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康拜因

   在大学生电影节观看了这部影片，这也是我在本次电影节中最期待的作品，因为早在去年就知道该片荣获釜山电影节影评人大奖，以及第48届塞萨洛尼基电影节最佳影片。越是期待的电影越是不会去提前看内容简介和宣传报道，因为我期望等待而来的影像和内容都保持全面的新鲜，而这种新鲜能使积蓄已久的期待得到完美释放，随后再由思绪腾起，慢慢散开，自由地舒卷，幻化成无数火花。追求新鲜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片名使我一直保持着一种错误的下意识：红色康拜因是一种美丽的植物。导演说康拜因就是Combine，60年代插队的人都知道康拜因是联合收割机，但是现在的人都不清楚了。岁月能让人忘记很多东西——该记的和不该记的，无意识或有意识地把他们忘掉了。什么不容易让人忘记？显然是电视、报纸和网络上天天报道的东西。聪明的同学可以由此得出媒体决定人们的记忆，谁控制了媒体也就控制了人们的记忆——可我没这个意思。
     影片主要讲述一对父子的故事，父亲去城里打工，5年后第一次回来，在他进城期间，老婆病死了，儿子无人看管，对他非常怨恨，他没有为此道歉，但试图解释，儿子让他闭嘴后，他愤然将儿子锁在屋里。第二天，父亲让儿子一起去开收割机，给别人割麦子挣钱。儿子没有答应，但却背着包走在出村的路上。对于一路上儿子的冷战和对抗，他依然如往常般该打便打，该骂便骂，直到儿子开着收割机往自己身上撞来，才意识到问题严重，好言安抚了几句。眼见儿子对一个割麦子的女雇主有好感时，他出钱让女孩与他儿子相好，因为他以进城多年的经验看出了女孩的职业。但这反而熄灭了儿子对纯洁美好的幻想，引来儿子一把燃烧麦田的大火。积怨总爆发了，两人大打出手，他第一次说出自己当时没钱回来，腰也快折了，儿子强烈回应：最好死在外面。接下来的几天，由于积劳成疾，腰伤复发，去镇上看完病回来后，发现儿子偷偷地关心着他。割麦子的工期结束了，他领着儿子去看望一个女人，这本来是他准备结婚的对象，但眼见双方孩子的冷淡，他临时改变了主意，打算多花心思在儿子身上，领儿子进城转了转。两年后，留在城里打工的儿子回来了，当发现儿子偷偷拿他的钱时，他让儿子把刚才不忍心拿完的钱都拿走。心硬点才能在城里生活，这是他给儿子的最后的教训。父亲对儿子的教育，我不认同，但也无法反驳，因为那是生活教给他的，已经信为真理。父子俩由散到聚到和，其中的过程磕磕绊绊，结果也没有让人欣喜，父子的裂痕由一段时间的相处缝合好后，却出现另一个人要踏上征程，征战两年的结果是空手而归，一如父亲当年回来的情景，要说区别就是他还年轻，没有度过幻想期。
     影片向我们展示了一幅现代中国农村的缩影。外出打工的青壮年，留下无人看管的老弱妇孺；进城的都是干出卖劳力的活，留守的只能打理庄稼；小孩无心上学，老人也没钱看病。明明是一个收割的季节，却显得与播种的人无关。这是有着8亿之巨的群体，被重压在金字塔底，默默地向上提供给养，上层也默默地接受，没有致谢，没有赞美，一切就像没有发生或是理所当然。集体遗忘和集体被遗忘，偶有作品关注也被指为暴露国内的落后面貌，满足国外的猎奇心理。不知道这样认为的人生病时，是选择练功，还是选择医疗。对前者的精神疗法不想多说，央视说得足够了。如果选后者，对症下药是最朴素的医理，前提就是要弄清症状。马可•穆勒曾说：不是威尼斯电影节需要《三峡好人》，是中国自己需要《三峡好人》。是中国自己需要发现自己的问题，而不是选择性地去记忆美好，营造幻像。我知道对世界的认识人们无法一致，但也希望不太偏执的人能静心倾听一些微弱的声音，那是逆风传来的呼喊，不断重复着几个字：平等与自由。

剧本不错。
画面很好。
剪辑还好。
表演尚可。
但看好蔡尚君。

感觉上缺乏一些特写镜头。中国人的眼睛较小，中景有的时候很难表达情绪。而在演员演技尚未到炉火纯青的时候，特写镜头尤其重要（当然，同时也有可能弄巧成拙）。中国这一类型的电影缺乏特写镜头当然与故事题材本身有关系，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中国人的审美倾向，觉得静静地站在一边看主角会更有韵味。但这样一来，故事便缺少了些许张力。

张力是一部好电影最大的要素之一。

撇开这些技术上的细节，我仍然看好蔡尚君，原因是这部影片反映了一个重要的题材和现实的趋势。城市化进程和农村新老的循环式的宿命。导演不仅将人性的故事贯穿整个片子，更重要的是，他在很多细节上表达了他的观点和反映了当下的现实。这个现实是如此重要，如此残酷，以至于对背景稍有了解的观众很难不对片中的人物倾以关注和关怀。

喜欢那个穿红衣服的姑娘。而吕玉来的表演却始终觉得缺少爆发力，估计还尚待时日来锤炼。相信他会是一个好演员的，但不希望他成为一个性格演员。

红色康拜因 – 这个欲言又止的父子故事背后蕴含着更丰富的潜台词,一路上遇及的各色人物其实代表着底层的种种不幸典型,折射转型社会期的残酷与尴尬.而主角父子的斗争则可以从更多的你我中找到些许影子,我们或许就是木讷沉默却敏感忧伤的儿子,我们或许也遭遇暴戾失败却善良纯朴的父亲,我们或许也相对无言地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我们或许也无法分享心思理解对方.镜头在广袤壮丽的甘南乡村和苍凉凝重的音乐中缓缓将父子为敌的故事锲入我们的心底,一寸又一寸,疼痛得如此清晰.我们日渐老去的父辈或许正如田里的稻草人伫立在如血的残阳下,无言的沉默,无勇的保护,不远离不舍弃不索取,痴痴守望一片成熟的血脉亲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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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五十岁的父亲，抛妻弃子，进城谋生；一个十七岁的儿子，独自成长，命若荒草。在这个夏季，父亲回到家乡，决定带着儿子开着收割机，一起上路。
    父子之间无法化解的仇恨和无法回避的亲情，在收获的路上不断碰撞、迷失、轮回，而最终两人要面对的，仍是现实的无情和命运的飘零......

    世界是荒凉的。
    父亲进城打工，一无所获，甚至妻子患病身亡时都无力回家探望。当父亲背着一身债务、带着一身伤病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长大成人的儿子已对他形同陌路。父亲在收割时曾伤感地说：庄稼人，如果干不了力气活，这辈子也就到头儿了。
    缺少父爱和教育的儿子，内心充满仇恨。他眼看着被病痛折磨的母亲自杀身亡而无动于衷，他对父亲大打出手，甚至几次要置其于死地。当年老体衰的父亲无奈地回到家乡，儿子却踏上了父亲打工谋生的老路，迷失在无情的城市之中。
    还有，进城当三陪的农村女孩，被拐卖来的贵州妇女，丈夫因打工丧命的村妇，都在这荒凉的世界上无望地挣扎着......

    命运是纠结的。
    父亲从城市又回到农村，但严峻的现实告诉他，到处都没有他的栖身之所了，他只能悲凉地、孤独地度过残生。
    儿子也告别了农村，然而他在城市一样是四处碰壁、颠沛流离，等待他的命运，不会比父亲的好到哪里去。
    三陪女的命运是同样的纠结，即使回到家乡，也不允许她好好过日子，她只能重新踏上返城的道路。贵州女的遭遇更加凄惨，被解救后回到家乡，父母根本不管她，也没人再肯娶她，她只能一路做着帮工，再回到被拐卖的地方......

    贵州女曾对这位父亲说：娃儿长大了，说懂事就懂事了，不要发愁。可是，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和世界，他们又怎能不发愁呢......

在兰州混过两年，勇涛回到老家，给父亲买了礼品，两人在夜色下吃面条，桌子上的收音机，父亲两年前买来送给勇涛，曾被他丢在地上，现在播放着流行音乐节目。次日清早，趁父亲睡着，勇涛从柜子里取出钱匣，偷偷抽了一些。合上钱匣时，正碰上父亲翻醒。他坐在床上，知道儿子这两年在外面混得并不好，说：心要硬点，城里缺钱的时候多着，你全都拿去，不要管我。这是公路电影《红色康拜因》最让我动容之处。接着，勇涛站在金黄的麦田，路旁的中巴司机喊一声“快走了”，勇涛赶过去，重新上路，影片到此结束。

“康拜因”是联合收割机的英文汉译，出现在电影里，就是一辆有点破旧、编号为18539的收割机。在城里干了五年，父亲宋海两手空空回到老家，还债务缠身。五年里，妻子生病，不堪忍受病痛，喝药死去。勇涛看在眼里，也没有抢救。离开父亲的五年，是勇涛仇恨日增的五年。所以当宋海回来，儿子处处和自己作对，当夜就举着小刀，要杀死熟睡中的父亲，但是没有。

家乡正是收割麦子的时节，宋海趁势当了麦客，顺带也叫上儿子。整个故事，就是宋海、勇涛和乡亲勇善在渭北，不断地收割麦子，父子之间由对立转为和解。除了父子关系，还有很多当下的问题显现。乡下的人都进了城，大量土地无人耕种，种地得雇人，收割麦子也是如此。在城里用肉体谋生的乡下女孩攒钱回来，想过安稳的日子，还是受到电话骚扰。被拐卖到甘肃的贵州女子，经历复杂。拐卖后，自己也认了，生下两个孩子。被解救出来后，跑回贵州老家，父母不管，男人难找，又想孩子，最后偷偷回甘肃，身上的钱在西安被摸。无钱回去，在路上碰到宋海他们，找点事情做。

姚安濂的宋海，是中国式的父亲，复活了罗中立的《父亲》和朱自清《背影》里的父亲。吕玉来的勇涛，是中国式的儿子，还原了农村问题少男。宋海和勇涛的关系，是经典的中国父子关系。这种关系，非常隐忍，隐忍到不用什么言语，只需眼神、动作，甚至自己过去的经历，就能交流。因为缺乏语言交流，所以误解多多，仇恨加重。这种关系，非常对立，难以和解。父亲永远要让儿子服从自己，儿子永远不走寻常路，要超过父亲。生死疲劳，父亲身体每况愈下，儿子一天天强壮，体力上已经超过父亲。但是父子之间，始终有一脉血缘，心里还是彼此挂念。勇涛的仇恨，是埋怨宋海五年里都杳无音讯，在家里最困难之时，没有出现，以致母亲死后，把父亲从户口本上销掉，宋海成了活着的死人。而这五年里，宋海艰难挣扎，拿了朋友的三万块抚恤金当作本钱，去城里闯荡，到头来却赔得窝囊。出于自尊，宋海又不想把这一切告诉家里。不过这种情况只有在电影里才能出现，父亲的责任感和自尊，被电影放大到了极致。

《红色康拜因》获得韩国釜山国际电影节影评人大奖，这个奖来得有点沉重。中国当下的伤疤，在《红色康拜因》里得到部分展示。伤疤之下，是每个由乡下向城市进发的人的疼痛。看过的人都说故事太残酷，而导演蔡尚君在电影中要说的是，“在蜕变中收割人生”。其实比照下来，很多现实比宋海和勇涛更为残酷。因为主题的原因，注定了观众定位细分的尴尬。《红色康拜因》似乎不是放给城里人看的，城里人多数看不懂。但也不是给打工一族看的，因为打工一族和它无缘得见。即使有机会观赏，他们也不能静心看完。它最适合的人群，应该是社会学工作者。而我在这部电影里，把疼痛温习了一遍。但“温故而知新”，现在连疼痛都是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