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贝儿

刘杰导演，杨幂、郭京飞、李鸿其主演的《宝贝儿》错开了国庆档的厮杀，低调地在本周上映，没想到却迎来了罕见的评分“灌水”想象。此前，《宝贝儿》在题材和表演各方面都被业内和媒体看好，没有上映就赢得了大家的尊重，上映后却连续被各路黑粉挤压，这是谁也没想到的事情，也可能是国内院线电影的一个怪现状。

就品质上来说，《宝贝儿》这个片子，在国产片范围内，无论是从题材上还是从演员表演上，都是花了心思，下了功夫的。这不是一部可以让人欢笑、减压的商业片，但可以给人以安静的思考和沉淀。商业片可能就像满汉全席、大鱼大肉，而这样片子可能就是简衣素食、粗茶淡饭，在吃得满嘴油腻的时候，去看一部这样的片子，其实可以在精神上减肥，审美上消脂的吧。

一个健康的院线应该是什么样的题材，什么样的类型片，都有，都具备，都能容纳，才能满足不同人的需要。既有精打细算的商业娱乐，也要有叩问心灵的人文探索，既要有天马行空的奇观，也有贴地而行态度卑微的现实，《宝贝儿》就属于后者。这样的片子能进入院线是难能可贵的，在一片沸反盈天之中，它像一个战战兢兢的孩子，想去给大家讲一个真诚的故事。

《透析》《碧罗雪山》《德兰》，一直以来，以一个观察者的视角切入现实生活，以凝视的态度去触社会底层的情感，是刘杰导演所擅长的，《宝贝儿》依然继承了刘杰这种简单质朴的力量，选题上让人敬佩，成片的表现力、浸透力，也可以说不落俗套。很多人以为可以赢得一些市场，获得一些影迷的共鸣，没想到才上映，就遇到了及其情绪化的狙击。

资深影迷都知道，能在院线看到刘杰导演的电影，挺不容易的，之前的《透析》《碧罗雪山》《德兰》等几部片子，都没能正式地和大家见面，只能通过各种渠道去选择观看，以为这次能聚集起一批影迷，重拾以前的感动，大家可以慢慢地去消化这个片子，让它在回本的基础上，获得一定盈利，为刘杰下个片子继续出现在银幕做铺垫，没想到形式不太乐观。

目前，国内的艺术院线还未健全，观众不能进一步有效细分，院线也不能逐一分解各类题材，乃至很多小成本的片子必须和商业片同档厮杀、博弈，很多院线经理有心扶持，也无力面对同行竞争和公司内的KPI考核，这也是一种遗憾。那些洋洋自得地灌水的观众，有没有认真看《宝贝儿》，不太好说，但是，这个片子还没遇见想看的人，遇见感兴趣观众是肯定的，它才一露面，就受到了不太公平的待遇。

有时候真的分不清楚，我们是为一个演员，一个导演去看电影，还是为自己的审美，为一部好电影去看电影。我们可以坚持自己的审美，坚守自己的判断标准，但要相对客观中立，可以肯定的，把太多私人恩怨、对主创人员的偏见过多地投射在一部电影身上，可能会有失公允，对电影本身也是不公平的，作为商品也好，作品也罢，它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时间去各个平台和渠道上去展现它的优点。

《宝贝儿》肯定不是一部无懈可击的电影，除去电影本身的问题，见仁见智的美学选择，《宝贝儿》遭遇的狙击，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些观众观影心态的反应，以及行销公司之间恶意竞争的不良结果。《宝贝儿》从一个层面反应了中国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宝贝儿》上映后一部分观众的表现也体现了中国影迷群体对一个题材、一个演员的包容度。这些都是现实，这些都让人哭笑不得。

对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改造，两位导演的创作卓有成效。一位是比利时的达内兄弟，一位是伊朗的阿斯哈·法哈蒂。两位导演将“新现实主义”物质的／自然的环境，改造成社会的／心理的情境。因为剧本的精心打磨，电影变得更加具有可观性；因为不断被模仿，两类写实电影的新传统正在诞生。

达内兄弟的电影中，角色为外在的情境推动，要么是处身的社会环境（《罗塞塔》）、要么是复杂的人际关系（《两天一夜》。他们的行为与其说是自我选择，不如说身不由已。这便是罗塞塔最后绝望地企图自杀，可能连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何有这个举动；或者是《两天一夜》中的桑德拉，不断奔走说服同事重新投票，却在最后一刻莫名放弃。

而在法哈蒂的电影中，角色为内在的情境所驱动，并且最后总会作出抉择。在选择的过程中，观众知悉了角色经历的内心冲突，感知到他们丰满的形象。《烟花星期三》的女孩必须在理性（来自宗教的教义）和情感（对女性的同情）之间进行抉择；或者《一次别离》里的女佣必须在道德（不说谎）与自我利益间（说谎）选择。

这是两条相反的路线：达内兄弟电影中的角色受到外在因素驱动，被动地作出抉择，并循此选择行动；而法哈蒂电影中的角色则徘徊在内在的心理危机之中，必须依靠自己的判断才能继续行动。达内兄弟的电影从外向内，因此适合于社会学的现代性批判，法哈蒂的电影由内而外，因此适合于人类学的灵魂刻画。

《宝贝儿》混杂了达内兄弟和法哈蒂两者不同的叙事策略。江萌救治孩子的动机源自她与孩子有相似的命运：江萌生下来也是有先天缺陷的婴儿，后来被丢弃和收养，于是当她听闻孩子悲苦的命运时，对孩子油然而生一种共鸣，她想让孩子活下来，不愿她遭受“死刑”。江萌一意孤行的意志源自她内在的心理需求，而不是外在的环境因素使然。

这是法哈蒂式的叙事模式：内在的心理驱动。但同时，江萌的内心却没能唤起一种在法哈蒂电影中作为标志要素的两难冲突，导演刘杰并没有对此对此进行相应的设计（他本来是可以的）。只是安排了丁萌在医院清洁的时候碰巧听闻孩子的遭遇，并由此唤起拯救的圣母心，仅仅如此而已。

江萌在果断（似乎过于果断了，没有任何犹豫）选择救治孩子后，表现出了一系列孤绝的举动：劝导孩子的父亲救治孩子、偷取医院的档案、到派出所求助民警、最后毅然决然地偷窃孩子……仅从丁萌这个角色作出的举动看，电影又是达内兄弟式的，因为“一根筋”坚持到底的角色形象正是达内兄弟式叙事策略的显明特征。

《宝贝儿》中的江萌一方面由内在的心理动机驱动，但算上心理情境（因为没有设计两难选择的困境）；另一方面又毫无道理地让她“任性”到底，但也不算社会情境（因为不是外在因素驱动）。于是观众遭遇到了无言的尴尬：江萌义勇的举动怎么都说不过去。仅仅依靠曾经也是缺陷儿童便因此产生共鸣和同情，不足以让她冒着犯罪的危险实行抢救。

而且电影也没能对她个人的成长经历（比如她因为缺陷儿童或被领养遭受的屈辱）、处身的人际关系网（只有养母和李鸿其扮演的男友这两方）等提供更多的信息，这些信息本来应该作为重点呈现在电影之中，这样观众或许能对江萌突然间的角色转变找到更多的共鸣。

因此，《宝贝儿》的情节和角色都令人难以信服，它建构在主题先行的概念下。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电影的制作过程：首先有这样一起事件，先天缺陷的儿童被家人所放弃，同时另一位有过相似缺陷但已平安长大的女孩听闻了这件事，于是冒险去拯救这条生命，最后有了整个故事和江萌这个角色。

电影原本也可以多着些笔墨在孩子的父亲身上，他的内心有真正的冲突：放弃救治，便是“谋杀”一条生命；救治，则面临着不可知的未来，这对将来长大成人的孩子来说会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但电影仅仅用了几个神情痛苦的镜头交代父亲放弃孩子的痛苦，这远非在表现他两难的抉择困境。此点本来应该被着重表现的。

电影因为留下了诸多此类空白，导致最后呈现的故事直接刻意，缺乏应有的深度。《宝贝儿》就像在无野心地呈现一起社会事件的来龙去脉，而忘记了对人的刻画。前者本可以交给纪录片去做——导演非常想制作出纪录片式的真实质感，但这是一种“伪现实”——后者则是剧情片在虚构的合法性上进行深入挖掘的优势。

可以说，刘杰将达内兄弟的手法并置到法哈蒂式的叙事模式中，两者碰撞出的不协调最终将整部电影酿造为一起失败的事件。同时他也混淆了剧情片和纪录片两者的重点，主动放弃虚构的力量，将剧情片当作纪录片来拍。观众在江萌身上感觉不到任何同情，有的只是厌恶，为她看似高尚实则愚蠢的行为哑然失笑。

这个电影。是我和男朋友去看的，从开始到结束，都平淡的没有一丝高潮起伏。开篇，就三个字，宝贝儿。结束时杨幂坐在那里，看着手里的纸。同在看电影的其他人，都在说，这是什么结局，突然就没了，我却哭的稀里哗啦的。甚至我觉得自己有些矫情。他所讲述的，都在里面，想表达的，想反映的，也都在其中。江萌的固执，中间有一段，我记得她说，她可以救活的。无论对方说什么，她都在说，她可以救活的！说了多少次，我不记得。我看见她的眼神里，对生命的肯定，对那个小家伙的执着。她可以不顾一切的，把小家伙抱去医院，却面对警察的时候，她连一句谎话都说不出。养母被送去养老院，她们坐在一起吃饭，就像从前一样，画面定格，突然间懂得那种无声的凄凉与无可奈何。他们之间的对话寥寥无几，却都是在为对方的未来做打算。江萌说，妈，谢谢你养我。我哭的泣不成声。这大概就是谁都无法阻挡的现实。就算是选择坚持，也要不得不屈服。可能，会有人不喜欢这种电影，但我相信，看过的，看懂的，都会为之感动。

影片刚开头，在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后，一张焦黄干燥满是雀斑的脸探进来，二话不说就拿手机开始拍照。昏黄的灯光下，逼仄狭窄的屋子，饭桌旁坐了一个略显呆傻面部畸形的孩子，她盯着那个孩子看了一会儿，又继续拍照。家里的女主人明显被这个架势吓到了，一个劲儿的开口解释：“今天我们下班晚了，就给他随便做了一点饭。平时吃的比这个好。”“你看我们吃的也都是一样的东西啊，真是因为今天没时间。”那张脸一言不发，依旧拿手机咔嚓咔嚓拍着，直到这一幕渐渐隐去。

不得不承认，从那一刻起我脑海中已经没有了那个聚光灯下的杨幂，那个精致、白皙、身材姣好的女明星。

影片放映结束后，导演刘杰跟大家做了一次小型的交流会。在提到杨幂时，他说：“我从来不教演员演戏，不去告诉他们到底该怎么演。”“但是我会让演员尽量靠近这个角色，直到成为这个角色本身，这样一切就合情合理了。”“片中杨幂的戏份，基本是她进组九个月后拍出来的，那个时候她已经磨出来了。”

“她已经磨出来了。”是的，她不再是那个聪明、狡黠、反应快爱怼人的北京妞儿，而是执拗、倔强、一根筋走到底的南京弃婴。

江萌是一个患有先天无肛的弃儿，并且由于出生后的缺氧，造成了脑部受损，换句话说，她的智商比普通成年人低那么一点点。但她又是幸运的，寄养家庭给了她能力范围内最好的生活，还有珍贵的爱。所以她的世界是单纯的、单一的、非黑即白的。

当她在医院做护工时，看到了那个跟她患有一样病疾的婴儿，她好奇、她关切。当她知道孩子父母竟然选择放弃治疗出院后，她焦急、她不解。她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治了，明明这个病可以治好啊，她看了看自己，因为我就治好了啊。

于是她偷偷找到了这个家庭的资料，她一遍遍地拨打父亲的电话，她一路找到孩子的家，她跑遍这个城市的医院、福利院、临终关怀医院，她想告诉他，我治好了啊，我跟你孩子患了一样的病，我治好了啊，他也一定可以治好的。

但她不知道这个世界是复杂的，有很多事，没有钱没办法解决，而有些事，有了钱也没办法解决。

她在她的世界里，因为年满18岁必须离开寄养家庭，而不得已与“妈妈”分开。跟她在福利院一起长大的聋哑儿小军，想要跟她一起生活，而且两个人可以节省一半的钱。她说，你去找个能生孩子的人过日子吧。小军打手势说，我们可以领养一个。她摇了摇头，比划着，不行，我们不符合领养家庭条件。

因为她一生下来就是个无肛婴儿，她这辈子，注定无法普通。

而那位父亲在他的世界里，因为妻子生下了一个无肛婴儿，也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选择。治，有这笔钱，应该也能治好，但是孩子一辈子都是个残疾人；不治，这是一条生命，亲手选择终结，要一辈子背负精神道德的双重枷锁。

哪有什么正确选择呢？活着，从来都不是一条非黑即白的路。

这是一部看完会让人沉默无言的片子。因为太真实了，而且无解。每年，中国都有超过10万个新生儿弃婴，而其中大部分都是有残疾的孩子。他们或者被直接丢弃在医院，或者被丢弃在城市偏僻的角落。他们有些直接告别了这个残酷的世界，有些歪歪扭扭挣扎着在福利院、寄养家庭长大，悄无声息地活着。

导演说，当他带着这个片子去圣巴斯蒂安去参展时，在城市街道上看到了很多残疾人正常出行活动，但是在中国却很少能看到。是因为中国的残疾人比哪里少吗？肯定不是，只是在这里，他们都生活在暗不见人的地方。

是啊，这个世界，生活着多少我们未知的人与事。

但至少，这部电影给他们开了一扇窗，让光，透了一点进来。

你问风为什么托着候鸟飞翔

却又吹的让他慌张

你问雨为什么滋养万物生长

却也湿透他的衣裳

你问他为什么亲吻他的伤疤

却又不能带他回家

——《无问》

文 | 乐一狸

这是杨幂自黑最狠的一次。

首次拍文艺片的杨幂，依然担纲大女主。只是这次，她扮成又犟又丑的傻姑娘，让人第一眼认不出是杨幂。

在电影《宝贝儿》中，杨幂饰演南京近郊的农村女孩江萌。确切地说，她是福利院的弃婴，合法寄养在附近无子女的村民家中。

养父死后，江萌与年迈体弱的养母相依为命，靠老人的低保生活。

故事发生在江萌成年后。

按规定，福利院的孩子年满18岁后，要解除与福利院及寄养家庭的监护关系，进入社会。

先天残疾的江萌，初入社会便遭遇了就业歧视与生存危机。在福利院长的帮助下，江萌被派到医院当护工。

在这里，她遇到一名有先天缺陷的新生儿，与当年的自己同病相怜。

可孩子的父亲徐先生（郭京飞饰）却放弃治疗，将病孩接出院，带回老家自生自灭。

为挽救病孩生命，江萌开始了秘密的追踪和营救行动。

史上最“犟”杨幂：不救治，就是变相杀人 影片隐晦交代了江萌的先天缺陷：心脏病、子宫切除、没有直肠，经过8年6次手术才恢复健全。

被亲生父母遗弃、手术正畸和福利院的生活经历，让江萌长成一个犟女孩：

被求职黑中介欺骗，她坚决上门讨说法退钱；

常年走访寄养家庭，监督弃婴们的成长；

一定要找医院相关的工作，为了接触和服务更多新生儿。

当她遇到与自己病情相同的患儿，而孩子父亲和外公瞒着孩子妈妈，决定放弃治疗时，她本能地愤怒了！

先天残疾的江萌，有着超乎常人的求生欲，她想拿自己手术成功的案例，去说服孩子家长继续治疗，却被拒。

江萌随即放下工作，从南京追到马鞍山，想尽一切办法打听到孩子的下落——被徐先生安置在当地养老院，等待死亡。

患儿的揪心处境让江萌炸了毛，在劝说无果后她报了假警，逼孩子母亲现身，因为“她不相信世界上有哪个母亲是不想救自己小孩的。”

警方走访的结果是，患儿全家都默许放弃治疗。

江萌的执拗十足可气，而她的善心又十分可敬，办案民警没有追究她报假警、拦警车的行为，放她回到南京。

此时，江萌想到另一对策——偷孩子——既然亲生父母不救，她便把孩子偷出来，谎称捡来的，然后送到福利机构，自然就能复制她当年就医的流程。

福利院的青梅竹马小军（李鸿其饰）成了江萌的后盾，二人连夜驱车返回马鞍山，趁着夜色，把孩子从养老院中偷了出来。

在送医途中，江萌被民警盘查，先天聋哑的小军帮不上忙，只能束手就擒。

为送孩子及时治疗，江萌冲破法律边界，被列为拐卖儿童嫌疑人。她身陷囹圄，却得到福利机构和公益组织的声援。孩子家属也在警方劝解及舆论压力下，放弃起诉，并同意送医。

刑拘释放前，女警问江萌，你为什么非要救这个孩子，就是觉得她身世和你很像吗？江萌答：就是觉得，她有权利活着。

女孩的犟，是对生命的强烈渴望与尊重。

史上最“傻”杨幂：人要活得干净、有良心

剥离救孩子的主线，电影在诸多细节上，也勾勒出生活中的江萌，是一个在常人看来很“傻”的女孩。

小军要江萌办残疾证，租给店家白拿一份工资，自己另找份工作，每月领双份工资，她不答应；

她在市医院做护工，放弃就近的员工住宿，每天坚持坐公交回乡下陪伴养母；

老家房子面临拆迁，养母在墙上贴复合板，想以精装标准索要更多拆迁款，被江萌叫停；

为找到患儿母亲，让孩子及时手术，她背上人贩子的恶名，还因旷工丢掉了医院的工作；

这个女孩在遭遇了双亲、社会、职场的多次抛弃后，仍对偏私徇枉留有反抗和求真的勇气。

与收养不同，我国寄养政策规定：养子成年后必须解除寄养关系，保障养父母财产不被非法侵占。

养母生病被送到老人院，江萌也依法搬离了老家。这对母女虽非亲生，却在十多年的共同生活中情浓于血，可碍于法规，江萌连给养母送终的资格都没有。

在政策框架内，只有当江萌拥有个人房产时，才能将养母从老人院接回家赡养。

深陷情感撕裂的三个人，都在默默为对方考虑：

江萌接受小军的建议，办了残疾证，另到餐馆洗盘子，拿两份工资攒首付，希望把养母从福利院接回身边；

养母祈求老房子赶紧拆迁，拿到补偿款，给江萌多留一点嫁妆；

小军想跟江萌搭伙过日子，江萌却希望他找个有生育能力的女人，留下个孩子，不然老了还得去养老院；小军说，他俩可以收养孩子，可两个人的收入水平远达不到收养标准……

虽然养母的身体未必能撑到女儿结婚买房的那天，但所有人都在为这个渺小且唯一的团圆希望，做着最大的努力。

面对压迫、掠夺和孤单，他们的回答，是继续生活。

史上最“丑”杨幂：回归电影的本质

近几年，观众对大IP和华丽视觉产生了审美疲劳，他们更愿意看到演员的平常面貌。

从赵薇、范冰冰、马伊琍、杨子姗到本片的杨幂，女演员们开始在文艺片中把自己弄得“面目全非”，重新找回生活中的“地气”。

谈到选角，导演刘杰多次在宣传活动中，呼吁大家“不要有傲慢与偏见”：不给演员划三六九等，也绝不歧视偶像明星。

神奇的是，刘杰给大女主杨幂配置的两片绿叶，是文艺骄子李鸿其和演技大拿郭京飞，三人在片中搭戏并不违和，且产生了可喜的化学反应。

到菜市场体验过生活的杨幂，全程顶着暗沉斑点的特效妆，配上粗衣水裤旅游鞋，将江萌丢工作、蹲看守所、洗盘子的人物情绪，和长期干体力活的微残体态演绎得惟妙惟肖。

特别是深夜偷孩子的那场戏，只有养老院走廊的幽暗灯光、病室间此起彼伏的呼噜和呓语、值班护士的背影、突然冒出的起夜老汉、楼梯间运尸工人等外部环境，没有任何台词，像极了《罪与罚》中杀人逃亡的内心戏。

杨幂在长镜头和特写的紧张切换中，用眼神和肢体语言将这场默剧演绎得悬念丛生、危机四伏，成为全片的情绪高潮，也将成为她表演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本片导演刘杰，曾指导《马背上的法庭》《碧罗雪山》《透析》等现实题材佳作，长期关注社会问题中边缘人群，推问现有制度，引发社会思考。

从缺陷新生儿的治疗，到残疾青年就业，从患儿家属救与不救的两难，到寄养家庭的养老困境，影片揭示了福利政策与法律之外的灰色地带，涵盖社会深度和人性厚度。

《宝贝儿》以完全真实的事件为脚本，获得侯孝贤导演的监制。为照顾患者的尊严和心情，片中所有病名和症状都以隐晦方式交代。

电影中出现了许多道门，房门、店门、车门，在医院、养老院、楼盘、派出所之间，门的开关完成了情节铺垫和情绪转换。灰头土脸的江萌，总出现在画面的明暗交界处，背着深深的黑暗，面朝光源，缓缓前行。

江萌是痛苦的化身，提醒我们珍惜健全体魄，竭力帮扶疾弱，社会将在寸蠕的长久注视下，一步步变得更好。

这个又犟又丑的“傻姑娘”激活了观众心中的善念。杨幂的这一波“自黑”，很走心，也很成功！

看完电影后，我忽然想起我的一个表哥刚。刚的父亲（我叫他表叔）罹患癌症，辗转各大医院，经过多次化疗，病情依旧没有好转。我跟家人去探望时，表叔在重病房里，远远地看了一眼，人已经昏迷不醒了。刚为了治好表叔的病，卖掉了房子和车子，还欠了不少外债。现在表叔每一天住院都要好几千的住院费，这对刚来说是一笔沉重的负担。探望完毕出来，我看到几个亲戚围着刚在说话。听了一会儿，大概明白亲戚们的意思：人已经没救了，与其这样躺在医院浪费钱，不如带回家吧。刚听完后，没有说话。大家说了一会儿，也都静了下来。这是一个困难的决定：是要尽最后一丝力量挽救父亲的生命？还是选择放弃，既然人已经快没救了？

回到电影上来，同样提出了这样一个伦理上的难题：如果我的孩子生出来后，是个缺陷婴儿，治疗他会因此倾家荡产，结果可能还是个傻子，那我还要不要治疗？如果我知道的余生都要面对一个有缺陷的孩子，时时刻刻都害怕他犯病，那我还有勇气继续养着他吗？……这是影片里徐先生面临的问题，也是千千万万有同样境遇的父母最难以抉择的问题。在观看时，我一直在扪心自问：如果我是他，我该怎么办？一边是很多人会选择像江萌那样指责他，“这是你的亲生孩子啊，你为什么选择放弃治疗他？”一边是他的家人们为了未来的生活，建议他放弃这个孩子——一个会带来无穷无尽麻烦的累赘。这中间，选择哪边都是绝路，都需要承受着内心极大的折磨。

当一条生命，无论是你得癌症的父亲，还是你的缺陷孩子，其生死取决于你的一念之间，在情感上都是难以承受的。从理性上来说，人不做无用之功。一旦涉及到生命，理性往往呈现出来的是无情和冷血。回到现实中来说，有人选择了继续治疗和抚养缺陷孩子，虽然日后承受了沉痛的代价；有人选择了遗弃孩子，让其自生自灭。电影中的江萌就是被遗弃的，她先天心脏不好，通过福利院寄养在别人家中长大成人。不只是她，电影中还呈现了一批跟她一样通过寄养长大的孩子们，他们或帮别人搬运蔬菜，或在医院当护工，因为身体都不是太好，所以用人单位都不愿意用他们，所能选择的工作也很少。他们能依靠谁呢？原生父母早就抛弃他们了，寄养的家庭十八岁按照规定必须离开，在感情上他们可以说是无依无靠，在生活上也难以看到希望。

然而日子如此艰辛，但依旧要坚韧地活下去——毕竟他们已经在出生时已经“死”过一次。电影的主线是江萌想尽办法拯救被徐先生放弃治疗的孩子，我们不妨把这个行为看成是“自救”。她是父母遗弃的孩子，这是她一生的创痛。因而当她看到徐先生的孩子被“放弃”时，她一根筋地想要去挽救，哪怕触犯法律也在所不惜。我认为她是看到了是十八年前的自己，“我是可以被治好的啊！爸爸妈妈你们当年为什么要抛弃我？你们看，我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她无法把这个质问抛给自己的亲生父母，她抛给了徐先生，“孩子是可以治好的！你看看我！孩子是可以治好的！”她还有很多的质问，按照国家规定，像她这类孩子寄养到十八岁必须离开寄养家庭，她理解不了：她的养母已经老了，需要她赡养。可是他们不能生活在一起。她一遍遍地质问福利院的领导，“我为什么不能跟我妈妈住在一起？为什么？”她被迫“遗弃”自己的养母。爱他的男人想跟她一起过日子，她也拒绝了，因为自己的子宫被切除，无法生孩子……她的生命充满了缺憾和无奈，但活着就意味着希望——她决不放弃。

电影没有多少跌宕起伏的情节设置，平平淡淡的，看完后心里却是揪着的，不敢去深想。多少人间辛酸事，都潜藏在电影叙事之中。我想起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轻》里说的，“人的生命之轻也就在于此，生命不能够永世轮回，此生的所有决择都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仅此一次，一笔略过，所以一个人的责任感很重要，对自己仅有一次的生命负责，对他人仅有一次的生命负责。”这句话，对我的表哥刚，对徐先生，对江萌，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