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改编自法国历史上的著名冤案“德莱弗斯案件”。1894年,法国犹太裔上尉阿尔弗雷德·德莱弗斯(加瑞尔饰)被错判为德国间谍,被判处叛国罪。
舆论就像洪水,汹涌来袭的时候,分不得方向,只能被其裹挟前进。但是我们不能一直任由洪水泛滥,要竖起一道围墙,不能向舆论低头,要分清楚方向。我很佩服法国凯撒和美国奥斯卡,好电影就是好电影,不能因为舆论和抗议就去改变对于艺术、对于好的定位,如果连这种程度的大奖都向舆论妥协了,那这个世界有多荒唐!21世纪最可怕的就是“民粹”。电影应该是艺术的,让人遐想、向往、触动,电影人也应该有所坚持。我不了解罗曼.波兰斯基,也不为他说什么。但是我想说当年那个被他QJ的13岁美国女孩已经50多岁了,但现在为止,她仍然受到舆论的伤害,生活也受到巨大的影响,一片片雪花不仅仅是波兰斯基的艺术创作的肩上,而且也要压垮那个女孩。其实,这起案件自从在1977年发生后就已经成了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几乎波兰斯基一有作品问世它就会被拿出来重新演绎一遍,即便案件受害者萨曼莎·盖默在多年以后表示早已原谅了波兰斯基,并参与到为波兰斯基的辩护中去。 理智在什么时候显得都尤为的重要。 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去公审别人,那是神和法律的权力。 很多男性的公众人物也有参与到女权运动中去,就像韩国演员刘亚仁说过的“他很支持女权运动,因为女权运动是人权运动一部分”。我也很尊重女权,不管男权女权都是人权的一部分,男女平等,人权高于一切。 希望大家都不要成为雪花和组成洪水。
1.战后的法国需要用民族主义调动民众的积极性来为法国资产阶级政权服务和转嫁阶级矛盾,德雷福斯作为犹太人就很不幸的被牺牲了。要批判既得利益者,不要去指责民众(民众也分好几派,而且许多民众后来意识到不也为德雷福斯的真相摇旗呐喊了不是吗?德雷福斯最后不也是平冤昭雪得到补偿了不是吗?),民众也很无辜,他们的生活被多重剥削已经很辛苦了,哪有时间去研究意识形态问题,被统治阶级操纵他们也是受害者。 “民主的暴政”理论完全是一摊狗屎!民众(工具化)被控制,被利用,被当做靶子被伤害,而背后的人呢?是谁操纵起民粹而牟利,那些声讨人民群众的精英们或小知识分子是眼瞎了吗?他们看不见也不会去看见,他们就指望着“老大哥”时不时的施舍苟且偷生,他们是最卑鄙的投降派、机会主义家,甚至还有马基雅维利主义者。 左拉的《我控诉》写的很好。关于民族主义后面更深层次的阶级问题,中国也曾经被东边的军国国家既日本民族深深伤害过,一个湖南人说道:“中国人民同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民族败类。” “我们对于日本无产阶级的士兵并无冲突,我们要用一切方法使他们站起来,反对他们本国的法西斯压迫者。” “日本除了亲美的垄断资本和军国主义军阀之外,广大人民都是我们的真正朋友。” 2.怎么不谈谈巴黎公社的影响,哦,原来一个个都tmd是小剥削阶级,害怕人民群众当家做主。哪怕只是意识形态。 3.文艺作品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意识形态与人的存在是具有统一性的。电影中的意识与波兰斯基本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将两者进行脱开才是无比愚昧的蠢货(奉劝看点书吧),就是说那些个极端的“艺术爱好家”们。我们当然允许导演利用历史性文件进行控诉,但现实意义则必然由现实来审判,它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有时候矫枉过正不是一件坏事。
我对法国历史所知甚少,第一次听说“德雷福斯事件”是在观看一个揭露左拉死亡之谜的纪录片时。影片中,探秘者提到,这位伟大的作家因为在《曙光报》上发表了题为《我控诉》的文章而受到当时国家主义和反犹主义情绪高涨的法国民众的抨击。(在文章中,左拉为一个被冤枉成“叛国贼”的犹太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大胆发声,他控诉了当时的政府、军队、司法体系和所谓公正、客观的“科学调查”。)左拉因为站在了大众和权势的对立面招致祸患,他被判处巨额罚款,还被迫跑到英国避难。左拉夫妻于1902 年 9 月 29 日在巴黎死于煤气中毒,根据记录片的猜想,很可能是一个极端的反犹主义者堵住了他家的通风口,实施了这场谋杀。如果事实真的如此,那么仗义执言的代价也太过沉重了!
我第二次思考“德雷福斯事件”,是在2018年10月份左右法国政府提出对非欧盟学生增加10倍以上的高等教育注册费时。为了反对这种违反大众教育本质和法国“自由、平等、博爱”的立国精神的议案,我也参加了几场抗议游行。其实,游行者不局限于非欧盟学生,更多的是土生土长的法国人。他们认为,政府的不合理政策总是先从外国人开刀,再把对象慢慢延伸到本国人,最后所有处于弱势的人终将被压迫——所以,有必要在最初就对所有不平等说不,即使只是发出微弱之声,即使战火暂时烧不到自己。听到这些声音,我深受感动:作为弱势的外国人能受到本没有被波及的陌生人的支援,感觉是无数个左拉在义愤填膺地为无法发声者呐喊!
19年11月中,《我控诉》在法国上映。在看到地铁站的海报,我瞬间被吸引。为了防止历史知识匮乏造成观影困难,我专门找了法国新拍的纪录片来看。
纪录片中,事件中最特别的人物乔治·皮卡尔一下子引起了我的兴趣。这名调查德雷福斯事件的军官,本来是负责给所谓的“叛国者”最后的重击,但他在调查中却发现了许多疑点。抽丝剥茧,他最终找出了真正的叛徒——埃斯特哈齐。然而,为了维护军队的“权威”和“尊严”、为了保护自身的地位不受威胁,上位者们拒绝了皮卡尔要为德雷福斯正名的诉求,他们将他送到了北非镇压殖民地起义的战场,期盼可以永久地甩掉这个麻烦。对我而言,皮卡尔明知会危及自身还选择正义的形象非常伟岸。
波兰斯基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个处于“正邪”抉择之间的人物的复杂性,他以后者为核心展开了全片的叙述。不过,不同于我心中英雄式的皮卡尔,导演将他塑造成坚守自己职责和信念的普通人——他有多个面向:认真工作者、通奸者、有反犹主义倾向者,他像你我一样不完美,但他也和你我一样用平凡成就不凡。影片结束时,重回军队的德雷福斯很克制地对为他翻案的“功臣”皮卡尔说了句:“你只是尽了自己的职责。” 是的,对那一代还有信念的人而言,忠于自己的信念不过是最基本的操守。德雷福斯也是这样,即便被隔离关押了四五年、不能与任何人交流,他在重获自由后对国家和军队也毫无怨言,他甚至还去到一战前线,为国奋战。
在宏大叙述显得十分可疑的今天,我们——一个个分散的、碎片化的个体——要坚守什么?作为社会人,个体的共同体想象是什么?反复思索,极端个人主义的我仍然被“德雷福斯事件”牵动,是因为左拉、皮卡尔等个体捍卫在大历史中“无足轻重”的、微小的存在。我想,被人文主义精神熏陶了数年,我选择坚守和捍卫应该和他们一样。正如村上春树的名言所述:“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
本片的片名就像电影中所表现的一样,来自左拉的《我控诉...!》。影片用精致而写实的画面几乎完整还原了德雷福斯Dreyfus案件的始末。
波兰斯基并没有以事件主角德雷福斯的视角展开故事,而是选取了后任情报部门主管发现事件真相并力争还德雷福斯自由的故事线。
先要说明的是,目前很多翻译把德雷福斯翻译成屈里福斯,这个很容易让人困惑,毕竟在历史书上中文一般都翻译成德雷福斯。(当然还是很感谢字幕组)
电影开篇就是在可以看见远处法兰西象征——艾弗尔铁塔的广场上,德雷福斯当众受辱,被剥夺军衔和佩剑,虽然他口中一直高喊自己是清白的,但是围观者还是群情激愤的对其攻击与咒骂。
整个事件的经过当然电影已经交代的极为详尽。但是加上一定的历史背景也许可以更好的理解本片。
这就要从1870年普法战争中,法国惨败说起,战争的失利不但让法兰西第二帝国崩溃,整过国家进入第三共和国,更使得整个法国社会包围在一片仇视德国的氛围中。
而犹太人作为很多法国人解释战争失败的替罪羊,也开始受到攻击。
紧接着又发生了“巴拿马丑闻”,更是让犹太人的处境雪上加霜。
简单来说就是1891年成立的巴拿马运河开凿公司因为项目前景很好,所以吸引了法国当时大批中产之家购买它的股票,后公司又多次通过行贿政府官员的办法,使得政府通过法案,允许其再次发行股票。最终公司破产,众多中小投资者深受其害。
就在这种反犹的背景下,1894年9月一份被送往德国住法国武官的信被人发现,信中记载了法国的部分军事机密,而字迹和德雷福斯上尉貌似吻合。其被捕后,又出现了上述德国武官写给意大利参赞的信等证据,很快德雷福斯被判终身监禁。
请注意本案自身的关键词——犹太人、德国等等,都完美契合大众对敌人的认知。
当然就和电影中一样,虽然又有很多波折,但是最终由于皮卡尔(男主)的调查和揭发,德雷福斯最终获得自由并官复原职。
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1898年1月左拉发表的《我控诉...!》。
负债累累,作恶多端的人被认为清白无辜,而德行端正的人却被控有罪。当社会无耻到这种地步,它就要开始腐烂了。(第十八段)
左拉还说:整个欧洲和世界在注视着,全世界都相信德雷福斯是无辜的。我们在伦理上的色当之役(法国1870年被普鲁打败之役)败了,今天比当年的败北还惨百倍。
从此之后,整个法国分裂成了挺德雷福斯派和反德雷福斯派,最激烈的时候,人们甚至在酒馆由于观点不同而大打出手。
政客们也纷纷表达观点进而站队,甚至法国政坛也得以重塑,最终的无罪释放,使得右翼力量在议会中受到重创。
请注意这件事的时间是1894年,距离《辛德勒的名单》《美丽人生》等的故事发生还有40多年,这种对一个特定族群的仇恨其实由来已久。
很有趣的一点是,刚到任的皮卡尔开始调查德雷福斯事件时,镜头两次给到他无法打开办公室窗户的镜头,也许需要打开的是正义之窗。
影片结尾皮卡尔和德雷福斯的见面也意味深长。面对使自己回复自由身的男主角,德雷福斯没有丝毫的感恩戴德,而是告诉对方你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情。
如果一个社会要因为一个人仅仅做了本职工作就该得到表演,那就仿佛和表扬一个运动员没有服用兴奋剂一样荒诞。
电影整体稳重,基调平缓,镜头语言也很平实无华,这反而增加了本片真实事件的感染力。
当然最后还是要说一下广受争议的波兰斯基本人。
他作为犹太人,长期关注大屠杀题材,拍出过《钢琴家》等反应二战的片子,同时他的妻子被曼森家族杀害的事件也是尽人皆知。
当然波兰斯基作为现在还在被美国因为性侵通缉的人员,当年的案件大家也基本有所耳闻,当时他以没有受到公平审判为由,弃保逃亡国外。
当年案件的真相并不是本文重点,重点是最近在凯撒奖上,有些电影人听到波兰斯基获奖后起身离开以示抗议,更有很多人到豆瓣给《我控诉》刷一分。
《流浪地球》剧组成员上千人,难道作为普通观众可能了解他们所有人有无犯罪记录吗?
波兰斯基的案件当然应该是美国执法部门去追究,表示抗议的电影人也表示理解。但是在市场化的今天,我们面对的包括电影在内的各种产品,只需要考虑产品本身即可,而不需要知道编写了微信的程序员们的道德水平或者犯罪情况。
对于《我控诉》电影本身,如果抹去导演姓名,这是一部缺乏亮点的优秀古典电影;如果加上导演姓名,此部影片所让人联想的现实事件也是不言自明的,即波兰斯基的“罪”。因此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作品和作者是否可以、是否应该分开? 首先,我看过波兰斯基的几乎所有电影,我认为多数人和我一样,不会否认波兰斯基的电影的优秀。 对于他“犯罪”的事实,即便看过纪录片之后,我们逐渐接近事实的真相,即便存在司法不公的可能,即便波兰斯基也有自己的难言之隐,但是我们应该尊重法律。因此女权发起抵制、阿黛拉离场是合理的,我们支持她们勇敢发声。但即便我们发起抵制,也应该针对他的为人,而非他的作品。正如当今失德艺人都会收到惩罚,且作品也都会被封杀,但其出发点是艺人的道德,而非作品本身的好坏或其人的才华,其目的在于维护社会道德。一位有罪之人,我们势必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甚至可以剥夺他的创作权,甚至生命。但是我们是否就应该否定他所有才华呢? 人才,是可以分开写的。我们可以从历史中窥见一斑。贪官秦桧,修订的《四库全书》丰富了我国文学史;罪人秦桧,对书法艺术和宋体字的推广贡献亦不可谓少;马丁路德金,私生活糜烂放纵,通奸嫖妓皆沾,却是黑人民权运动领袖……古今中外,人与才相分离的例子不胜枚举。民国时期,世人对多情才子胡兰成曾有这样的评价:“其人可废,其文不可废。”此言可谓切中了肯綮。 阿根廷女权领导者之一、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卢奎西亚·马特尔曾在评审团发布会上表示不会参加波兰斯基电影在本次电影节的晚宴,也不会起为波兰斯基获奖而祝贺,但她认为影片出现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是正确的,会公正地评判这部电影。 也许对于舆论中的大众以及无法完全了解真相的我们来说,对于波兰斯基,也许可以持这样一种看法:其人可废,其才当惜。 艺术与道德的边界该如何把握,这也许是个哲学问题,发人深省。若不仅限于艺术,再推而广之,可以考虑这种极端情况,如果一个人作出的社会贡献趋于无穷大,其犯下的“罪”又趋于无穷小?能否否定其人的一切?其中必然存在界限,但这个界限却是难以度量的,只能由主流社会价值引导。
可能缺少事件背景,也可能是我本来就有点脸盲,所以这部电影对我来说看进去的门槛就变高了很多,感觉整个电影都是非常冷静的,没有煽情或者营造什么气氛,就好像当时情景就是如此 故事的核心其实也是比较常见的冤假错案带来的一系列反应,要不怎么说艺术来源于生活,这样的事情历史上不要太多,每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推出一个替罪羊,反正普通大众最好糊弄,就像作为普通民众的我们如果不是因为某人自己发的微博我们能知道可以开车进故宫?阶级之间就是天堑啊。 但是仍然觉得敬佩,会有这么一些人守护者公平和真相,他们完全可以不管,也会有很好的生活,但他们良心过不去。这就是我始终对人性保持一点点乐观的原因吧,总有一些人用他们的热血和善意,理智和热爱守着社会的底线,不论是那样年代里需要抛头颅洒热血,还是需要为了真相付出生命,又或是在咱们这样的和平年代不受诱惑,不惧艰险。 并不是异类就必须要烧死,权利越大心越黑,多给别人一些宽容和尊重,世界和平有爱多好呀
但电影确实不是我的菜
0分和满分都是矫揉造作
拍得很有史匠气质,但波兰斯基的水平应该不止于此。电影想讲述反犹主义下的平庸之恶,但讽刺的是所有主角都选择顺从这个制度,用伏法的姿态来守护内心公义。相比之下波兰斯基现实中的逃逸就显得渺小了:在鸡蛋和高墙之间人们会选择站鸡蛋,但没人会去捍卫一颗跳墙而走的鸡蛋,因为这对其他鸡蛋来说不公平。——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波兰斯基永远等不到自己的左拉的原因。
#Venezia 11不是特别了解真实历史事件的我,有一种与看《巴里·林登》时相似的感觉:事无巨细地复原那个时代的物件、服饰、光源、街景、人物行为方式。前半程的平缓单调凸显结局的跌宕起伏,几场庭审戏令人神情激愤。或许波兰斯基知道自己的”控诉“最终也无法得到”正义”的审判,但是这种尽最大努力的冷眼旁观,戏里戏外互文着看,还是挺令人唏嘘的。
波兰斯基身份来拿捏这个法国现代史上最重要历史事件,可能比左拉同名文字还要来的精准。很多人重新提到《钢琴师》,我倒是想起他早年那部《苔丝》。
#2019威尼斯第四场# 虽然导演今年身缠丑闻,但拍摄水平确实还是稳的。画面情节整体都很有年代感,尤其是几场冲突场面加上配乐很有质感。不过节奏有点问题,中后部剧情略拖沓。
聚焦19世纪末法国反犹浪潮中一起著名的冤假错案:一个讨厌犹太人的法国新任反间谍的处处长伸张正义,顶着巨大压力帮助一名犹太裔实习军官翻案,历经12年终获成功的故事。同样饱受过反犹太主义磨难的波兰斯基来精准重现这一历史事件再合适不过,让·杜雅尔丹饰演的皮卡尔温文尔雅,不畏强权,他不是脸谱化的英雄,只是一个仍愿意坚守良知的人,成功树立了一个有血有肉、有人性弧光的主角,被误判的犹太军官也相当耿直可爱。由于这是一场波及整个法国政界、军方、学界、评论界的事件,影片也展现了众多不同立场的丰富人物面貌,左拉的厉声控诉配上众生画面,震撼人心。许多罪名都是在时代浪潮推动下过度定论的,metoo后首次复出的波兰斯基,大概会对那名犹太军官有些更复杂的情绪吧。沉稳严肃的正剧,喜欢破旧办公楼昏暗自然光里飘扬的蒙蒙灰尘。
波兰斯基对这起著名冤案如此着迷,不知是否也是他本人故事的写照呢?当我们谈论“德雷福斯案件”时,我们谈论的是什么呢?
看了这么多部波兰斯基,第一次有看不明白的感觉,全程都是啥?咋了?啊?地铁上,老爷爷,看手机脸。
波兰斯基教青年导演做人
在如今歐式庸俗(故作高深的現代主義)與美式庸俗(淺薄至極的大眾文化)的雙重排擠下,古典主義仍據一席之地,甚至仍是人類內心深處的唯一主流。
C2级听力🙄我等中文版
当一部影片实在没啥亮点的时候,就只好用古典,大气,稳健,克制等形容词来敷衍过去,这样一个题材交给波兰斯基,只捣鼓出这么一个他本人及格线水准的作品,那些四星五星真的不是对他本人的侮辱吗?
Old ginger is always more spicy
WTF 无趣得只剩洋洋自得的匠气
开场氛围就很慑人,沉郁肃穆的色调,规整精工的构图,流畅运镜与调度,全片保持考究的视听语言技巧,在早知结果的前提下依然稳住悬疑,不谈突破,亦是水准之作。这一桩震动法国社会的事件(甚至普鲁斯特在《追忆》中亦将此事作为时代的标识),几乎是整个欧洲时事的切片,再现反犹主义在欧洲的源远流长(开篇中几个军官谈及清除犹太人犹如祛除瘟疫,历史上正有将瘟疫根源嫁祸于犹太人之史实)。虽是风暴中心,德雷福斯却处于叙事边缘,于是观者可从更客观的距离去审视全局,也无需刻意去代入某个角色。《震旦报》以一连串“我控诉”排比之势彰显直面真相的勇气,百余年前,置安危于身外的个人、新闻媒介与文学创作者就明晓保持独立姿态和清醒头脑、遵循真理和正义的良知是何等可贵,对照今日现实,或许更有意味。
遍体鳞伤的记忆成为了无数次创作的潜行驱动力,在那些电影中进行的审判、争执与痛楚,包含着悔恨与自省的辩证甚至修正构成一次次对“那时的”自己和他人重新处置的假想推演,从而不断地得到自愈的宽慰、救赎以及可能的正确幻象,后觉尽是虚妄,然原罪已负,只好继续追索。那件事之后催生出的“阴谋”大约是“情欲”和“艺术反身”之外波兰斯基影像的最常见主题,且亦敌亦友,《我控诉》或许是终曲般的最后陈词,他的态度十分明确。电影还是相当好看的,角色的登场布置,空间的转换更替,甚至对话的递进层次,完美把控着节奏将一件已然丧失悬念的事件变作剖解“阴谋”的缴文,并借一个复杂的主角消解道德高地,可谓费尽心思,于观感于私念。拿手的小空间调度埋伏在每一场戏,而真正的“危险小空间”具象却只有关押加瑞尔的孤岛,特效虚假,但他意或在此。
相比起同样承受社会舆论压力的伍迪艾伦,波兰斯基这部新作显然太过沉重而缺乏轻松幽默的自我调侃时刻,过分忠于史实,完全不是预料般情感激烈、戏剧化高潮不断的“控诉”题材。当然,法庭审判的段落还是体现出年代特色,相比之下,美术服装室内设计有点逊色。也许波兰斯基仅仅想透过这个真实事件来自诉心声,多年无法在媒体上发声的他终于找到这个好机会。多位法国实力派和影帝轮番登场的画面也是一大看点,然而,过于密集而夹杂人名术语的对白有点让人吃不消。
会特别期待大导演拍历史题材,因为历史题材的重大意义在于“以史为镜可以正衣冠”,背后会有个问题让观众不得不面对,“为什么导演在这个时刻选择了拍摄这个历史事件?”电影本身和它的作者两条分支拧成一条麻绳,戏里戏外互文,就像片中加瑞尔喊“我是无辜的。”观众看的不单是戏中戏,还有戏外戏。波兰斯基的克制在于,他原本真的可以发泄情绪“控诉”一下,但呈现出来的是,理性的头脑和剧作能力没有失控,仿佛还原史料一般讲述,沉郁、趣味欠缺却又引人瞩目。对他而言,这是一部特殊的电影,对我来说差点意思。
真是遗憾,这样一部富有现时意义的作品陷入了倒波和挺波两个阵营歇斯底里的争斗里,导致其中重要的民主精神旁落。波兰斯基几十年在政治题材作品里的经验让整部电影看上去惊心动魄又不落窠臼,观众的情绪时刻被调动又不至于落入感伤。那么应该把这部电影看作是波兰斯基的自我控诉吗?也许,但讨论这个毫无意义,波兰斯基和德雷福斯没有什么可比性。事实上,故事都不是从德雷福斯的角度叙述的,而是透过一位可以将正义与事实置于个人好恶之上的军官,宁把自己置于危险也要对抗互相勾结沆瀣一气的公权力。这样的权力体系古而有之,今亦有之。任何挑战它的控诉都必须被倾听。
上帝太多。人类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