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胡金铨

分上下两部，全景式展现了一代电影大师胡金铨六十余载人生。

第一部从事业角度，以胡金铨御用男主石隽为叙述人，简单介绍了早年演员生活，着重介绍并故地重游导演在70年代的多部佳作，以及80年代被市场抛弃后，尽力抓住一切拍片机会。

第二部则是介绍他的私人生活，看这部我基本是从头哭到尾，导演太不容易了，本来是个小少爷的，结果孤零零一人来到香港，钱被偷了，要不停打零工，爸妈也都没有，看似风光，处处都要省钱花，想去大学教电影，有戛纳技术大奖又如何，没有大学文凭也教不了，这点大陆和湾湾真是同根同源没有啥不同哈！只能靠写小文章挣点钱，因为自己的画风也落伍了！最后手术钱都是借的！好不容易遇到红颜知己，1700万就能拍华人血泪史了，功败垂成，否则电影史会被改写的！

导演生前苦哈哈说自己没有钱，但收获这么多好朋友也是财富啊！石隽感谢他的培养，承认他们是师徒关系。郑佩佩寄语他下辈子活得轻松一些。大家那么感谢他的栽培，不是耍耍嘴皮子的那种，是在他生前就陪着他，石隽给他交10年劳保。他培养的几位长相大气性格坚韧的女主角，这帮女主角在生活中也是雷厉风行独当一面的，跟徐枫那几部佳片，都是徐枫自己掏腰包修复的；跟彭雪芬那部大轮回，也是彭雪芬掏的钱修复的。颇有种善因得善果的意味！

我把武侠片分两类：胡金铨的，其他人的。武侠片是华语电影大类，它提供视觉享受、满足快意恩仇和超越地心引力的想象、推动电影工业的发展……之所以把胡金铨单列，因为它的电影可以归入纯粹的“艺术品”，它和其它武侠片最大的不同，是没有裹挟在老港 片那份“尽兼过火，尽是癫狂”的烈焰中，其写意、精致感、中式美学放诸影史也是独一份的存在。70年代后的武侠片大都绕不开胡 的“阴影”，也再没有达到胡的高度。

胡金铨电影像中国画，讲究气韵、留白，其中多为山水画，《空山灵雨》的深山古刹、《侠女》的荒园竹林、《龙门客栈》的大漠气象，每一个角色都带徐霞客、苏东坡、李白的影子，故事还没展开，已经带观众神游了几公里。其人与景永远处在自然的流动中，风 、竹、草、烟、水波、落日，仿佛任一自然元素都是配角，且演技不俗。尤其烟，胡导爱在片场点火放烟，以降低画面饱和度，制造水墨画的意境，他的说法是“杀去颜色，制造空白”。

某些场景又变工笔画，在狭小的固定空间展现人物冲突，雕刻微观调度的美学，如《迎春阁之风波》《龙门客栈》的客栈。他善用空间，如导演舒琪所说，胡金铨一个景拍十次，就有十种色调、角度和情绪。

他的选角也显高级感，通常不是传统的帅哥美女，御用男主石隽眼神深邃，但老相，带骷髅感，不讨喜，“侠女”徐枫美得高级，但眼神过于凌厉，其他多为路人，都是黄金配角。最喜欢《侠女》中乔宏的和尚形象，救场天花板，安全感和压迫感都是顶级。

整体最喜《空山灵雨》，最有“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气韵。

我还是你的小影迷，一直都不会变

——纪录片《大侠胡金铨》观感

第二部内容比第一部精彩许多。

胡金铨的电影是一个个传奇，胡金铨本人更像是一个传奇。关于胡金铨本人的经历至少有三点始终布满疑云，通过本片能为释疑提供许多帮助。

一、《笑傲江湖》罢拍风波

2015年，笔者曾在《胡金铨电影作法》的书评中做过一个猜测，《笑傲》太监戏份较重，时代背景契合明代，金庸在创作时有可能是为胡量身打造。甚至“东方不败”这个角色，有很大概率受到《龙门客栈》的启发。

1990年大荧幕版《笑傲》组局成功，胡金铨导演，金庸编剧，徐克监制，黄霑词曲，程小东武指，许冠杰主演，这个组合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举囊括了香港最顶级人才，而且个个处于艺术生涯最炉火纯青的阶段。这一幕大戏如果能上映，不仅将缔造一个时代的经典，而且必将成为文艺圈共襄盛举的典范，引为一段传世佳话。可惜的是，最后发生了不幸的事。

本片请来当事人之一李龙，以胡金铨的副导演身份道出一些内幕：“一开拍香港的人就过来了，制片他们的人来了，武指又派一个来，胡导演带的武指等于无用武之地。副导演他们也派来了，我这个副导演……钱他们在控制啦，什么都是他们做了，那我们去做什么。剧本也不能让导演一个人去主导，那你怎么拍……直到有一天，胡导演晚上找我到他的房间讲，他说李龙这个要不要再拍下去啊。他没有悲伤，他只是说我们要不要再拍下去。他从来不会讲这种话……”

《笑傲江湖》的罢拍，可说是新老交替产生阵痛的一个关键节点。一方是“电影是一门生意”的徐克，一方是“电影是艺术创作”的胡导，这是商业与艺术之间无法完美妥协的悲剧。正如许鞍华所说：“没有谁对谁错。”

这一变故是影响华语电影进程的大事件，标志着新旧两代影人艺术取向上的分野，也标志着武侠片风格彻底由传统向玄幻蜕变。

这一事件，可以比作华山派剑宗与气宗的大分裂。反讽的是，“剑宗气宗分野”这一关键性主题在作品中被屏蔽掉了。作品外，人们却用实际行动验证了这次分裂，现实总是具有宿命般的荒诞性。

二、与夫人的闪婚

与钟玲的闪电式结婚，也是胡金铨诸多传奇经历之一。本片请来由钟玲本人现身说法，自叙与胡相识的经过。现阶段的钟女士气色非常好，容光满面，精气神俱备。两人1977年结婚，90年拍摄《笑傲》时离婚。

钟女士对胡导的评价非常正面，尤其是最后收尾阶段：

“人对大师是不会忘的，而且是会怀念的，他始终是你终身学习的对象……我当然是愿意谈他，分开是个人的事情，完全不影响我对他的推崇。希望他下一辈子能够忍受一点世俗方面的东西。”

言语之间，丝毫不因婚姻往事而有所避讳。尤其最后一句：“下一辈子能够忍受一点世俗方面的东西。”是对一个完美主义者的最真诚的建言，可惜胡导听不到了。

本片提到了胡导一位晚年的红颜知己，小榆。正是她给胡导凄凉晚景平添一抹亮色。胡导病逝后，身边好友大多并不待见小榆，说她消费胡导，后来才慢慢改观。

三、仓猝之夭

《笑傲》小说中有一位大力神魔范松，因囚禁于华山山腹中，硬生生使斧子砍出一条密道。可是功亏一篑，离出口不过数寸时力尽而亡。逃生不过一墙之隔，同样的悲剧也在胡导身上发生。

胡导晚年筹拍《华工血泪史》，找齐了制片、摄像、主演，并请吴宇森做监制。吴宇森二话不说答应了，重情义不得不赞。正当胡导准备大干一场，再创人生颠峰时，心脏手术失败，死于1997年1月14日，享年65岁。距离香港回归不过半年时间，令人扼腕叹息。

亲朋好友都感到突然，而他本人更是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具有相同宿命的是契哥李翰祥（片中几乎决口不提李翰祥，太遗憾了）。1996年12月17日，李翰祥在拍摄《火烧阿房宫》时，心脏病复发辞世，享年70岁。

两位拜把子兄弟相继离世，前后相差不到一个月，巧合得有些蹊跷。两位古典造诣极深的大师，双双死在大门开启之前。如果他们幸运地迈出一步，跨过门坎将会怎样？香港的发展是否走向另一番光景，这是一个令人焦灼未知数……

两位大师的作品共同点是质感极佳。时下的电视剧服化道，太新太炫目，贼光耀眼。实际上古人世界是内敛低调，朴素的。本片中提到拍摄《侠女》时，为了把靖虏屯堡布景做旧，胡导亲自用火把把柱子熏旧。光这一点，现阶段的大导们有谁能做得到？

另一部《空山灵雨》绝对值得一个奥斯卡，不仅在可看性、意境、哲学况味层面上全方位辗压《卧虎藏龙》。《卧》整体拖沓，故事性不强，而它成功的关键因素，竹林、禅意、锣鼓点式打斗均偷师自胡导。

可惜的是，奥斯卡绝不会把奖项颁给一个顽固的家国主义者。

四、几点备忘

最后的告白时，许多述说者都咽哽失语。吴宇森说：虽然你已经不在了，但我还是你的小影迷，一直都不会变。

趣事。王童说：上完厕所拉链永远不拉。我说，导演。他就，哦喔。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胡金铨”这个名字逐渐演变成我们对于华语电影文化辉煌历史的最大寄托之一。在他之前，除了在美国长大的李小龙风靡世界，其他华语电影人尽管在东南亚华语电影市场上风生水起，但在主流世界影坛一直默默无名，西方影评人对很多华语导演的了解仅限于印在海外华埠电影院门口海报上一连串难以发音的英文名字而已。

1975年，胡金铨登上戛纳的领奖台，凭借《侠女》领取了最佳技术大奖，并被英国《国际电影指南》评为1978年世界五大导演。这让西方电影主流评论界猛然意识到，除了看上去粗制滥造大呼小叫的B级香港拳脚片之外，华语电影界也有这样拍摄技术精湛，剪辑观念前卫，其影像实验性尝试的新鲜程度和内涵不亚于各个西方电影新浪潮流派的导演。将华语电影在世界影坛以引领潮流的姿态推向了艺术欣赏的层面，这是胡金铨的功绩，也是从未被影史学者们认真定义的个人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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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2年最新推出的纪录片《大侠胡金铨》中，导演吴宇森、徐克、许鞍华，影评人舒琪、焦雄屏、闻天祥，胡金铨曾经的合作者洪金宝、石隽、徐枫、吴明才等人轮番出场，介绍胡金铨的电影拍摄手法，技术手段以及不同于前人的特殊剪辑观念。

这些褒扬都聚焦于胡金铨出色的个人电影技术才能和一丝不苟不能妥协的职业品格，但鲜有人提到胡金铨的创新在电影观念、理论和整体技术手段革新上产生的开创性引领作用。正如四十年前还是《电影手册》撰稿人的奥利维耶·阿萨亚斯在他的文章《胡金铨：流落他乡的巨匠》中形容的：胡金铨的视角“只关注于宏观的未被实质感知的事物，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大胆将一系列细节事件构筑成整体……这是一条甩开时间与空间限制的个人化道路，以宏观姿态看待电影，将其剥离于解读西方艺术的线性逻辑和封闭理性之外”。

在胡金铨之前，尽管古装戏曲历史电影受到传统中国舞台艺术的影响，已经在形式上呈现出一些和西方电影不同的美学特点；但整体上，华语电影依然处在被西方电影（尤其是好莱坞电影）形式、技术与技巧所主导的大框架下。胡金铨在1966年拍出了《大醉侠》，我们在银幕上看到的不仅仅是人物个性鲜明、节奏清晰、步调紧凑、动作设计耳目一新的新武侠电影，更重要的是电影的核心构架产生了有趣的偏移，它的重心由“讲故事”开始向某种纯粹而表现主体模糊的“姿态展示”转化。

作为京剧迷的胡金铨，深受京剧“表演先于叙事，姿态重于表意”的舞台美学原理影响。在《大醉侠》中，他确立了以京剧舞台套路为基础的动作姿态表现重点，并以惊人的创造力在拍摄过程中革新了大量电影拍摄、剪辑和场景设置技巧，让技术手段不再围绕着单一叙事目的服务，而演变为动作展现的载体。

这是我们在《大醉侠》和《龙门客栈》里所看到的崭新影像组合：它吸取了京剧舞台表演节奏而引入“打-停-打”的动作流程设计思路；在“构建剪辑”基础上打破了动作连贯性的画面组合；突破了包含“轴线原则”在内的好莱坞镜头拍摄组接规范，带来了崭新视觉美学体验；在封闭有限的空间内设置大量挑战演员肢体极限的华丽动作；将表现重点从“表意叙事”转为“姿势和姿态渲染”，从而带来影片整体观感抽象氛围化的独特效果（“如果情节简单，风格的展示会更为丰富”）。这些都是华语电影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拍摄观念和技术手段。

在胡金铨之后的华语商业电影，无论是武侠片、功夫片还是后来的警匪动作片，都受益于他在六十年代下半程的银幕创新。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在香港电影的黄金年代，无论是哪位电影导演，他所采用的导演技巧、动作设计、场景构建和镜头调度原则都可以在《大醉侠》和《龙门客栈》中找到出处。仅这一点，就足以确立胡金铨在华语电影史上巨匠的地位。

还不仅如此：当阿萨亚斯提到胡金铨“甩开时间与空间限制的个人化道路”和“剥离于解读西方艺术的线性逻辑和封闭理性之外”时，他很可能指的是《侠女》中竹林大战一场，由最短仅有四格的画面组合所创造的瞬间运动视觉体验效果。在其中我们无法辨清身体所处的时空坐标，而仅有对肢体脱离时空界限而产生的姿态性感知。时空坐标尽失的感官体验状态在吉尔·德勒兹的著作《时间-影像》中被称之为“影像的解域化”，这是他最为著名的电影理论概念之一。在《大醉侠》之前十年，西方电影发生了电影诞生以来最深刻的变化：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和法国新浪潮开始摒弃渗透着“美国梦”逻辑的模式化表现手段；在罗西里尼、安东尼奥尼、费里尼、帕索里尼、戈达尔、李维特和侯麦的影片中，固定的时空呈现体系开始垮塌，银幕上的战后废墟、姿态化特写、整体色调的无因嬗变、声画错位、手持摄影和断裂跳跃的剪切无不在持续颠覆旧有固化叙事逻辑，用失序的空间和时间跳跃颠覆统治西方经典艺术的理性主义思潮。

从这个角度看，胡金铨是第一位有意识地跟上世界电影革命潮流的华语导演。更特殊的是，他是从传统中国舞台艺术汲取养分，在京剧表演的姿态性中发现了“时空消退”的魅力。正如美国电影学者戴维·波德维尔总结的：在“少胜于丰”的指导思路下，胡金铨的“惊鸿一瞥”式表现手法呈现出了独属于武侠电影的本体性意识。而戛纳电影节褒奖胡金铨的，并不仅仅是他在物理层面上于《侠女》拍摄过程中运用的那些崭新技巧；而更是透过这些技巧，电影突破了时空界限而回归到初始感官感知的本体性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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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侠胡金铨》还给我们展现了胡金铨不太为人所知的另一面。

在他的职业生涯之中，他对每一部电影的拍摄都精益求精一丝不苟，从未对商业票房压力妥协退缩。这导致他在《龙门客栈》之后的每一部电影都耗资巨大，拍摄时间横跨数年之久。而它们也再未取得如《龙门客栈》一般的商业成功。胡金铨因此成为了电影商业体系内不受欢迎的人——没有多少制片人和电影公司愿意和一位不断超支超期却又无法带来商业回报的导演合作。

另一方面，胡金铨对电影的精雕细琢和他个人生活的自由随性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他几乎没有对生活的具体规划，连婚姻大事都是兴致所致冲动而行——在见过钟玲一面后隔天就打电话求婚；而他去世后账户里仅仅留下了一两千美金。

他一生颠簸流离，足迹遍布香港、台湾和美国，却始终无法在一个地方真正安家，用他自己的话，在哪里都是“过客”。与此同时，他又无限怀恋那个曾经渡过童年的北京：他幼年时家境富裕，住在板厂胡同的大宅院，家里甚至在颐和园和北海都放着私家游船，可以随时去乘坐游玩。后来尽管他孤身一人来到香港，生活境遇一落千丈，不得不靠打短工做校对才能维持生活，但童年富足的生活带给了他不能磨灭的影响，使他终生都不会为五斗米折腰，而执着坚持自身的原则。

他痴迷京戏、博览群书、学识渊博、精于绘画、又有激荡满腔的家国情怀。站在现代人的角度审视，他几乎和1949年南去香港的那一批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是中国最后一批士大夫阶层的一员。他们远离了政治的喧嚣，寄寓在小岛一隅，虽为生活所迫不得不低头，但内心却孕育着宏大又超越时空的情怀，一有机会就会用各种方式尽情释放出来。

对于胡金铨来说，释放胸中情怀并以此回应现实的方式，就是用灵光四射的技巧和想象力创造独特的银幕江湖世界，在其中寄托情怀舒展志向。可以说，在他的同辈电影人中，他是最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士大夫气质的一位。与同一时代报业文学圈中的金庸在文化身上份遥相呼应。

不过，也正是这样不拘一格游走天下的任性文人性格，让他不融于那个“实力和实利”当道，用金钱和地位衡量身份的商业社会。他在八十年代初陷入困境，被制片商拒绝而远走他乡，构思的电影拍摄计划不断流产，本质上都可以看作是传统士大夫精神在当代社会中衰落和消亡的标志性后果。一个以理性商业原则为基础运作的世界，并不会为一位具有人文情怀和个人抱负的“雅士”留下特殊的生存位置。正是这时代和身份的逐渐错位，给胡金铨带来了晚年带着悲剧性的落寞和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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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5年的《忠烈图》之后，胡金铨的电影生涯开始步入下坡。这期间尽管他倾尽全力同时拍摄了《山中传奇》和《空山灵雨》，但是商业反响都不尽如人意。我们也能看出，在不断求变的同时，当他摆脱以动作为主轴构思一部影片时，便开始显现出一些比较致命的缺陷，比如文本表意上的羸弱、单调与浮于表面。

和同时代的其他华语大导相比，胡金铨的作品既没有张彻的猛劲霸气，又缺乏李翰祥的精巧心机，更不具备楚原的灵动飘逸。他的影片带着特独特的胡式戏剧性间离特点：当它和紧凑华丽的动作场面结合一起时，塑造出了良好的抽象氛围感；但当动作的光环在影片中逐渐褪潮，这僵直又充满断裂感的抽离便成了阻挡观众产生共情的“感觉障碍”。这大概是为什么《山中传奇》和《空山灵雨》在彼时观众中遭受冷遇——文本结构的淡泊和抽离氛围的生硬将观众从共情场中隔绝开来，让影片无法产生商业电影本该具有的娱乐化刺激效应。

胡金铨尝试用宏大的音画组合和与时政背景相勾连的文本指涉填补剧情叙述上的空白，但他的另一个劣势也因此暴露出来：在精湛的电影技巧和技术之外，他并不是一个具有犀利道德批判意识和机敏文本表意动机的创作者。与同时代的导演如李翰祥或者楚原那些入世又充满调侃意味的市井风味作品相比，我们能感到胡金铨电影世界曲高和寡的鲜明质感反差。也许是胡金铨本性的“单纯”，让他的作品无法真正做到“入世”而体察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并由此和现实产生映照勾连。而在八十年代初的银幕上空泛地渲染家国情怀，进行历史隐喻已然显得过分老派，特别是和崭新涌现的一整代香港新浪潮电影人相比起来。

现在回看胡金铨的人生和他的作品，他无疑是一位电影技术与技巧的巨匠，是对电影本体有着灵光四射敏锐体察能力的天才。但令人遗憾的是，他止步于此。旧时代的文人士大夫视野和自身过于随性单纯的个性限制了他向前迈进的脚步，而无法用电影做出更有针对性的的有力表达。当我们观看《山中传奇》和《空山灵雨》这样在局部细节上充满精致巧思的作品时，既为他技艺的精湛而扼腕，又会面对着架空的壮丽画面和音乐而疑问：它们的表述目的何在？中国文人艺术传统的浸淫既成就了胡金铨的高度，又是他更进一步的无形障碍。这无疑是他电影导演生涯中悖论又遗憾的一页。

(首发于《虹膜》电影公众号)

明代才子张岱曾在《陶庵梦忆·卷四·祁止祥癖》中说道：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我从初遇这句话开始，便认为是至理名言。看到这部纪录片上集的后半段，片中的情节又让我想起了这句话，又进而联想到了很多。人无深情，不仅不能做朋友，甚至这个人也很难成就事业。我们年少时都会遇到很多精明之人，那种随机应变的机灵真是令人叹服，甚至我有时都会很羡慕这些人，进而愤恨自己的愚钝。但随着人至中年，涉猎日多，你会发现，曾经认为很精明的人却往往没有做出相应高度的事业。其中的缘由或许曾经想过，却没有想清。看了这部片子我才恍然大悟——因为他们没有深情。有深情之人其情感往往有很切实的投入，而表现于外在，是很难有那般机敏的，正所谓“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而那种精明之人的精明却使其很容易在现世中获得一定的好处，甚至有时候，这种好处还不小。正像《基业长青》和《从优秀走向卓越》两本书的作者吉姆·柯林斯所说那样：优秀是伟大的敌人。这类人通常就会在这类优秀中形成了思维和行动惯性，也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沉迷于优秀，失去了沉潜的心态——因为缺乏深情，他们也很可能从内在就缺乏这种能力，最终从优秀走向优秀，最终沦为平庸。弘一法师曾经说：“人生最不幸处，是偶有一失言，而祸不及；偶一失谋，而事幸成；偶一恣行，而获小利。后乃视为故常，而恬不为意。则莫大之患，由此生矣。”我想在某种程度上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而深情之人因为深情，也便具有了沉潜的能力。而我想，对于取得伟大成就的人来说，显然是不可或缺的。

另外，在这部纪录片的后半段，讲到了胡金铨先生的私生活。又让我深切感觉到，稳定的家庭生活对于一个人是多么重要。胡金铨在艺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其生活却一直孤单一人，即便有过短暂的婚姻，对他的生活也难言巨大的帮助。从照片上可以明显感受到，他年轻时是多么英姿飒爽，而到中年之后，明显变得臃肿了，神色以及片中对他身体表现的描述，也让我感觉他一直不是很健康。我觉得这明显是长期饮食、作息，生活不规律造成的外在影响。最终，在一次心脏手术中，67岁的胡金铨骤然离世。我想，如果天假其年，能够让胡金铨拍出其晚年一直心心念念的《华工血泪史》、《利玛窦传》，他的艺术成就又将达到怎样的高度。

如果說第一部曲是講胡金銓的藝術的話，第二部曲就是講胡金銓的人生。第一部曲有動人之處，但對胡金銓的影迷來說，裡面的介紹和研究都不算新鮮。但第二部曲卻讓我認識了一個我不知道的胡金銓，時長比第一部曲短，但卻一次又一次讓我震撼。

第一部曲：先知曾經來過

第一部曲對那些曾長時間與胡金銓合作的電影人進行訪談。對讀過與胡金銓有關的文宇著作的人來說，這樣的胡金銓形象並不新鮮，他的執著、他的淵博，在那些文字作品裡面早就表露無遺。但當看到這些後來在影壇中獨當一面的電影人講到胡金銓怎樣影響到他們的時候，還是覺得這些回憶片段珍貴動人。

胡金銓不僅開創新派武俠電影潮流，同時對當時的電影拍攝手法帶來了創新，他不僅影響了他那一代電影人，也影響著他後來的電影人，胡金銓不是香港新浪潮那一代人，但新浪潮裡面有他、八九十年代的香港電影裡面有他，吳宇森、徐克、許鞍華、章國明，一個個八名導都表示自己受到胡導的影響。然而諷刺的是，正是八九十年代這個號稱香港電影黃金時期的年代容不下胡金銓，這點將在第二部曲的部份談到。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部曲裡面紀錄片用了一種近似編年史的方式介紹胡金銓的經典電影，從《大醉俠》講到後來的《山中傳奇》和《空山靈雨》。雖然說胡金銓的導演首作《玉堂春》未必是胡導自己想拍的作品，但是當中的戲曲運用是值得提到的，可以說胡導從第一部電影就有戲曲元素在內，但在整套紀錄片當中基本上沒有系統地講到持續在胡金銓作品裡出現的戲曲元素。後來胡導在拍攝《天下第一》和《終身大事》時的經歷，可以說是完全沒有出現在第一部曲裡面。

同樣地，個人認為胡金銓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也是應該要討論的，哪怕不詳細講，也應該要提到。在胡金銓電影裡常常出現沉靜冷酷的女俠拯救書生的情節，這應該可以說是胡金銓電影中、在香港武俠電影中的一個特色。這與同時代的、以陽剛見稱的張徹武俠電影形成強烈的對比，可惜的是，印象中好像只有一個受訪者有講到一兩句。不講胡金銓電影裡的女性，絕對是一個缺憾。

第二部曲：斷腸人在天崖

第二部曲從胡導南下香港開始一直講到他在台灣意外離世。前面提到第二部曲帶給我許多震撼，我覺得這裡講的震撼，是來自於，看到社會的變化和時代的變化怎樣影響著胡導、怎樣影響著一個人。

舒琪在紀錄片裡指出，在胡金銓的作品中一直有政治元素在裡面，東廠迫害忠良之後，這是胡金銓作品裡的經典橋段，而胡導於一九四九年南下香港，正因他的父母怕曾有留日經歷的胡金銓會遭到迫害（未知這段是筆者記錯還是紀錄片表述有誤，翻查資料，有留日經歷的應是其父胡源深），紀錄片大有暗示：在胡金銓電影裡，那些遭到迫害的忠良之後其實就是胡金銓自己的意思。胡金銓好讀書，對明史有非常深的研究，胡導在接受訪問時曾經提到吳晗是他最欣賞的一個歷史學家。六十年代中期，吳晗曾撰文讚揚于謙、被批評是想要替彭將軍翻案。梁秉鈞在他寫的文章裡就提到胡金銓欣賞吳晗這一點。

值得補充的一點是，焦雄屏在其他文章裡曾經提到胡金銓有一次在接受法國雜誌時表示，自己在年輕時受伯伯之影響，認同馬克思主義。非常遺憾地，這個重要的註腳沒有出現在紀錄片裡。

許多認識胡金銓的人都說胡金銓是個藝術家，他是一個完美主義者。《胡金銓的藝術世界》書裡有一段是在覆述已故王天林導演的回憶，王天林說，有一次胡金銓希望能用真的蓮花拍攝一場戲，所以就等蓮花開的季節來臨，因此拍攝進度也延長好幾個月。但後來因看到真的蓮花顏色不對，又再用回人造假花。

八九十年代香港，是一個紙醉金迷的年代，香港電影也迎來一輪高峰。在這個講求製作周期短、來錢來得快的年代裡，胡金銓是孤獨的。正如焦雄屏和舒琪在紀錄片中說的那樣，胡金銓走得太前，現在的電影工業允許讓導演拍時長一點的電影，假若如果遇上電影被電影公司刪減的話，導演可以出來抗議。舒琪回憶說，《山中傳奇》上映時場次不多、票房不濟，胡金銓就想把這套長三個小時的戲刪減一點，於是打電話叫他一起想一想可以怎樣刪減，替電影爭取更多的場次，讓電影公司不致虧損那麼多。可以想像，胡金銓在把原本三個小時的電影刪至兩個小時的時候，是背負著多大的痛苦和壓力。即使這樣，他在眾人面前還是裝出一個若無其事的樣子。

很多人都知道胡金銓是《笑傲江湖》的掛名導演、知道胡導最後沒有完成這部作品，當年有份參與《笑傲江湖》這個項目的徐克和許鞍華都有在紀錄片裡提到這件事，徐克願親自講述這段往事，可謂難得。不管當時的講法如何、現在的講法如何，但透過紀錄片，我感受到的是，徐克最少還是推崇胡金銓的。

曾在胡金銓電影裡多次擔任武指、演員，同時還是胡導好友的吳明才說，胡導走了，但我還是活在有他的那個年代裡面，沒走出來。

可以理解，吳明才是覺得，他與胡金銓的那個年代在九十年代那個時候就已經遠去，留下的只有落幕。胡導死後，報章紛紛懷緬起他來，稱他作巨匠大師，可是胡導生前最後一段時間，在電影方面，卻過得並不如意。

紀錄片裡有一段是講在胡金銓的晚年，有一個名叫小瑜的女子作伴，小瑜當他的助理，照顧胡金銓的起居飲食。這一段教我看得動容，但又感覺，這與胡導的電影無太大關係，放在這部講胡導人生的紀錄片裡是沒問題的，但在本文則不宜細講。

我們很多人都知道，胡金銓生前有個心願，就是想要完成《華工血淚史》。胡導籌備這部電影足足有十多二十年，但就在他終於找到投資方、準備開始拍攝的時候，卻不幸逝世。這段經歷，看文字描述似是輕描淡寫，縱使我們早就知道胡導有這個心願，但是在影院裡看到這段經歷時，我還是會感到無限婉惜。正如當年該片的製作所說那樣，我覺得可惜的不是沒有把這部電影拍成，而是，胡無法完成他的心願。

或者對不少人來說，胡金銓的作品會容易讓人感到一種消極的、孤寂的氣息，特別是在《山中傳奇》這樣的電影裡面。但是看完整部紀錄片，看到胡導在影壇失意、生活拮据的時候，還是不斷地在讀書，不斷地在想自己可以做什麼的工作，怎樣賺錢，怎樣籌備拍戲資金。我覺得，這樣的人，一點也不是消極的。就算不講胡金銓這個人有多聰明，不講他的藝術天份有多高，但就是這份心態，也比我們很多人強多了。

胡導後來的遭遇讓我想到了兩個人：一個是陳映真，一個是南海十三郎。

想起陳映真，是因為以前讀小說時常會覺得陳映真走得太前，不是他落後於時代，而是時代落後於他。走得太前，所以很多人都不理解他，所以顯得孤獨。當他離去之後，我們才趕上他的時代。當然所謂走前用在陳映真和胡金銓兩人身上，那種意涵是不一樣的，在胡金銓這邊，是他的藝術創作超前當時的電影工業。但同樣能在這兩個人身上看到的，是一種落寞、是一種孤寂，他們，最後都與他們身處的時代不相容。

想起南海十三郎，這個應該很好懂，特別是，電影裡面李鎮洲飾演的廟街講故佬曾有這樣一句台詞：天才不是像十三郎那樣早瘋，就是像唐滌生那樣早死。胡金銓不像南海十三郎那樣永不妥協，但也多有不妥協的經歷，就像片裡提到那樣：金銓寧餓五年，也不願接他不想拍的戲。胡導晚年生活拮据，影圈失意，我們這些年輕影迷聽到這些以前不知道的細節時，怎會不敢到心痛？我不禁想到《南海十三郎》裡的一幕：唐滌生幾經辛苦終於在香港找到了十三郎，唐費盡唇舌，讓十三郎翌日到鳳仙鳴與任白見面，就在十三郎得到東山再起的機會的時候，唐滌生卻在戲班猝死。

胡金銓身邊的人，有哪一個會想到他會突然離開人世，而且，還要是在心心念念的《華工血淚史》終於可以開拍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