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比龙1973国语

爸爸妈妈已经很久没有和我一起专心致志的看过一部令彼此都满意的电影。我时常笑话他们家长里短，谍战又是假夫妻的缺乏逻辑，他们则是对乱七八糟，夸张跳跃的欧美剧情无法理解，但这一部2个半小时，没有华丽制作，台词不多，诞生于70年代的电影，却让大家找到了满意的制衡点。
电影结束的时候，父亲摇着头说了句，“悲惨，真悲惨……”便笑嘻嘻的和母亲讨论起明天要去市场买点青菜，“自由”就像空气，无形无色，却珍贵必须。那只刺在男人胸口的蝴蝶，总是随着心跳扑着动飞向自由的翅膀，对自由的渴望就像一句魔咒，只要轻轻念起咒语，便能让他劈荆斩棘，不顾一切的往前冲去。
不可避免的，许多人将之与伟大的《肖申克的救赎》来比较，但我觉得因其时代的不同和表达主旨的不同，可比性并不大。如果说《肖申克的救赎》是智慧和隐忍，以及对腐败的狠狠控诉；那么《巴比龙》就是坚强和坚持，以及对没有人性的制度的唾弃。
巴比龙和道格的友谊很有意思，三处拥抱男人间的情谊火花四溅啊四溅。流落在原始部落的那一段看得我以为是夺宝奇兵，最后伟大的穿帮真是可爱的要命。
总的来说，《巴比龙》很棒，《肖申克的救赎》在我心中，地位依旧岿然。

记得看这部片子时有两个启示
第一：要健康，要勤于锻炼身体，这样才能在被冤枉时活下去
第二：要珍惜自由
我最辛苦的时候，向奶奶抱怨，奶奶喜欢说，比犯人还强呢。的确如此

《假若明天来临》和《肖申克的救赎》也是面对监狱，面对黑暗，面对冤屈，他们也很好看，但没有这部打动人心。

这部片子直指人心，尤其到最后，也不肯给你一个希望或漂亮谎言，剩的只有主人公的意志，强力推荐

如果谁在北京淘到了，一定告诉我，我要多买几部送人

电影编排得很好，过了四十年，电影都没有过时。最让我感动的是，最后巴比龙的一跳，让我想到了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牢笼，而在众多要挣脱的人来说，戴可夫是走的很远的了，但是，最终，他还是接受了现实，放弃了。步入社会，每个人都要妥协，而大多数的人都在妥协中真的放弃了，每天都活在规律的牢笼中。
电影的情节编制精彩，故事完整，讲解深入，有人无缘无故帮你，就有人在不经意间出卖你，这才是真实的世界。

《越狱》之后，喜欢上了越狱题材的片子，包括很早以前看过的《肖申克的救赎》，都感觉不错，但是当我看完《巴比龙》，才有一种很强烈的相见恨晚的感觉。

    说实话，同样是越狱，但《巴比龙》和《肖申克的救赎》相比，太没有技术含量了，当然与《越狱》中Michael一步扣一步精准的设计相比，更是相去甚远。在我看来，在《巴比龙》中，亨利·查理尔简直就是拿生命在越狱，靠的完全是顽强的生命力。或许抛却技术不谈之后，才愈发显出生命意志的可贵。

    看到亨利·查理尔被关在禁闭的牢房里，每天靠米汤度日时，我没有怀疑他会出卖朋友，但是我很怀疑他怎样度过这段几乎无法熬过的日子。当看到他的手中抓着虫子时，我才豁然开朗。这部片子教给了我一个道理：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一个向往自由的人被关在狭小的房间里，慢慢被折磨到老。幸好，亨利·查理尔不会屈服。

    越狱失败之后，又是禁闭，有人说亨利·查理尔是在乎逃脱的过程，即使不知道结果如何，也要一直摆脱束缚。这句话很对，只能说明他的心中有着一颗自由的心，这颗心不属于任何地方，或者只属于他认为可以停顿的地方，但是那个地方肯定不是圭亚那监狱，也不是恶魔岛，即使那里风景秀丽无比，可以自己种蔬菜，还有一个很熟悉的老朋友做邻居。

    影片结尾，经过一次失败的试验之后，亨利·查理尔义无反顾地抱着一袋椰子壳跳了下去。从高高的悬崖上跳入波涛汹涌的大海中，这个场景在我脑中挥之不去，这是可以成为影史最经典的画面之一，直到永远。那一刻，向往自由的心终于得到解放，就像他胸口的那只蝴蝶飞向远方，那句“狗杂种，我还活着”则是对一切束缚最好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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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李不才的閱讀經驗裡有個心病，就像告白失敗在我心中留下苦澀的回憶－存在主義。存在主義作為當代思潮，如果只是在哲學領域發揮影響力，不才如我當然可以輕輕跳過，越過這堆礁石免得頭破血流。不幸的是，存在主義所關注的議題，正是現代人的精神危機，眾多的文藝創作亦著力於此，電影也當然不例外。也因此，許多看了有感的創作，讓我直覺喊道「這是存在主義」，卻有口難言。以李不才的才智，就算讓我吃了翻譯米糕觀落陰找海德格 (Martin Heidegger)上課，大概也是鴨子聽雷。所幸，我們還有存在主義文學－由卡繆(Albert Camus, 1913-1960)與沙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打開的坦道。

　　在卡繆的論述中，人要作為真正的人，必須體認到荒謬，即體認現實的無序：失去中心信仰、身體勞動則被化為機械零件、人與人不存在真正的溝通，成為現實的「局外人」。用馬克思的語言說，是人的異化。荒謬/異化是現代的產物，在神學/倫理破產，人的勞動技藝被工廠分工取代，人在精神與身體上，失去了和諧統一。當人意識到自身處境，處在非正義、撕裂的環境中，他了解到自己不是真正的人，而社會如同機械自行其是，讓他成為冷眼旁觀的「局外人」，這種格格不入正是荒謬感。而人之為人的價值，不在於道德規範(道德屬社會建構的變動物，亦可說是獲益階級的法則)，而在於自由。這個自由並不是任性而為的自由，而是勇於對抗體制、維護正義的行動。自由意識便透過行動成就了人的價值。面對頑固的社會體制，自由人就如同希臘神話的西西佛斯(Sisyphus)，在永恆的失敗中微笑以對。

　　荒謬作為現代產物，在存在主義尚未成為體系前，便以文學的面貌出現世人眼前。十九世紀俄國文學有個重要的文學形象－多餘的人。多餘人在沙俄時代，看到封建制度不公不義，同時面對西歐的革命浪潮，他們沒有勇氣投入現實改革中，只能隨波逐流。這種格格不入的意識，讓他們有時放浪形骸尋歡作樂、有時將無法發洩的正義轉為荒謬的械鬥，對自己與他人而言，他們是局外人，是對社會無用者。多餘人的先祖，則來自英國詩人拜倫(George Gordon Byron, 178-1824)。拜倫出生貴族，具有上議院席位。他同情勞動者與愛爾蘭人，使其不容於議院，遂離開故土，轉而支持歐洲的革命事業(支持義大利與希臘的民族革命)。也因此，在他筆下的多餘人，在種種放肆之後，便敢怒指上天，進而反抗。

　　回到俄羅斯，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 1821-1881)發揚了多餘人消極破壞的一面。在《罪與罰》(Crime and Punishment, 1866)，多餘人首次殺死無辜者，當作反抗體制的小小實驗。這裡我們看到虛無主義滲入多餘人的形象。往後，虛無/無政府主義逐步成為多餘人的核心，在卡夫卡手中達到頂峰。卡繆在早期著作《卡里古拉》、《異鄉人》、《西西弗斯的神話》三部作品中指出－放任的自由只會招來毀滅，不會恢復人的存在；多餘人即使毀於體制之下，亦當保持精神的自由進取。如此，「多餘的人」正式退出舞台，繼之而起的是，冷眼旁觀諸般怪象，卻隨時準備介入其中的「局外人」。
     
　　有了上面的論述，我認為最能體現當代社會荒謬性的景觀為監獄、法院/政府機關、證券交易所(按：工廠本當入選，但工廠反映苦難，其形象已被共產主義、寫實主義文學侵占)。挑選證券交易所，是因其無須勞動、沒有生產卻可以獲益，亦可使人失去財富、生命。而監獄、法院/政府機關，皆以外來的強制力，剝奪人的自由(按：剝奪自由不只以刑罰為手段。廣義而言，學校教育、戶口普查、證照考試等，皆為外來機制凌駕個人意志)－並非局外人自離於世，而是世界將你放逐。

　　寫到這裡終於可以講到《逃離惡魔島》(Papillon, 1973)了。主角巴比龍(Papillon)雖出身不正，卻(他自稱的)被誤判殺人罪，至法屬圭亞那惡魔島監獄(henri charriere, 1852啟用，1952關閉 )服刑。在前往惡魔島途中，巴比龍便謀劃逃獄，並拉攏偽造證券的戴格(Dega)。為救助戴格，巴比龍的首次逃獄失敗，被捕後進入獨居房服刑二年。刑期結束轉入一般監獄，巴比龍再次脫逃，並攜上了戴格等人。當他們終於踏上美洲大陸時，卻為巡警發現，僅巴比龍脫身。其後，他在土著部落過了一段閒適的生活，復又離去。為躲避追查他躲進了修道院，卻被修女出賣，在獨居房關了五年。獄方將垂垂老矣的巴比龍送到了離島，讓他過著相對自由的流放生活。在島上他重遇戴格，不死心的巴比龍遊說戴格，順著潮水漂流大陸，最終僅巴比龍獲得真正的自由。

講完劇情大綱，不才建立幾項參照點，說明巴比龍的自由信仰：

一、審判：
巴比龍是否犯了殺人罪，我們必沒有確切的證據，有的只有入獄事實與他的自我申辯。就卡繆的論述來說，荒謬人在否定社會價值時，追求絕對的自由，這個自由甚至可以推展至殺人。但這項推理很快就墮入了無政府主義與虛無主義，故為不可行的道路。若是將追求自由，轉為尋求革命，藉此實現人人自由，則是將另一個神明請上神壇，這個神最終會否定自由的許諾，成為新的暴政(資產階級或無產階級革命)。第三條道路為荒謬人指出行為的「限度」－正義－即在最大限度中，尊重每個人的自由，並為之行動。如此，荒謬人拒絕了人間與天堂的審判，以自身為行動座標。當巴比龍在獨居房中，夢到他在沙漠中獨行，遇到審判者，宣告其罪刑：「浪費生命。」這是罪犯巴比龍唯一承認的罪狀。荒謬人的罪便是對現狀視若無睹，不捍衛真正的自由。　　　　　　　　　　　　　　　　　　　　　　
二、退縮者：
　　戴格作為巴比龍的好友與支持者，同時是他的參照點。戴格偽造證券，說明了他遠比其他人了解現代犯罪－強盜殺人不過是古典的手工藝。單以此論，他是真正的現代人，懂得玩弄社會體制獲取最大獲益。也因此，在面對巴比龍的逃獄邀請，戴格總是希冀透過賄賂司法縮減刑期。流放小島後，戴格經營了非常舒適的安樂窩，也無怪他再次拒絕逃獄。戴格體現人們對爭取自由的畏懼心理－人們害怕成為局外人，害怕他的天職。

三、反抗：
荒謬人的反抗，與革命不同。他感知現實的不公義，並由自己判斷是否採取行動，而行動的後果由其概括承受－自願受難是卡繆反抗理論的重要基礎，反抗的必要之惡必須償贖，殺死暴君必須以命相賠。如此，反抗(追求自由)便能合於正義，便免成為對他人的侵犯。在意志，荒謬人須獨力承受成為局外人的孤獨、並承受正義引起的焦慮；在肉體上，又隨時準備為正義犧牲自我。因此，荒謬人的反抗是更為艱難的。巴比龍並非沒有選擇坦途的機會：戴格的財富可以使他獲得減刑、當他漂流到土著部落時可以選擇留下，但他仍向佈滿荊棘的自由走去。土著部落的原始和諧，是對前現代社會的招魂想念。但荒謬人的反抗必須回到現實，在不公義的環境追求自由。

　　透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巴比龍與荒謬者的高度黏合，也使巴比龍從一個電影人物，拔高為精神典範，《逃離惡魔島》於此有別於其他監獄題材電影。廣受好評的《刺激1995》(The Shawshank Redemption, 1994)，也同樣有著相似精神：提姆羅賓斯(Tim Robbins)自願入獄，藉此完成自我審判。而當他自認刑期已滿，便瀟灑離去，這是對巴比龍的遙相呼應。

＿＿＿＿＿＿＿＿＿＿＿＿＿＿＿＿＿＿＿＿＿＿＿＿＿＿＿＿＿＿＿ ◎無關主題的小補充：
同為存在主義作家，沙特與卡繆本為文友。兩人皆在二次大戰期間投身反法西斯抗爭，並發表早期創作，廣受批評界與群眾喜愛。但在1951年，卡繆發表散文《反抗者》，內容批評革命與共產主義，而與親共的沙特決裂。實際上，兩人的決裂純屬必然；卡繆早年曾加入共產黨，最終因反對法國殖民阿爾及利亞(卡繆故鄉)，為支持殖民的法共開除黨籍。卡繆認識法西斯與俄共的劣行後，便於《反抗者》結論：自由不可能在暴力抗爭中實現。相反的，沙特的政治傾向卻是逐步向共產主義靠攏，試圖為存在主義哲學找到社會動力。兩者早年相知，也只因他們的早期創作，尚停留在展示存在/荒謬。

◎我一直認為，台灣電影之父－朱延平，可看的電影只有《異域》與《火燒島》兩片。但看了《逃離惡魔島》與《鐵窗喋血》(Cool Hand Luke, 1967)後，才知道原來《火燒島》的經典橋段都是借來的，只能嘆曰：偉哉～朱導！

參考書目
《加繆全集》，中國：河北教育出版社
《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中國：上海譯文出版社
《薩特讀本》，中國：人民文學出版社
《薩特的密碼》，中國：同濟大學出版社
《存在與虛無》的「導讀」，台灣：左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