛慈35岁、陈妤25岁，另外主要演员有37岁的施名帅、36岁的周采诗、34岁的林予晞，更别提1971年的谢琼煖、1965年的洪都拉斯和1952年的检场了。

该剧导演是林君阳，作品不多，大陆观众比较熟悉的是他执导的综艺，2016年《十二道锋味3》。

编剧是吕蒔媛，她的作品我们熟悉的有2018年的《谁先爱上他的》，提名了金马奖最佳原著剧本；2016年的《滚石爱情故事》，其中《对面的女孩看过来》那一集(女主是曾沛慈)和《写一首歌》那一集(男主是郭鑫)的编剧是她；2015年的《出境事务所》，男主是吴慷仁。

《我们与恶的距离》一开篇就震惊观众：饰演律师王赦的吴慷仁在法庭外被当众泼粪，并被电视台直播。

接着带出一起社会恶性案件，两年前台湾青年李晓明在电影院无差别杀人，导致9死21伤，该案是台湾近年来死伤最多的随机杀人案，也是电影街有史以来首起致命攻击的犯罪事件，经过漫长的调查和审讯，现在司法机关核准了死刑。而王赦是李晓明的辩护律师，一直在探究杀人动机，想在李晓明枪决之前争取时间。

剧情由这个案件引发，但每一集都有一个新的事件和衍生新话题，有精神照护机构开在社区引发居民抗议、有精神病导演闯入幼儿园、有思觉失调症男子狠杀2童、有网红少女自杀、有遭霸凌的男生报复社会杀人、有得抑郁症的母亲带儿子跳海、有机车行新员工杀死老板、有高官受贿和上汽车旅馆，等等。

这些又都和主角们发生勾连，角色之间也是各种牵扯缠绕。

所以先搞清主要人物的关系图谱，是很有必要的。

【王赦】帮扶性的人权律师，经常帮恶性案件的被告做辩护律师。

【宋乔安】品味新闻台新闻部BOSS，儿子天彦是李晓明枪杀案死者之一，还有一个读小学的女儿天晴。

【刘昭国】宋乔安丈夫，网络先驱报BOSS，之前也在品味新闻台工作。

【李大芝】原名李晓文，李晓明的妹妹，改名后进入品味新闻台，但她之前不知道宋乔安是受害人家属。

【丁美媚】王赦妻子，已有一幼女，现又正怀二胎，娘家富裕。

【应思悦】李大芝的房东，开饮料店。

【应思聪】应思悦的弟弟，不得志的青年导演，女友自杀，应家有精神病遗传史，他也被诊出患有精神分裂症。

【宋乔平】宋乔安的妹妹，精神病看护社工师。

【林一骏】宋乔平的老公兼上司，精神科主治医生，应思聪是他的病人。

【廖纽世】宋乔安下级同事，资深新闻人。

每一集的片头都以社交网络上的新闻和网友评论为转场。很有现实代入感，也感觉很真实。

虽然李晓明案是串起人物的主线，也是戏剧矛盾的关键冲突点，但其实在第五集李晓明就被枪决了。

当最强戏剧点下线，如何还能绷住，继续抓住观众心弦，把这个案子的后座力推向生活更广处、人性更深处，这很考验编剧的架构能力。

全剧名场面很多，名台词很多，请自行观阅。

剧里几乎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但其实生活要你踩坑，是不会跟你讲道理的，你能做的，也就只能像中国女排精神那样：勇敢站起来，抖一抖身上的尘土，满怀信心地继续前行。

第一集-受害者

第二集-母亲节

第三集-裂痕

第四集-病识感

第五集-罪人

第六集-枪响之后

第七集-霸凌

第八集-众生皆有病

第九集-黎明之前

第十集-未来的样子

仅只有10集，但每个主要角色的塑造都比较完整，没有单纯的功能性角色，剧情不注水、节奏快，没有奇奇怪怪的柔光磨皮滤镜，职场的戏份也不悬浮。

虽然并发事件多，但戏剧矛盾集中，都是聚焦在人生交锋，这交锋生发于各自事件立场、社会地位、职场角色和性格特点的差异所致。

重点说说王赦和宋乔安。

王赦的主要困境来自职业理想和家庭生活的冲突。

律师本是个光鲜职业，但王赦满身社会正义，总接死刑犯的案子，赚得就相对微薄了，而且每天还忙得脚不着地，自然无暇照顾妻女。

王赦的正义理念很难获得大众理解，受害人家属更难以接受，键盘侠们也将其视为帮凶，总之就是多头不讨喜。

妻子丁美媚已做了全职主妇，又在二次孕期，幸好妻子娘家境况不错，时不时能贴补些。

丁美媚勤俭持家，也很支持丈夫工作，体谅丈夫不易，在娘家处处维护丈夫自尊。但“丧偶式育儿”的日子久了，再忍让的妻子也难免心生怨怼。

应思聪当时闯入的就是王赦女儿所在的幼儿园，丁美媚大受惊吓。后来应思聪被诊断患有精神疾病，身怀六甲的丁美媚自然更害怕他这种人。加之王赦帮杀人犯辩护，长期遭网友谩骂，并人肉搜索到丁美媚的社交账号，在评论区诅咒恐吓，加剧了丁美媚每日战战兢兢。

有一天丁美媚在街头遇到应思聪，应激反应中动了胎气，导致早产，后来新生儿还早夭了。丁美媚的父亲忍无可忍，痛批王赦自私，只顾职业理想，却连自己家庭都无力照顾。

再加上王赦的当事人陆续死去，他想追寻的法治正义推进困难，王赦终于面对现实，不再做帮扶律师，而代理起报酬高的案子，例如帮黑社会大哥辩护脱罪。

丁美媚真的是个好妻子，看到丈夫接违心的案子很压抑，她主动沟通，还先坦诚自己不对的地方，剖心剖肺说开了，两人都大哭，夫妻风雨同程就不必怕前路无彩虹。

王赦退出了黑老大的官司，还把律师费都退了，继续去追寻李晓明杀人原因，并促成凶手家属和受害人家属面对面谈话——剧里这里做得很好，没有绑架人性强行圆满，受害人家属很多还是不原谅的，但彼此这么交谈过，对双方都是一定程度的释怀。

宋乔安的主要困境来自丧子之痛和行业操守的冲突。

在其他人的描述里，儿子遇难前的宋乔安是个业务能干、情形温暖的新闻人，家庭关系也有和谐。

儿子死后的两年里，宋乔安性情大变，染上酒瘾，在办公室是女魔头，在家里是悍妻，对女儿也疏于照顾，导致家庭关系紧张。

新闻业本身也竞争激烈，抢新闻、搏收视率，各方面的焦虑叠加，更加让她走不出内心阴霾。

其实她还有一份内疚，儿子出事那天她也在戏院，她对影片不感兴趣，借着接工作电话的机会独自溜出去喝咖啡，这是剧情在后面才披露的，人物心理动因更加多维。

宋乔安的自我放逐也有自虐成分在，自己的日子若过得好，觉得就是对不起儿子。这是很普遍的一种幸存者心理，《唐山大地震》里徐帆多年后面对女儿张静初也说过，“我要是过得花红柳绿的，就更对比起你了”。

在职场上，宋乔安也丧失了新闻人的初心，但还不是毫无底线，在应思聪闯幼儿园时间中，她就顶住电视台压力坚持在幼儿获救之前不做现场直播。不过当她偶然识破她一手提拔的下属李大芝就是杀子仇人的妹妹时，她派出记者跟踪偷拍李家行踪，获得独家新闻，引发李家被媒体围追堵截，李大芝和她对质时，她也强硬回怼，丝毫不觉有违新闻伦理。

后来宋乔安被李大芝多次道歉和她顽强求新生的努力触动，也眼见媒体在追逐新闻时对一些当事人的伤害，她逐渐想走出受害人家属的困囿，调整了和丈夫女儿的相处状态，并且和廖纽世携手重整品味新闻的报道模式，面对高层干涉新闻自由，她用休假来抵抗，被下放到新媒体事业部，也姿态漂亮地鼓起干劲。

贾静雯很好地演绎了这个角色，完成度较高。当大陆女演员普遍抱怨人到中年、结婚生子之后就难再接到好角色，已结两次婚、生了三个娃、近年减产的贾静雯在台湾还能有演宋乔安这种正剧女主的机会，是幸运，是保养得宜，更是实力使然。

有专家说李晓明是自恋型人格，也有人说是反社会的人格。但李晓明到底为什么杀人，最终剧中也没有想当然的编造一个答案。

人已死，他的内心隐秘也就难以复刻了。

想起前几天在新闻报道上看到一个17岁男生从私家车里钻出来，当着母亲的面跳桥自杀，网上的评论沸反盈天，但那个男生的自杀动机、当时的心境究竟是怎样，已经无人知晓了吧。

“人生近看是悲剧，远看，就是喜剧了。”最后剧情结束在三年后，给了每个主角一个光明的结局，大家都重新在人生的跑道上出发。

但观众没有被强行灌输正能量之感，更多是会感到欣慰。

影视剧都是要造梦的，全员恶人、一黑到底固然很酷，但在临摹真实社会之余，收稍时温暖一点，让追剧的观众获得一点力量，本也是职责所在。

无需去断言什么今年口碑第一华语剧了，我只想说，《我们与恶的距离》很好看，就这么简单。

周围不止一个朋友向我推荐这部剧，《我们与恶的距离》。用三个晚上一口气看完10集。看到最后一集，紧绷的情绪终于释放，无数思绪涌出，终于决定写下这两三年来，第一篇“观后感”。

我们与恶的距离，从来不远。

这部剧谈及的东西很多，媒体公权力、法律、公义、精神病人、被害者家属、凶手家属……聚焦的人物也很多，宋乔安夫妇、宋桥平夫妇、李晓文一家、应思悦一家、王律师一家。所有人因为李晓明、应思聪这两个“有问题的人“聚在一起。10集故事，围绕“寻找”、“妥协”与“和解“三个关键词展开。人们试图寻找杀人者为何杀人的原因，人们向现实无奈妥协，人们主动尝试和解。这部剧里的人物塑造，围绕这三个关键词，渐渐丰满、真实，渲染到最后一集，逐层爆发，催人泪下的同时，也像这集的名字那样，让人看到”未来的样子“。

稍微关注新闻的人就会知道，这几年的台湾，并不太平。隔三差五就会出现所谓”精神病人伤人“的报道，其中2014年“台北捷运随机杀人事件”，和2016年“小灯泡事件”，更加为世人所熟知。我不知道剧中李晓明案、陈昌案是否脱胎于这两个案件，但李晓明给父母的信中那句“我要成大事”的表达，和“台北捷运案”犯人郑捷的在自己FB上写下的“要做大事”不谋而合。郑捷的父母、弟弟，也在案发后与他切割，媒体报道用词为“神隐6天”，之后出面向受害者道歉，下跪超过20次。重看当时的报道，郑捷的母亲和李晓明的母亲装束一样，帽子、口罩包裹的严严实实，在道歉后飞奔着逃离媒体的追击。

五年过去了，剧中李晓明父母尝试着去和受害者家属达成“和解”，现实中郑捷的父母又在哪里，他的弟弟在做什么，是否也和李晓文一样改了名字重新生活，搜了一遍，没有半点消息。

我记得，那几年很多媒体报道都在问“身为郑捷父母是什么感觉”，“是什么造就了冷血杀人魔”，然而，无人能找到答案。他和李晓明一样，被快速执行了死刑，人们只能从他在社交媒体上留下的只言片语去拼凑真相。他的父母，最终也没能站出来，亲口叙述孩子的成长，帮助分析、理清究竟是哪一步偏离了轨道，最终酿成大祸。

假如，我是说假如，在现实中，郑捷和其他很多被贴上“精神病”、“疯子”标签的人，能有幸和剧中应思聪一样，遇到一个不放弃他的姐姐，一个愿意聆听他的社工，一个愿意帮助他的朋友，或许很多时候，在帮助他们和自己”和解“的同时，也能避免掉很多悲剧的诞生。

突然想起2017年的港铁纵火案，那应该是距离我最近的由“精神病”引发的人员伤亡，1死18伤。案发次日清晨我去了现场，尖沙咀站内还有劫后惊魂的气息。60岁案犯张锦辉有精神病记录，需要定期复诊。案件中他被烧伤留医三个月后不治身亡，成为唯一的1死。而他为何作案的原因，也跟着他一起消散，他的妻儿，也再无音讯。

那起案件过后，香港传媒围绕“精神病患”关注并讨论过一点时间，最终不了了之。和剧中一样，传媒在意的是点击率，是血腥的标题，只有这样，才会让读者闻着血腥味来凑高点击率。标题怎么骇人听闻怎么来，内容怎么猎奇怎么来，比如在某媒体《【港鐵縱火案】疑犯鄰居買定家居保險：佢經常煲燶煲 間屋差啲著火！》报道中就提到，“邻居说案犯常常去赌钱、不做家务，好不容易做一次还差点引起火灾……”读者看了自然会联想到：难怪心理变态，这人该死。

没有人想要了解他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受害者家属只希望他们死，他们的家人也希望他们消失，键盘战士们早就杀了他们成百上千次。

没有人想寻找答案。王律师的执着和坚持，有什么用呢？在陈昌狱中自杀后，在他妻子因为恐惧应思聪而摔倒以致早产，最终孩子夭折后，他无奈妥协，放弃了去促成和解的尝试。

全剧最怀抱希望的人，放弃了希望，加上应思聪情况恶化，一切都down到了谷底，绝望，无奈，无可奈何。然而，在最后一集却大反转。没有放弃的社工，劝服了病情加重的应思聪，没有酿成伤人惨剧。王律师的老婆尝试理解、鼓励王律师坚持下去，去捍卫公义和人权。这种柳暗花明，正是《我们与恶的距离》最妙的地方，它呈现了不去试看看的后果，也描绘了努力去尝试的结局。

与恶的距离，就在这“试，与不试”之间。

每个人的行为背后都有复杂而多元的原因，包括性格、环境至诱发因素，可是传媒容易以单一因素来总结。“将复杂因素单一化很危险，变成finger pointing（指责）、二元化。我们不应该将事故当刻的因素，就解读为唯一原因。”

有港媒曾如是说。“媒体与恶的距离”，正正在此。韩剧《匹诺曹》里，男主角的父亲救火时死于火灾，却被污蔑为害死队友的凶手。劈天盖地的传媒令男主角和他的妈妈、哥哥走投无路跳海亲生。马航MH370事件，失踪的机长被传媒渲染成“会在家里开飞行模拟器的宗教狂热分子”，在其家庭所在的宗教国度，家人所承受的谩骂质疑，可想而知。

李晓文说的对，无良传媒“杀”的人，不比他哥少。

对“精神病患者”的污名化，是无良媒体的另一战绩。周遭的人害怕，越害怕，情况变得越糟糕。异样眼光、动不动就强势管控，让这些试图融入社会的”再生者“处于”被注视“的环境中，无法逃脱。

实际上，又有多少人知道，“思觉失调”，不是精神病。香港政府的“思觉失调”服务计划明确写到，“思觉失调是一种早期不正常精神状态，但如果不及早识别和及早治疗，是可能发展成为一 些精神病“。

如果及早识别“思觉失调”，治疗过程和治疗效果会比较理想。而且，当患者并未作出过任何伤害自己及影响他人的行为，日后他康复重投社区的成功率会较高。相反，如果患者早期未被识别和治疗，已发展到一些精神病时，治疗可能需要较长时间。即使彻底治疗，由于患者从前作过一些负面行为，又被人知道，可能影响其重投社区，过正常生活。

在我们的大众传媒中，又有有多少，去普及过、讲述过这些呢？

要拉开与恶的距离，要做的努力还有很多。挖掘案件背后的故事，而不是找一个符合大众期待的单一答案，才是最应该做的事。李晓明的家人，用了多大的努力才再次活在阳光下，被害者的家属，用了多大的努力才再次火灾阳光下，让生活继续，是拉开与恶的距离的不可或缺的尝试，唯有此，才能告别对悲伤的妥协，迎来与痛苦的和解。

比起除之而后快，探究犯罪心理成因，把犯罪心理扼杀在摇篮中，是还活着的人，最应该做的，让恶真正远离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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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台湾现况的人都知道，什么是台湾价值观，里面的很多比如里面的废死，为了解死刑犯不停奔波的律师，不顾人质安全，媒体现场直播抓捕。在为了收视率做低俗新闻，但又想确保信息真实度的新闻责任感之间纠结的品味新闻，其实都是台湾现状。 该电视剧为了体现真实的氛围，请了著名台湾最敢说的节目主持人李晶玉现场模拟精神病鉴定的政论节目。此剧由几个真实事件改编，质量说实话吊打了很多大陆剧，毕竟大陆剧现在很少有这类实事类的电视剧，还处于一窝蜂拍傻白甜式的肥皂剧的阶段。 但是，虽然电视剧将这些情节展现得非常严肃，然而这并不是事实，真实案件的加害者并没有妹妹，这个故事巧就巧在加了这个角色，显然这个角色是为了烘托废死立场而设定的。 这剧另一重要角色媒体，最臭名昭著的标题党就是从香港传到台湾后发扬光大，对的就是那个就是做彩色鲜艳大版面的🍎报，某种意义上说，台湾新闻氛围是它带坏的。以至于台湾网络媒体作过一篇报道，台湾媒体评论IQ30的讽刺文。网络酸民有句最刻薄的话讽刺台湾媒体：“今天不读书，长大做记者。”（这句话其实应该从大陆天涯台湾板块传过去的）其实不是因为他们真傻，一切都是收视率点击量，这点跟大陆网络媒体，自媒体半斤八两吧。这使他们很多报道内容没有下限，这使台湾媒体处于一种无厘头式的癫狂状态。 在选举制度下的国家跟地区，自由民主自然的被商业媒体垄断，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思维一般都是从学者论述，到媒体发扬光大，口口声声的喊着反对政府无能不作为，要反体制，其实这些媒体就是体制的一部分。自由主义的媒体仅仅是将媒体的公权力扩大化。作为选举制度中的第四权，唯一问题是它们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监督部门。这就是制度设计的矛盾之处，作为体制中的第四权者，自然是体制内的公权力部门，但没有监督部门，自然滥用权利了，但媒体作为言论自由的捍卫者，如果运用公权力对其约束，这本身就反了体制。 商业媒体收视率是电视台唯一生存的法则，而小小的台湾竟然有上百家媒体拥蜂而上，这么小的市场，为了生存各种没底线的故事都会报道，目的就是吸引眼球。都说媒体监督政府，关键问题是谁来监督媒体，这就是台湾乱像的起源之一。 这部剧展现了台湾媒体的生存困境，也展现了台湾价值观，比如政客节目上最经常出现的恐龙法官，废死联盟，把精神病院盖在热闹的居民区等等。 另外里面的几个主角的价值观都是绿色政治人物倡导的东西，并不是它们不好，而是这些倡导不切实际，不能解决问题。导演对台湾环境的写实至少在电视台职业展现上可以说是纪实的。 同样，里面的主要人物角色其实都是非理性的，不是不可信，这是一种现实状态，一种小确幸的傻劲，这个电视剧把它做成了招牌。 比如，律师自大认为自己可以通过了解死刑犯的过去就能杜绝这类屠杀发生，这是社会工程，任何一个团体或者一种职业都不可能单独做到这些。电视剧中，这个律师上了不只一次政论节目，剧中这个角色有意思的就是在上节目的自信跟现实中自卑心态鲜明对照，体现在剧中见岳父岳母上。显然这个角色的自卑来源能娶到跟他身份地位不匹配的女人。 他做了大量跟工作职务要求不符的事情，显然有冲撞法律体系冲动，这类冲动的律师，又常上政论节目，那就有着显而易见的从政欲望，这符合台湾从政三大行要求——农业，医生，律师。不过大陆这边把企图冲撞法律边界的称之为职业讼棍，这类律师在没到社会转型需求的时候，成长空间不大。 这部剧表达的是现实，也表达了价值观盲区的迷茫，整部剧看着挺憋屈，整个人陷入无穷无尽的压抑状态，最痛苦的是，这些问题无法解决，一集延续到下一集。感觉这是一种集体的无意识压抑。 我个人认为这是一部表达价值观困惑的剧，并通过一起真实案件将这种困惑表达了出来。这是追求的价值观跟社会现实脱节的困扰，在这种困扰中，社会其实在原地打转甚至后退。 最后，还有个真实荒唐的事情，台湾一号女领导把这部剧当政绩宣传并在Facebook推荐，老实说，这部剧其实隐含着对台湾现状的摇摆姿态，而否定只有两个原因，要本土，却并不本土。追求价值观，但没有价值。

“在一个奴隶制存在并得到维护的国家里，一个正直公民的唯一出路就是监狱。”——列夫托尔斯泰《复活》

绝大多数人一直觉得关在监狱的人才是有罪的，很少有人会认知到，真正有罪的是监狱之外的人，因为囚犯的罪已经被法律审判了，而监狱之外人群罪行的审判尚在来世。如果这世界上没有来世，那么这份审判也因为占着群体的压倒性人数，从而被赦免为无罪。你们知道的：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罪的，决堤时没有一滴水是无罪的，一场命案的发生没有一个人可以称自己是无罪的。

News哥说我们都是好人为什么结果会是这样呢？

其实我当时第一感觉是认为，编剧应该把这句话话改成“我们其实都不是坏人，可为什么结果会变成这样呢？”。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有一句话回答了这个世界99%的疑问：我知道结果，却不知道原因。我也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但是如果世界上还有人在找寻原因，那么事情就还有向着好的方向发展的可能性。

很久不看新闻了，尤其是这个词变装成了“热搜”。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王宝强的离婚案，鹿晗的女友关晓彤，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陈羽凡吸毒，每一个走上热搜的新闻里，我记住了事件的名字，却并未有多少注意力去关注事件的发生、高潮、谢幕，就像路边开过的花，我走了千次，它花开花谢里，似乎连记忆中的影像都让我带着质疑——银杏树真的会开花？

今天突然想认真的写一篇文章关于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并不是它有多好，只是觉得：如果我们都开始寻找原因，一切即便是以龟速在变化也终归是可以改变些什么。比如原本打在无辜者身上的一滴水也开始学会温柔。

这部剧只有十集却有无数议题，触及到我思绪的变得千头万绪，借《苏格拉底的申辩》中苏格拉底的一句话作为讨论的开始吧：就像一段长跑，你们跑过了我，可是邪恶比你们更快。虽然今天你们判了我死刑，但是我的审判已经结束，而你们的才刚刚开始。

李晓明在有成剧院开枪射杀，被逮捕后只说了一句话“这辈子我要做一件大事”。一件事，一句话，十万火力。故事的开幕点爆了烟火，烟火好看，炮火很响，而我看到的最经典评价是今年的金马奖非它莫属。这句话没有错，可为何如此像个无赖。

很早以前我看过一个新闻，有一个杀人犯从北追到南，在逮捕后记者的镜头前面微笑着说“这辈子只在电视前面看过，没想到自己还会有上电视的机会”。评论区七嘴八舌，有调凯，有愤怒，有跟风，还有颟顸无知。

不记得是高中时代还是大学，有一则关于叙利亚战争的新闻报道：很多年轻人并不知道自己扛着枪，走在示威人群中会发生什么事，不过是单纯的觉得好玩。我相信很多人是没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去看战地记者在战争核心区拍摄的图片。为了照顾广大人群脆弱的心理，血腥与暴力往往都被烟雾多遮掩。

这两则新闻，一个是有意为之，一个是无意为之，除了都挑战了人性的共同点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点，这里面都有人群。《乌合之众》有一句：人群是没有头脑的，他们依靠脊髓在行动。一个人不敢做的事，但因为一群人而使得力量变大，从而失去胆怯，开始为所欲为。

为什么我们会需要法律？因为它是民主的象征？那奴隶社会、君主制社会、封建社会都有法律。最大的自由是自律。可是除了极少数人有足够的自律，大多数人并不能做到。因此，法律不过是帮助大家自律而已。

这便是整部电视剧我所想说的：你希望你吃的绿色食品是真正的绿色食品，你希望你穿的衣服是真正天然原材料，你希望你装的防盗门是真正的安全无害，你希望这个世界所有的监狱都能关住坏人。

读书群的伙伴说“就像无名河边上放生的鲤鱼，前面放生后面在捞”。我百思不得其解一个人究竟得做了多少亏心事，需要做这种事储蓄功德！事情的重复在于，一个人不仅需要如此荒唐的行为拯救虚无缥缈的福祉，也需要以荒唐的心里暗示获得人身安全。为什么一个人需要费尽心机的赚钱去买一套顶级公寓，安保措施达到十级以上？为什么一个家庭要花十倍的钱去私立学校？为什么一个人沾惹罪恶后从出生到死亡都是罪恶污染源？由这个问题开始的贫富差距、社会安全、学校教育、人际关系复杂到整个大英博物馆都难以容纳下其文献、研究、报告、分析、数据、解读。

你以为你花千金就可以建立逃避恶的封闭屋，它其实就是一场雾霾，同呼吸共命运。我们应该都知道从新中国建国至今，我们国家的法律条文增长速度与GDP比翼齐飞。我们也应该知道文化教育水平从全民平均的小学水平，飞跃到接近大学水平。我们更应该知道比起上一代人的生活水平，我们至少没被在类似于“三年自然灾害”谎言中弥难。

作为“七岁智商”的群体，我们深信只要去好的学校，有好的工作，就可以安稳、幸福然后在以平安为表面下享受着过完一生。我们谩骂法律保护有钱人的利益，然后转过身谋取一切福利让自己变成有钱人。在成为有钱人之后，我们才发现真正掌管安全无害的是有权人，所以我们在卖官鬻爵的勾当中让自己穿上权利的衣服。让我觉得在这个看不见终端的链条中最不可思议的一点是：踩着别人善良登上高峰的人，明明一生与庄稼汉同样奔劳却为何会觉得对方卑下。难道真的因为拿着屠龙刀的就长得比拿着杀猪刀的帅？

安全是自己给的不是法律给的；幸福是自己与自己的和解不是咨询师颁发的结业证书；理想的环境确实是争取得到的，但是它必须首先是理想不是幻想。钱和权，可以做很多事。比如你被银行前台营业厅的客服指责了一句，你可以立马让她卷铺盖回家。再比如，在昏庸和谄媚的法官面前，你可以免掉牢狱之灾。这些对于普通人而言是如登天难事，于他们而言不过是举手之劳。

可是谁想过，你今天比上一代人生活的环境更安定，你付出的劳动才是上一代人所说出来的那一点点苦而已。可是你觉得你过的好吗？安全吗？俗气一点：幸福吗？在法律保护了你的肖像权、财产权，选取权，被选举权之后呢？你觉得你内心获得安全了吗？你觉得你与十年前没有更完善的法律时，生活的更有安全感了吗？

为什么我们都知道鸟儿站在细枝上不是因为它相信脚下的树枝而是相信它自己的翅膀，却从来不知道自己才具有真正保护自己的力量，法律不过是那根树枝而已。我们没有翅膀所以不能飞翔，因此很多人会说，因为我们面对事实的无能为力所以只能求助其他人。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惩罚罪恶，所以只能以恶治恶。

如果解决一件事你采取了最容易的方式也将埋下最容易引爆的灾难。群众的愤怒是最大的力量却也是燃料最快的武器。距离江歌案审判结束不过半年，媒体便抛出江歌母亲利用群众同情心继续装受害人等话题。我们明知道祥林搜是个悲惨的人，但是听了十遍后便觉得好笑。你以为你拿起的是道德的武器，其实不过是一张刻着惩恶扬善的求签桶。

法律只负责审判，它并不负责杜绝；道德可以负担一切美德但它负担不了公正。王赦说“我知道他杀了人，我知道他该死，但是为什么你们要这么着急。我们作为被告人的律师不知道，媒体知道。”

谁会知道自己在无形中杀了善良，这种比海洋之心，UFO还罕见的东西又何曾出现在我生逢不幸的时候？愿意坐下来听完整个新闻的人必定曾被不幸对待过，而被善良解救过。我想身在民主时代是我们的幸运，因为它努力的维护着尽可能多的人身上的利益，也给予身处最底层民众尽可能多的机会去挣扎。

我们对世界的不满并不会改变世界对待我们的方式，思想是根植在人生存环境当中，我不相信一个电视剧会改变一个人的决定，就像我不相信一个人没有被恶意的对待而做出了泯灭人性的行为。那么你知道一切都没有意义，一切都不会改变为什么还要做这件事？

恰好是我不知道这件事的原因，所以我想知道原因，在我正常行驶轨道上的一点点改变，角度似乎改变了，或许将来我不过是兜兜转转又回到冷漠的态度，但至少我曾在黎明前挣扎过。说这是五十步笑百步，荒唐，地图上中国与美国不过十厘米，你走五百步能到吗？

你是行恶的人，我在无意中种下了恶的果，我们都是有罪的，但我们中间差的不只是五百步，因为我还有人性的挣扎。《我们与恶的距离》并不是宣判了谁的罪，就像法律它并不能审判所有人的罪，它只是说了一个重复的话：无论是谁，犯了错都有坦诚错误的权利。道德审判的是人性，但你必须知道它来源于人性。我们只有七岁的智商时却没有七岁的善良，你觉得只有酷责才能制止悲剧，但是随处可拾的例子告诉你，酷责并未制止恶，再严酷的刑罚也阻止不了罪恶发生的脚步。真正阻止恶发生的，始终是那一点点的同理心，也就是人同此心，事同此理。

王赦说“媚，我真的很羡慕你，你有爱你的爸爸、妈妈，你生来就不需要懂得苦难。”（原文有所偏差，其意思一致）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能理解美媚所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啊，可为什么在你眼里我就是那种十恶不赦的人，我也只是想保护我的孩子”。

我们与恶的距离中间有什么？有你，我，他还有它，一个人不仅有人性还有兽性。我们不需要宽容任何人，但是我们需要克制自己的兽性，这份克制里需要我们去明白一个人的难处，去体谅一个人的不幸，去知道一件事发生的推力，从而改变自己的例行轨道，避开下一次的种恶之旅。世界本就不缺恶意，何苦为难善良。

为什么我要写这篇文章，为什么如此迫切的想要推这部剧，我想或许这样那个濒临绝境的人会获得最后一根稻草，而有一天我的小孩路过马路时，对方会留存一丝善念。毕竟，如果悲剧发生时，始终是：我们无法挽救的不只是生命还有人性。那法律的意义在哪里？道德的意义又在哪里？活着的保障又将何去何从？

这篇短文是对上一篇文章的一个简单引申，不是论文，只是一点反思。

刚过去的周末，在家看完了今年很火的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从精神疾病科普的角度来说，私以为这是华语圈至今最好的一部片子，哪怕是此前颇受好评的《人间世》在《与恶》面前也有点相形见绌。

当然，纪实与非纪实很难放在一起比较，但就思考的深度而言，《人间世》中关于精神疾病的那两集还是稍稍弱了一些，很多社会问题只是一笔带过，很多患者背后的故事（也许受限于篇幅）也只是浅尝辄止，让人惋惜。

当然，此前与剧组导演聊天，也知道《人间世》的重点是在于人的情感，并不像《与恶》那样“是要找出事实的真相“，就像片子里的王赦所做的那样。

作为法扶律师，王赦认为：与其通过死刑来平民愤，不如好好研究下罪犯是如何一步步成为罪犯的，从而我们才能从根源上去预防它、避免它，死刑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杀了一个李晓明，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千千万万个李晓明。

而更佳吊诡的是：片中的无差别杀人犯李晓明是精神病人，这就更增加了案件审理的复杂性。

《与恶》就是从王赦为李晓明辩护开始，在王赦试图揭开李晓明何以成为李晓明的过程中一点点展开，同时加入了加害者的家人、受害者的家人、王赦的家人、媒体工作者、精神病人、精神病人的家人、精神科医生、社工等等不同利益相关方的视角，为我们编织起一个人际关系的大网。在这个大网里，去反思善与恶的边界，更重要的是去实现善恶问题以及医疗问题的“脉络化“，把问题放到它的前后文里去看，去厘清李晓明及片中另两位精神病人的人生脉络，去辨识他们的精神疾病究竟是在怎样的人生际遇、怎样的社会关系、怎样的家庭氛围中一点点形成的。

正如片中做电视新闻的News哥所说的，《与恶》要的是“同理心“，而不是对善恶问题的“去脉络化“的随意审判，因为当你能够从对方的立场出发去感同身受的时候，就会发现故事从来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便会知道善与恶、好与坏、正义与不义等等二元对立都只是对这个世界的过度简化。

所以，我说：《与恶》是一出很好的社会医学普及片，因为它让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个孤立的、片面的诊断标签，或是一个个简单的、刻板的症状描述，而是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故事。而在前面那些标签里，在那些描述里，人的属性总是被抽离的，意义与脉络也总是被解构的。

作为医生，我们往往不知道，——也并不关心，——在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除了生物学因素之外，有哪些社会的、家庭的、历史的、政治的因素也牵扯其中，因此我们的病理学只是生物病理学，却没有社会病理学的空间。

但是，一名手外伤或者头部外伤的病人可能是在工厂做工，而工厂却没有做好工人的安全保障；一名糖尿病足的病人下肢都快烂掉，血糖始终没有控制好，可能是因为要一人承担家庭所有经济，又要照顾家中瘫痪在床的母亲；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出院没几个月又住了进来，可能是因为家中仍旧缺乏相应的资源去支持精神病人的长期康复。

在Michael Marmot的《健康鸿沟》一书里，他罗列了太多人群健康状态与社会经济梯度呈正相关的证据。从前，在美国，肥胖、糖尿病、高血压是富贵病，是富人得的，因为富人大鱼大肉吃得好，而现在，却反了过来，为什么？因为富人开始天天动感单车、普拉提，天天Omega-3、高纤维，而美国穷人却成了垃圾食品的最大消费族群。

我们也不知道，疾病对于患者及其家庭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把那些无法解释的躯体症状（太多头痛、胸痛、胃痛患者都找不到明确的器质性因素）都揉作一团好不爽快地丢进精神科的垃圾桶里，却不问问他们究竟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无法解释的躯体症状的。

当然，当代医学的去脉络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工业革命后一切都以标准化与规模化为目标的社会的产物。此前，在读潘毅的《中国女工》的时候，我甚至有种感觉，这分明在讲的不是岭南地区流水线上工作的女工，而是大医院里的医生，只是对于医生来讲，他们所处理的不再是流水线上的商品，而是病房或者门诊病人。同样与女工相似，在大医院里，不管是谁，哪怕是主任，如果哪天不幸离世，没过几天也会有人顶上来。

人的消亡在这里是不足轻重的，有一点不可否认，那就是大部分的人都不是无可取代的，今天一过，明天一切又都会回归正常。

其实，各行各业无不如此。BAT等网络公司无非是所谓的“大厂“，IT从业者无非是“码农“。而当码农们在反对996的时候，007的医生甚至连反对的时间都没有。

20世纪初的汽车制造业出现了福特生产流水线，大工厂、大机械化生产开始取代原有的小作坊式生产，垄断组织逐渐形成。而20世纪初的医疗行业则出现了以约翰·霍普金斯医院为代表的大型综合性医院，于是就像刘易斯·托马斯在《最年轻的科学》里所写的那种精打细做的、服务至上的小诊所也就渐渐只是成了他对父辈的回忆。

我好友的爷爷是村里的老中医，我们时常聊起他爷爷的故事。上山采药，在家里自己研磨炮制，一个村子里的人生了病都来找他。而现在呢？甚至连中草药都已规模化种植。

在这样以效率至上的社会里，作为医生，连扒口饭的时间都没有，又谈什么“脉络化“、什么“同理心“、什么“服务至上“这种假大空的东西呢？

当然，职业分工的细化是可以谈到的另一个问题。就像前两天在朋友圈看到的另一篇文章所吐槽的，国内的医生经常要做杂七杂八的事情，所有事情都得医生来做，那么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就只能先挑重要的做，那么相比病人的那些家庭问题、社会问题，自然对于医生来讲，治病是第一位的。

再回到《与恶》，在《与恶》里有一对夫妻档，很是有爱，两个人都在精神科病房工作，丈夫是精神科医生，妻子是精神卫生社工。我觉得，这部片子对于内地观众来说大概是了解医务社工这一职业最好的一部片子了。但大概许多人都对后者的工作很不熟悉，因为在国内比精神科医生更缺的是精神卫生社工。

就像片子里有次这俩人在病房里吵架，妻子说：“你就只知道开药，病人出了院以后的问题你就什么都不管。“丈夫说：“对，我就是负责开药的，不开药没有健保，医院还怎么运营下去。至于说那些什么家庭资源、社区回归，是你们社工的事儿。“

所以，社工很多时候就是在处理患者及其家属的许多家庭问题、社会问题，需要去帮助他们寻找出院以后的落脚点，需要为不同家庭匹配相应的康复资源。所以，如果在我们医院内职业分工够细的话，那么关于医学脉络化的许多问题实际上都可以得到分担。

当然，如果医生不重视这些问题的话，那么医务社工在病房里的存在也会几乎等同于零，但我们至今对于疾病的社会性仍旧缺乏重视。

还是以著名病理学家Virchow那句话作结：“医学是门社会科学，政治从广义上讲无非是医学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