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

以前略知这段历史，宋子文被人暗杀，却得以逃脱，更多的史实就不知道了。

昨天看了《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感到这段历史太离奇了。2路杀手早已埋伏到位，对象就是就是即将在火车站口出现的穿白西装的男子。一路是反蒋派一路是日本栽赃派。唾手可得的杀人，不料反转再反转，日本大使因心烦意乱提前出站，机要秘书穿戴了和宋子文同色西服，成了替死鬼。鬼使神差的剧情貌似编剧特意编好的，但这又的确是真实的历史事件。

片中电影化的大场景也令人记忆深刻。如血残阳中快速行进的机车发出暗白色的蒸汽，预示着有大事要发生了。豪华包车、普通车厢，火车站的小商小贩，一切都还是那么平静，但阵阵杀气不断袭来。突然，2声枪响打破了这清晨宁静。杀手们开枪瞬间的场景定格，三维镜头在人群中游走穿插，各种人物的表情、动作丝丝毕现，真实的还原了当时的场景。再加上震撼的音效，让人完全沉浸于当时的这一诡异的历史事件中而忘却了自己是身处影院中。

一部纪录电影能做到这个份上，看得出导演是很用心的。必须点赞。

它是一部纪录片，它又是一部故事片，这是电影《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首先给人的强烈印象。

乍一看，这是一个上百度就能查明来龙去脉的旧案：1931年7月23日，以孙中山的长子孙科为首的“反蒋派”，委托“斧头帮”帮主、人称“民国第一杀手”的王亚樵，在上海火车站北站刺杀蒋介石的大舅子、民国财政部长宋子文。案发后，大人物毫发无伤，无名小卒做了枪下冤魂。

但继续往下看，就会惊讶地发现，世人皆知的“刺宋案”底下，居然还隐藏着另一个诡谲莫测的凶案——刺公使案：日本特务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行刺日本驻华公使，并嫁祸“斧头帮”，以挑起事端，借机发动侵华战争。发生于上海地界的一起局部事件，竟差点引爆两国战争，这就是“案中案”所蕴含的巨大能量。

那么，如此富于戏剧性的故事，是真的吗？

接近真实，却无法抵达真实

真实，其实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历史真实、逻辑真实、事实真实、艺术真实，哪个才是真正的真实？

拍摄历史纪录片，无非有以下三种“必杀技”。第一技，档案资料，包括文字、照片、影像。影像当然是最好的，但即便是影像资料，也不能保证一定就是完全真实的。

第二技，口述历史，包括当事人采访、亲历者采访、见证者采访、专家采访。但是口述历史就一定很准确吗？不一定。对于年龄较大的亲历者而言，有些可能因为记忆遗忘，有些则可能因为选择性遗忘，比如出于某种政治原因或出于对自己有利，口述内容往往与真实存在着距离。

在国外，口述历史更多被用于研究者进行研究。口述者为什么这样讲？为什么说到某个细节时会尴尬？尴尬就是一个表情，虽然在语言上没有表达，但摄像机却能够及时捕捉到，观众也能从中体会到某种意蕴。

第三技，对当时场景的还原，也就是所谓的遗址拍摄。比如四十年前我在这幢楼里上学，现在我来拍这栋楼，这是真实的吗？显然它已经不是四十年前的楼了。因此我认为，采取任何手段试图去恢复历史，都是有缺陷的。我们只能尽最大的努力去接近真实，而永远无法抵达真实。

为了尽可能接近真实，《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不惜采用第四技：找人扮演。不仅如此，还有第五技、第六技，不仅找活人扮演，甚至还有蜡像、亡魂等，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通过这些手段，影片不仅再现了已知，还挖掘了未知：案件背后的复杂性、历史的诡谲，以及灵魂与肉体、生命与死亡、常态与无常之间的微妙关系。而这，正是影片最有意思的地方，它让不同学识、不同阅历的人，体会到不同的含义，是比史实真实更难得的真实，比真实呈现更具难度的呈现。

不仅“主观”，还要大大方方“主观”

体现创作者的主观性，是《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给人的另一个强烈印象。

任何类型的纪录片，哪怕没有解说词，它仍然是具有主观性的，原因就在于筛选和排列重组。选择拍这个或者拍那个，选择拍这一段或者拍那一段，取决于导演的主观意愿。一个故事，无数细节，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表达出对世界的不同认知，这同样取决于导演的主观意愿。

在《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这部影片里，导演韩晶显然对所有能搜集到的细节，进行了精心的排列和重组，就连影片结尾的彩蛋，也无一遗漏地被纳入到重组的序列中。影片大胆地以一位亲历者的第一人称口吻来叙述，甚至导演本人也作为与往事对话的“角色符号”，进入到现实与历史的不同维度，展开饱含“主观意识”的历史叙事，从容，坦荡，又不乏理性与克制。

这样筛选和重组的好处是，使影片具备了环环相扣的悬念和步步惊心的情节，吸引人往下看。同时，影片对事件细枝末节的雕刻，成熟而富有感染力的运镜，既透露出纪录片追求史实真相的执拗，又展现了故事片对声画美学的超凡掌控能力。

细想之下还会发现，影片不仅再现了事件真相，更指出了事件导致历史进程发生改变的种种可能性。虽然大的历史走向无可更改，但如果1931年日本特务机关的阴谋得逞，那么战争则可能提前爆发。而主张对华协调路线、反对武力征服中国的重光葵，用现在的话来说属于当时的日本“鸽派”，一旦他在北站被刺身亡，则当时日本“鹰派”就会更加疯狂，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很可能就会发生变化。

这，恐怕是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会自动添加的“主观”吧？

所谓“非虚构电影”，也可称作“纪实电影”或“纪录片”。尤其是一想到“历史纪录片”，脑中掠过的镜头基本上就是历史照片加上画外音。鉴于科技发展的原因，活动的历史影像寥寥无几，所以拍摄历史纪录片，基本靠旧照片支撑，佐以或委婉或激昂的“朗诵”。正是缘于这先入为主的印象，我对《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这样的片子不敢看好——试想一下，在无法虚构的前提下，一个历史故事再曲折再离奇，单靠讲述能怎样生动？我猜想，无非是采访几个历史人物的后人，用他们的画外音配上旧照片，用上一点故弄玄虚的技巧，把材料呈现得扑朔迷离而已，还能制造怎样的惊喜？

然而当我坐进影院，渐渐被导演带入历史的“至暗时刻”，等到场灯亮起，不由感叹：此片无论在内容的把控还是形式的探索上，都非常成功，可谓独具特色，别有一功，也理解了为何片方敢将它置身于故事片如林的档期中。从其品相看，它不输给国产故事片，甚至会因其独特的风姿而引人注目。

从“内容的把控”上看，导演对史实了然于心，因此在需要“揉碎了、掰开了”讲故事时，表现出了镇静的情绪。片尾那些历史学家的三言两语和名人之后的娓娓短述，印证了史实的无懈可击。此外，在故事抽丝剥茧、拨云散雾的过程中，没有因为“章回体呈现法”而增加观众的观影障碍，而是对历史细节紧扣不放，层层推进，从中，让人看到导演的功课做得非常到位。

在“形式的探索”上，更是可圈可点。首先是“适度的演”，就是仿佛让历史人物出现在银幕上一样，又不让他们“过度表演”，止于“生动图解”。根据讲述的需要，该动时动，该定格时随时定格，甚至还有回放和重现，表现的手段非常灵活。片中的人物基本没有台词，时刻提醒观众这是一部非虚构的纪录片而不是虚构的故事片。这些丰富的表现手段，让这段“刺杀之谜”的历史故事几乎有了故事片的品相，却又让观众与它拉开距离。导演始终秉持一种客观的态度，哪怕在人物身上倾注了感情，但在史实的呈现上，决不贸然动情，在进出自如的电影语言中，一以贯之坚守的是纪录片的品质。

导演韩晶在其微博上说了这样几句话：“作为‘民国刺杀’系列非虚构电影的第一部，‘刺宋’给我的最大启示是，不迷恋虚构，历史才是最了不起的戏剧大师。”这是在说，真实的历史事件有时比虚构的故事更有震撼力，与其费尽心思去虚构故事情节，不如完整再现历史细节，而观众对故事片和纪录片的心理期待是不同的，当观众知道它是一部纪录片，就不会苛求其故事情节的精彩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一旦纪录片还呈现了精彩的故事情节和生动的人物形象，那这就毫无疑问是加分项了。

此片还极其大胆地用“死人说活人话”的方式串联全片，这是敢冒风险的勇敢尝试。四股势力，三方杀手，两个目标，一个替罪羊——恰恰是这个不幸中弹死亡的替罪羊，成为导演选中的“最佳讲述者”，因为他是宋子文的秘书，是与被行刺的第一主角朝夕相处感情深厚的人。他的讲述从日常生活切入，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从呈现的效果看，似乎唯有如此讲述，才能让人如临其境。即便在他归西后，他用在另一个世界的眼睛看待着一切，把他死后的种种告诉观众，竟一点也不违和——因为从故事的一开始，这个人物已经在观众心目中驻扎了，人们愿意听他说话，况且都明白这是“导演的故意”，她是要通过他的口，呈现后来的历史情形。如果突然换了画外音，那才显得突兀呢。

由此看来，在纪录片的故事呈现上，如何将客观的“无我之境”化成具有感情色彩的“有我之境”，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也非常考验导演的才华。用得不好，极可能弄巧成拙，变得不伦不类，容易伤害纪录片应有的品相。可是本片从“让活人说话”到“让死人说话”的衔接非常自然，导演对观众心理接受的考量做了正确的估计，这是非常可贵的探索和创新，展露了导演多方面的才华。

在今天，讲述一起发生在1931年上海的震惊全国的刺杀事件，能讲到如何精彩的程度？观片前我心存疑惑，但看完后，我莫名惊喜。难怪它能够成为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影片和第10届澳门国际电影节入围影片，并荣获“2018中国中央档案馆年度收藏作品“与“上海四十年20部优秀文史电影”等多项殊荣。如今终于在全国上映，如有机会领略这部“全新的非虚构电影”，不要错过。尤其是有志于纪录片的同行，想必可以在该片“呈现形式的创新”上，受到启发。

以一个“能够知道过去未来的灵魂”来讲述事件的来龙去脉，揭露真相，角度是新了，但因为不合理而反而显得失真，让人出戏。假如用秘书的遗孀来讲述显然更适合。然后这个片子还跳出来用一个后人女孩来讲述，来了段“讲述中的讲述”，实在是多此一举。

以“真人演绎”还原历史真相，比之只有相关的文字、图片等资料的记录整理好看很多。《玄奘大师》等都是这样做的。

当年历史书没有提及重光葵因为亲华而被日本鹰派找汉奸常玉清执行刺杀。两股杀手针对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的不同目标，这个设定很有意思，最近的国产片《最长一枪》很明显就参考借用了这个案例。

庐山暗杀老蒋，因为胡乱丢弃的火腿失败，如果成功了，中国的历史将会怎样？

“我看到了更多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纪录片《刺杀宋子文》漫谈 汤惟杰 “死去的人，是我”—— 纪录片《刺杀宋子文》的叙述语调颇为奇异，在这场谋杀案中饮弹殒命的唐腴庐，宋子文的机要秘书，如同向导，引领80多年之后的我们——当代观众——穿越时间的屏障，重新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之前，我们也许知道，在1931年的中国政治天平上，T. V. Soong（宋子文），是南京蒋介石的“财神”，作为财政部长，他为蒋的政治军事布局谋划经济基础和资金保障。 我们当然也知道宋氏家族特有的影响力，宋子文和他大名鼎鼎的姐夫和妹夫们共同书写了半部中国现代史。 然而，可能至此我们方才知道，1931年7月23日早晨7点08分在上海北站响起的那一阵密集的枪声，源自三个方向：在行刺的广东反蒋势力和“斧头帮”王亚樵组合，以及作为刺杀目标的宋子文及背后的南京蒋介石政府之外，原来还有来自日本军部的一方和它在上海的代表——特工首领田中隆吉，他们意欲驱遣上海帮会的常玉清刺杀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为其侵华行动制造借口。 我们更难知晓，在这一系列惊天密谋的棋局上，曾经有过几个棋子，甚至道具，几乎改变了历史的走向：王亚樵手下的“小泥鳅”发现了常玉清也向日本人买过烟幕弹，南京—上海夜车上唤醒重光葵的列车员，列车到站后突然打不开的车厢门锁，以及，“我”——唐腴庐那天身着的白色上装。 这片中，诸多碎片化的“偶然”叫人牵肠挂肚，“就差那一点点”——是的，就是那一点点，原本历史的车辙可能就会拐向另一条轨迹。 显然，导演在片种上玩起了“脱轨”花样，跟制式化的“记录电影”不同，《刺杀宋子文》大量使用扮演式情景再现，甚而被误伤致死的机要秘书唐腴庐成了聚焦叙述者，现实与可能的事态互相穿插，导演本人作为另一个声音也参与了叙述…… 无疑，《刺杀宋子文》采取了一种颇为后设的历史视野，那就是，承认作为本片主题的“历史”只有借助叙述才能接触；我们关于历史的经验与关于它的叙述密不可分；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只有被叙述才能被领会。因而，叙述人“我”——死者唐腴庐，不过是这重历史理解的极致化的表达。“我看到了更多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作为观者，我感兴趣的是，由死者/幽灵引领我们进入历史的场景，这个《神曲》或《埃涅阿斯纪》式的设置，体现的是“诗（此刻电影是它的样式）”和“史”之间的辩证，最终，导向了如何追求“真”这一纷争已久的主题。 历史地描绘过去并不意味着“照它本来的样子”去认识它，而是意味着捕获一种记忆，本雅明在他的《历史哲学论纲》中这样说到。而《刺杀宋子文》的有意思之点就在于，它并不急于、甚至不意图去建立一个随时被“偶然”的小石子击垮的因果链叙述，它颇为享受对这些“偶然”小石子的摆布，在蒸汽车头前行和后退的牵扯中，在子弹壳落下和弹起的反复中，在被刺者倒地/定格/倒带/再倒地的循环里，1931年7月23日上午北站的“刺杀”被镜头悬置为一个结构，一个结晶体，它名叫“历史”。

我们都是爱听故事的人，尤其是“由真实事件改编”几个字，总能吊起胃口，仿佛一早就知道，现实中往往有着“编剧都不敢这么写”的曲折离奇。那么，一个真实非改编的故事，会有多好看呢？

两伙势力，在火车站出站口同时等待着，准备伏击两个都爱穿着白色西装的目标人物。一阵乱枪声过后，一个目标倒下，一个目标逃逸，两伙势力究竟谁该庆祝胜利？为何历史上所记载的这两个目标人物，均非死于1931年的这场伏击刺杀？这明明是一部讲述真实非改编的历史纪实电影，难道，有人改写了历史？悬念就这样产生了。

影片的名字《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时间、人物、事件都已经交代清楚。看起来，宋子文应该是主角了，但带领我们走过这段历史，并在最后为我们揭开真相的，却是一个小人物——宋子文的机要秘书唐腴胪，确切的说，是他的声音。整部影片都是以唐的第一人称“讲”出来的，没错，这真的是一部讲故事的电影。时间的车轮滚滚，我们无法穿越到1931年去亲眼目睹那场疑云重重的暗杀行动，只能通过亲历者或者他们的后人口中听听那些从前的故事，脑补出当时的场景。导演韩晶就是这样做的，并且她为我们保留了真实感——没有把故事拍成商业片，这就是亲历者讲给观众的故事，加上了帮我们“脑补”的画面。

影片画面零零碎碎，跟着唐腴胪的讲述一遍一遍地重复切换着，一片一片的拼起记忆碎片；影片里的人物影影绰绰，在一桩一桩的事件里参与着，却不重视人物性格的塑造与表演，演员看起来也不过是故事的背景罢了。只有声音，那个讲故事的声音，在我们脑子里印下了一个有情绪，有血肉的唐腴胪。

他能告诉我们这一切，是因为他死了，他死了所以能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死，他死了才能带我们从他的上帝视角来看这一场离奇的乌龙刺杀。他带我们认识的这些人，他们都在这趟时间列车上，就像片头演职员表那样，随着车轮前进又后退；他们也都推动了时间车轮的转向，最后具体是谁的力气最大起了决定性作用，我们不得而知；即便在他们死后也没有湮没，而是被这辆时间列车载着，直到被我们从历史书上发现他们的名字。

“真正的死亡是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记得你。”——《寻梦环游记》。故事一直这么讲下去，这些为改变历史努力过的人们便永远不会下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