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迷意乱

不想看新片的时候，成濑巳喜男的老电影永远是良药。

《情迷意乱》（1964年）讲了一个单纯又不单纯的爱情故事：战后的日本，同一屋檐下生活多年的小叔和寡居多年的嫂子的爱情事件。哥哥在战争中死去，公公早早病死，嫂子坚强地一手经营着家庭小店，养大公婆一家老小。战后的工业化进程，连锁超市的发展，令家庭小店的经营举步维艰，嫂子18年为家庭的付出，也因为阻挡了其他家庭成员的私利，而被嫌弃。而小叔大学毕业，也谈不上懂事，半夜喝酒，打麻将，在年轻女子住处留宿，嫂子也都清楚。电影围绕家里要开超市，一家人想小叔子当经理，逼得嫂子离开之时，小叔才向嫂子表白暗恋之情。嫂子19岁嫁给哥哥，小叔才7岁，旁观如我，嫂子作为女人，很开心有男人对她表白爱慕，她对小叔也夹杂着亦母亦姐的情感。成濑巳喜男的电影特质之一是对男女情爱世界捕捉得细腻而准确。这部电影也完美地诠释了成濑的情爱观点：男女之间那永远隔着面纱一样的：对情感世界的不同认知、对情爱世界理解和感受的差异。正是这些差异和误解将这对在当时社会习俗所不容的恋人，一步步推向悲剧。 这部电影的高明之处是导演用死亡让这发乎情止乎礼的爱情戛然而止。嫂子和小叔的不伦之恋荆棘密布，前面是绝路，转角是绝望，恋人表白后的意外之死反而是成全。高峰秀子的演技在最后十来分钟，将影片反转推向高潮。最后几分钟的绝望，没有一句台词，全是表情和身体语言。激荡的绝望痛苦之后，她颓然地停了下来，眼神复杂。正应了那诗句：头白灯明里，何须花烬繁。爱人命驰鬼国，须臾间万事俱空。令我想起《法国中尉的女人》里，年轻时的梅姨饰演的那个神秘的，离群索居，独自眺望大海的女人的绝望。 记得看过一个郝蕾的访谈，她说到国内的女演员，她欣赏袁泉的表演，因为袁泉从小京剧科班出身，眼神，身体语言表现得很好。看了几部成濑巳喜男和高峰秀子合作的老电影，高峰秀子对身体语言的运用，在《女人步上楼梯时》这部电影里已是炉火纯青。她5岁开始演戏，没怎么读过书，但看看她在其回忆录里曾写到，1950年，26岁的她终于意识到必须按自己意志选择人生的道路，在1950年她拍摄《细雪》结识了大文豪谷崎润一郎，出演《宗方姐妹》结识了著名导演小津安二郎，从此开始拼命学习起来。她说，人到了四十岁，就要对自己的面部表情负责了。让自己的脸成为有感情的一张脸，让人觉得值得观赏，是演员的责任。 她描写的谷崎润一郎：“当时人们都说谷崎润一郎和六代目菊五郎长得一模一样。谷崎本人也允许了这一说法。谷崎润一郎的脸确实威严又气派，然而和天女般的谷崎夫人松子及其女儿惠美子不同，有种强烈的‘人味儿’。而且那不是寻常的气息，油光光、沸腾腾，有着世间所有的烦恼和纷纷扰扰的人间臭气，他的眼睛就像大睁着的大鲷鱼的眼睛，那双眼睛深处燃烧的东西，让我一见就被折服了。" 我对她描写谷崎润一郎的这一段文字印象深刻，一个没怎么读过书的人，能写出这样的文字，也说明了她在多年的演艺生涯中不断地在学习，不断地成长。没有她从1950年开始学习的决心，想必也不会有后来她和导演成濑巳喜男合作的，被小津安二郎盛赞的，居日本《电影旬报》百年百佳第二名的《浮云》了。 演员这样的职业，在经历迥异的主角的人生里感受着人世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自己也随着这些过往经验的累积而生长成全新的自己，就像是一次次的人生旅行，延长了自己的生命线。 语言文字交流是有局限的，一个人能够懂得另一个人的心意，一个人被另一个人珍惜，一个人能从一部老电影里感受到那些人类如斯美好的情感，都是转瞬即逝的谛念时刻。 刹那刹那，幽事恨事，是非过耳，智慧存心。

一个日本女人正值战争时期远嫁他乡，两人尚未育有子女丈夫便离世了。孑然一身随着婆家在东京经营着一家小作坊式的便民商店却受到大型超市对手工零售市场的冲击，仿佛生活受到影响。五十年代日本零售业进入了大众消费时代，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期，逐步建立新形态商品销售及流通系统。为了对应大量生产——大量销售的经济体制超市应运而生。传统日本产销关系来看，极低价格、可加盟连锁和规模宏大化，确是让超市对当时中小零售商产生了巨大影响，食品零售商尤其强烈不安。

这是电影建置部分的内容，电影开始于超市叫卖车的声音以及车子行驶进高峰秀子饰演的主人公礼子商店所在街道的场景动作，伴随着车子广播的声音，一般处理是安排两个动作，车子未进街道和车子行驶进街道居民闻讯出门完成场景。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动作，成濑的处理让这股新经济的冲击异常清晰明显。在郊区还未驶入城市街道时叫卖结束了，这是电影第一个动作——叫卖信息；随后出现上文提到的两个描写冲击的核心动作：行驶——动作和闻讯出门——反应，成濑使用的两个镜头非常直接地表现了动作和反应镜头，但在这两个镜头中插入一个镜头是车子行驶在一条较之后出现的街道更宽阔的主干道，车子上的优惠信息尽显无疑，还在画面前景穿过几辆摩托车，来往人行道上的人不自觉地瞄几眼车子，车子在这个被插入的中间未含有动作的镜头中表现的像一辆工业文明的重型坦克，缓慢行驶，没有任何信息量，只有广播中的音乐时远时近，下个镜头切入主人公所在的街道，完成场景，前后形成连贯性。通过中间被插入的主要描写冲击的镜头看来，在随后的几场对话戏中观众对于这场冲击有更多了解，而这些都在车子缓缓行驶进街道时对观众造成的心理暗示的压力已经留下先入为主的观念。

在随后的一场加山雄三饰演的男主人公幸司在酒吧看不惯一群暴殄天物之徒比赛吞食鸡蛋而打架斗殴后被他嫂子礼子保释出警局两人在街上行走的对话戏中，在礼子不满幸司屡次犯错显得要发脾气时镜头又在这时离开了之前的对话双人镜中近景了，切换了一个礼子过马路幸司跟随的大全景像是表现两人关系的崩塌，但这场戏并没有用这个全景结束拍摄两人就此分开，过了马路后两人继续行走在一条不断经过行道树的路上延续之前的中近景对话双人镜。两人自过马路后，礼子对于小叔幸司态度的暧昧性初次暴露了，礼子表示没有告诉母亲幸司被扣留而偏袒幸司的事实，自大全景的“分离”过后两人来到了一个近景，关系更亲密，那么拍摄大全景过马路动作的意义便十分明显，他不是让人物关系远了而是更近了一步。于是成濑的处理将这场两人在街道上行走的戏码切割成了两部分：礼子抱怨和礼子偏袒，过马路前和过马路后。随后在幸司表示自己热爱游荡生活时两人又不动声色的成为两个单人镜，持续不久礼子又选择了包容于是又成为了一个双人镜的近景，礼子又表示自己对于浪子的失望后又不动声色地来到两人的单人镜的对打，被切割的后半场戏码单双人镜的不断切换是随着人物关系来的处理思路，紧接着关系到了媾和的时候再让人物走进镜头创造双人镜，这场戏在这样的循环中结束，没有冲突，实际上是人物不断缓和冲突。成濑让镜头在人际关系之间不断试探并保持合理的界限，没有毫厘偏差，最终纵使两人的分离都处理的不像最初设想的大全景过马路并直接用这个大全景做结的方式，而是拍摄了一个这条街道的第一个反向，两人还同样在一个镜头内幸司走向另一方向做结。

成濑喜爱拍摄关系镜，总将摄影机摆放在纵深处，拍摄一个带有人物前后关系的关系镜头，而人物位置往往是处在画面左右的两侧，这样一来人物位置关系形成了一个三维空间内的"Z"字型，人物无论试图出画还是接近，都会在画面内产生一个斜着的纵深移动。但他的分组意识又强烈异常，在礼子回到店里给婆婆和久子解释幸司不在店里干活的行为的一场戏中人物关系以摄影机代劳了。单双人镜的运用同上一场戏一样精准严格，婆婆表现出对礼子守寡付出的难为情时礼子为两人斟茶水并坐在两人旁边时摄影机在三人同等高度切换了一个三人全景，礼子为两人斟茶倒水并坐在两人旁边，婆婆表示对礼子十分感激又愧疚，三人缔结关系的时刻准确地被一个三人全景收录了。自此之后，婆婆和久子的初衷终于得以表现，两人为礼子介绍对象想让礼子改嫁下家，于是这场三人戏又被这一全景切割成了两部分：询问解释幸司的事情和为礼子介绍对象，倒水前和倒水后。随后的戏码也同样用单双人镜的分组调度完成，没有人物移动，而这场戏的前后两个部分也隐含地将幸司再次与礼子置入同一场戏的暗示也依然存在，浑然天成。

这两场戏的划分手段，成濑用全景制造多主镜头切割场景，这个全景镜头可以作为前半段结束的主镜头，亦可以作为后半段开始的主镜头，场景被自然隔离，结构异常清晰。

在一场礼子劝说幸司接手店铺或给店铺打点帮忙的戏码中，前后共三部分，这场戏表现了礼子作为女人守寡生活也对她的生活造成空洞乏味的困扰，不能肯定她对与幸司共事表示期许或另谋组成家庭的渴求。礼子等候到深夜幸司回家吃饭礼子表示对幸司晚归的担心，两人处在幸司吃饭两人对话摄影机朝向门的双人镜中，礼子表示了想让幸司接手店铺的诉求时被轻描淡写地拒绝后，礼子起身关掉了玄关处的灯，这是第一个切割戏码的人物动作。随后两人又谈及礼子与早逝的丈夫的故事时在战争时期普遍焦虑的话题时幸司将话题引向战后时期也存在普遍焦虑的问题上，幸司表示亦同情礼子的生活境遇时礼子关闭了房间的门，这是第二个切割戏码的人物动作。礼子在站立单人镜中简单推诿功劳后把话题立刻转移到想让幸司接手店铺的诉求上来，这时建立了同最初一样的对话双人镜，摄影机方向朝内，这个礼子坐下为幸司夹菜的镜头与倒水的镜头如出一辙，礼子这个女性形象是不断妥协与他人建立联系的委曲求全者，所有人际关系缔结的动作都是由她来完成。最终幸司反复推诿礼子的请求，这场戏也结束在这里。在提到的两个切割戏码的动作可以看来，这场戏的三部分也愈发清晰：表示对幸司晚归生活的担心和浪人态度的不满并提出接手店铺的诉求；谈及和逝去丈夫的往事；郑重提出接手店铺的请求。即场景一开始；关灯后；关门后，三部分。

对于这两种切割场景的方式做复合处理的戏码出现在一场礼子抱怨幸司与不洁的女人有染的戏份中，这时对于人际关系的调度愈发明显。两人在关系分崩离析幸司离开场景时创造了一个同两人第一次见面时过马路一样的大全景，这个全景内只留了礼子一人，同样的，在这个镜头过后两人又开始对话建立关系，实质上还是两场对话戏被一个大全景的单人镜隔开了，切割了这场戏码。在这场戏的后半段幸司解释的动作中成濑在礼子单人镜和幸司过礼子关系的中景之间来回对打，并且幸司每每解释自己行为的合理性时给出了一个递进的动作，第一次是上了一阶台阶，第二次是朝镜头（亦是朝着礼子）移动了一两步的距离。这样这场戏就被一个礼子单人镜大全景的主镜头切割为两个大部分，在这两个部分的后半部分，又被幸司的两个动作切割为最初的对峙；上台阶之后；走近一步之后，三个部分。

随着幸司摆明他对于礼子不伦之爱时摄影机随礼子离开之前的亲密的双人镜，建立了两人的单人镜的小景别镜头序列，开始常规对打。在礼子开始强行解释自己对于丈夫忠贞之爱的推诿之词时又建立了过礼子关系的双人镜头，并用这种权力关系的关系镜头继续接下来的戏份。同样的，这场戏很显然也被这些镜头序列一个个拆散成为多段式戏剧结构。

如果这作为成濑处理人际关系和戏剧结构的一般化处理的话，也可以被简单化理解。重要的是，在这种一步步的递进或崩塌或媾和的关系的推诿中，人际关系变得十分暧昧，这与两人的不伦之恋是有密切关系的，这也与礼子这一女性的性格特点也有着紧密联系。礼子是个受过战争创伤在战后经济复苏时期空洞虚无的一位郁郁寡欢的寡妇，这场超市的经济冲击对于礼子来说是什么，并不会造成生活之苦，而随之而来的寂寞无依更为重要，在这场经济冲击的外表下幸司表明的爱意对于礼子来说是更大的冲击，如果真如礼子所说的心无旁骛，她便不会有电影后半段事无巨细描绘的纠结和苦闷，也不会有那场列车上表现极其暧昧且富幻想的象征性戏码。这个女人的复杂性和悲剧性是战后和男权社会的映射，她无法回避自己本能的爱意和欣喜又囿于社会因素无法前进半步，最后结束在她看着幸司被抬走的尸体愣神的镜头，她无法追得上幸司，但唯一有意义的是，这个女人终于解脱了。

虽然导演在当女人步上楼梯时表现出了惊人的超时代和自身局限的认知，但这种对女性在男权社会被迫失权的思考局限性还是体现在了意乱情迷里。

看简介时，由于先看了乱云，本以为这个故事还是一个“二人感情不容于世俗道德”的非常日式的纠结爱情遗憾，但事实上，本片的思考远比一个爱情故事来的太多。首先比起爱情，本片着墨最多的其实是主线“礼子离开了以丈夫为链接的婆家”。作为典型“大和抚子”类的东亚文化下的贤良淑德的女主，本片从多个角度描绘了她的伟大和无私，无论是战时一个人在废墟上建起店铺，还是对男主长嫂如母一般悉心爱护，都到了让人心疼的地步。但即便是如此的付出，在丈夫过世后，她做的这些都变成了为他人做嫁衣，无论是婆婆还是小姑们都理所应该把这个由礼子建立起来的店铺当作丈夫家的财产。不仅不认为她应当是这个店铺的主人，甚至连改建后的一个经理职位都不愿给，怀抱私心地希望她能离开这个家好让其他人毫无愧疚地占有这个店铺。

目前为止，这种女人永远无法成为私有制的受益者，因为女人在财产上没有主体性，所做的无论再多，也不过是丈夫家打工，丈夫本人仿佛就是丈夫家与女性之间的合同本身，当有了孩子之后，孩子又会承担这个合同的作用，所以在没有孩子的情况下，丈夫一旦离世，妻子仿佛就立刻被婆家“解雇”，比真正雇佣关系来说还糟糕，因为她甚至无法得到任何解雇的补偿。相似的是，在秋刀鱼物语中，小津安二郎用了相似的剧情，无论女儿在父母家做了多少，有多么重要，都必须要离去。当然，小津与成濑不同，前者对女儿并无同情，更多的伤感还是父亲无人照顾，女儿离去的孤单，主要是为了表达小津一贯的主题，中老年男性对过去未来时光的怀念。后者讲出这个故事，能从镜头语言中感受到导演本人的对女主的同情和愤懑，当然因为女主设定的时代限定，她无法把这种愤懑宣之于口，于是有了男主的台词“你在这个家浪费了十八年”。

不仅是男主，用来和大和抚子式奉献型女主做对比的还有那个说着“我还有很多男朋友”的年轻女性，女主自己也说“我是上个时代的人，很顽固”。导演看到了作为这样女性的痛苦现状，她们不仅无法私有化自己的劳动成果，更不承认了女性有作为”家”主体的可能性。但是他又是迷茫的，他没有办法更深挖掘这种被去权的本质，找到父权社会压迫的答案。甚至在本片中，还力图塑造婆婆软弱无主见，小姑们的无情刻薄来制造一个“因”，颇为讽刺的是，无论是导演性别视角的局限，还是时代局限，他所能想到最好的解决办法也是让这个家里唯一的男性充当那个“拯救者”“理解者”。当然是能感受到导演也明白，这种归因是没有抓到本质的，但他又试图给出一个答案，于是通过两个年轻人，经过现代自由主义教育的年轻人，给出了“都是时代的错”的答复。

片中家庭的女性角色对女主态度很好（当然是日本社会对女性的更高要求的驯化同时我也为此种无法团结的“底层互害”感到寒心。）反而是真实自我的男主，却是唯一在意女主的那一个：本片无情地讽刺了东亚前现代的表面的温情和谐的一面。而仔细再看，遗憾的是这种联结却依然要通过绑定性缘关系实现：男主全家想要把苦心经营自己家店的女主扫地出门唯独男主爱上女主所以承认了她对这个家的贡献与付出并且想在小店改造成超级市场以后给予她应得的经理的位置——如果这能成为本片主题“乱”的原因的话，那么比此更加“乱”的情境应该是男主对女主一切爱与帮助仅是对哥哥的配偶/七岁时进入自己生活的生命/受到父权制度压迫的一位女性的支持。在当时的时代这当然是最乱的，最癫狂的，最进步的，是让身边的妈妈姐姐，所有依靠他们所信仰的烂透的既定秩序的人无法想象的。这种乱才是比弟弟与嫂子乱伦加倍疯狂的乱。或者说不需要那一层因果关系，男主不是因为爱女主所以帮助她，而是自然地尊重“她”的付出，这里的“她”这里可以是任何一位被忽略成就的女性，可以是任何弱势群体中的一员，而爱情只是恰巧的另外的产物。片中实现的仅仅是作为十分浅层的超脱——看似超脱了当时社会的桎梏实则是躲避，陷入的是另一种虚假高潮（特别显露于结尾处女主回家部分，女主从“丈夫与父亲”不在场的家族性父权制压迫转去只有“丈夫”在场的个人性父权制压迫。）当然在导演负责讲述故事的意义上本片值得掌声与赞美。只是在这种十分权力不平等的情形下，我实在无法放下所有相信与投身所谓的“爱情”，我只看到我劳动被夺去的果实与血淋淋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