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十三钗

《金陵十三钗》用情色满足西方对中国女性想象？
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徐钢
    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南京大屠杀同为20世纪最伤痛的人类浩劫，但是受到的关注程度不同。犹太人的灾难广为人所知，鞭挞、反思种族灭绝的书籍和影视作品数量巨大，而南京大屠杀在国际主流媒体和学术界基本上很少被关注，直到张纯如这样一个勇敢但是业余且没有经验的华裔记者写出《南京大屠杀》这本畅销书。在数量、质量上，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研究、认真反思、文学和影视再现都远远比不上奥斯维辛，这是有多种原因的，包括犹太人在西方经济政治中的主导地位，二战历史研究的重欧轻亚的倾向，中国在欧美语系中的缺乏话语权，西方对于日本的相对好感等。在深层的原因中，我们也不免要问：这是不是与中国的民族性里缺乏集体反思的精神有关？
犹太人对奥斯维辛的反思是如此的严肃和警醒，以至于 The Holocaust （种族灭绝或大屠杀）、 Shoah（浩劫）、 Trauma （创伤记忆）都变成了跟这段历史有关的专属词，而且上升到了神学和《圣经》的高度。Holocaust 本意“焚献全牲”，是希腊“异教徒”的习俗，犹太人使用这个词，有焚尸炉、毒气室集体屠杀的惨痛记忆，也有指称对犹太人的杀戮在神学上犯忌的意思。而Shoah 则来源于圣经，是大劫难的意思。令人吃惊的是，中文对这几个词的通常翻译并没有考虑到对犹太人的特殊意义，而是与普遍的意思等同起来，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 Holocaust 和南非的种族歧视似乎没有差别，或者Shoah 和大洪水、海啸等灾难似乎是一样的。而实际上，这几个词只应该音译，保留原来的对奥斯维辛历史深究的意思。
至于“创伤记忆”，犹太人的研究甚至比对大屠杀本身的研究还要深刻认真。毕竟，前事之鉴后事之师，除了惩罚罪魁祸首以外，重要的是防止类似的大屠杀再一次发生。犹太学者争来争去，最后的公论是“创伤记忆”不可以完全复原，如果我们可以回到灾难原址，复原屠杀的场景，那么原先的屠杀就变成很多事件中的一个事件，允许各种角度的解释、甚至允许对于有没有发生过的抵赖。记住创伤的最好方式，犹太人认为，就是不要碰原先的伤疤，而是从伤疤周围着手，记住大屠杀的前因后果。正是这样的一种想法，构成了所有关于奥斯维辛的影视作品的底线和基础。这类作品有很多，最早的是1946年奥森•威尔斯导演的《陌生人》，里面穿插了集中营的纪录片片段；最有名的是1993年的《辛德勒名单》；最近比较有名的有1997年的《美丽人生》，2002年的《钢琴师》，2008年的《阅读者》等。
列举的这几部作品都是卖座又叫好的杰作，特别是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辛德勒名单》，用黑白和彩色的交替来表现创伤记忆的严肃和残酷屠杀中人性的温暖。但是，哪怕斯皮尔伯格再小心翼翼地对待创伤的问题，关于这些电影的争议还是不断。犹太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批评斯皮尔伯格“发浩劫财”，把大屠杀变成了赚钱的一桩生意（ “Shoah Business”），把集中营的影像“好莱坞化”。批评者特别拿《辛德勒名单》和1959年的电影《安娜日记》、1978年的电视剧集《Holocaust》相比，指出以前的影视作品里只有一个生存者，而《辛德勒名单》中几乎每一个观众在乎的角色都活了下来，是好莱坞式的皆大欢喜（提姆•科尔，《从奥斯维辛到辛德勒：历史是如何被购买、包装和贩卖的》。
如果说好莱坞做了“犹太人浩劫生意”，那么中国和美国近年来兴起的南京大屠杀影视热做的就是“大屠杀生意”，而且做得不如好莱坞的精致、认真和对历史的负责任。当然，这里面的质量有好有坏，不是所有的都是以营利为目的，也有纪录片和剧情片的分别，比如2007年的纪录片《南京》，就是美国在线公司副总裁Ted Lionsis 在看了张纯如的悼文后决定无偿资助拍摄的。无论质量是多么的参差不齐，这些电影都还是严肃地试图记录下中国最创伤的历史之一，让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为世界所知晓。所有的这些尝试，在张艺谋导演的《金陵十三钗》中都被狠狠地嘲笑了一通，因为这部摆明了要做中国票房冠军的2012年贺岁片做的就是彻头彻尾的“大屠杀生意”。

在做这桩生意的过程中，这部电影犯了至少三宗罪。
第一宗，用过于戏剧化的情节虚化历史。不是我们不可以拍由战争作背景的电影，而是我们不可以用太多的不可信的虚构来将历史煽情化、戏剧化，从而虚化南京大屠杀的惨痛历史。《金陵十三钗》里面的虚构令人震惊的虚假、不可信，而违背了电影制作（哪怕是好莱坞化的制作）的最基本的一项原则：不管大情节是多么地虚假，细节要真实可信。贝尔扮演的约翰，在原著小说中根本没有，在电影中取代原先的英格曼神父变成了主角。前一分钟他还是一个贪生怕死的醉鬼、色鬼，一心想付钱跟玉墨上床，在日本兵冲进教堂的时候准备偷了钱财躲进柜子里，突然没有任何铺垫地就大义凛然起来，保护女学生、拒绝跟他的朋友逃命、和玉墨含情脉脉地谈恋爱、大哥哥似的抚慰书娟，说着非常不恰当、虚假、不符合那个年代的、文艺腔十足的台词。另外还有不可思议的巧合：约翰正好就是个葬仪化妆师，使得他能够帮妓女们化装成女学生；玉墨以前也是教堂女学生，而且英文在班上是第一名，所以她可以用除了有点口音以外最完美的英文跟约翰流畅交流；教堂门口千不停万不停正好停了一辆大卡车……
影片开始的战争场面似乎是为了证实南京大屠杀的残酷，也是张艺谋对大场面控制自如的看家戏的展示，但是中国军人的过分英勇的牺牲、以一当百的豪壮并不符合南京大屠杀的史实，也不符合任何战争中的真实场景。所谓“八壮士”，排成一竖排，一一被击中，以慢动作优雅地倒下，配上书娟强作解释的画外音；戴涛少校，一个人智勇双全，不仅从容击毙无数日本兵，最后还拉动手榴弹，和所有敌人同归于尽。这都是过于浪漫、戏剧化的情节。情节的不可信予人口实，让别人可以争辩：如果这些虚假的情节都是跟南京大屠杀有关的话，那我也可以从我的角度来讲这个故事，从而宣告南京大屠杀只不过是一个虚构的情节而已。同样指责这部电影可笑的虚假的情节，是由Todd McCarthy 所写的一篇文章，在12月13日发表在好莱坞的重要的独立批评刊物《好莱坞记者》上，题为“张艺谋和贝尔对南京大屠杀的再现崩溃于不可信的情节之下”。
第二宗罪，用过于情色化的视觉来满足西方人对中国的女性想象。在中美两国基本同时上映，又有贝尔这样的国际大牌影星，张艺谋和他的投资者当然希望在美国的票房分到一杯羹，也借此冲击可以名利双收的奥斯卡奖，所以美国观众对这部电影至关重要。为了满足想象中美国观众的需求，电影的英文名为《战争之花》，明摆着是要靠中国的美女来吸引眼球。在这种自我“东方主义化”的思路下，一系列不可信的、侮辱女性、侮辱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的镜头被堂而皇之地摆上来。逃难的时候，女人最基本的常识应该是掩盖自己的美丽，穿破旧衣服、脸上涂上污泥，都是我们经常读到的办法。这部电影的“十三钗”，穿着最美丽的旗袍，化着妆，嬉笑着来到教堂，在教堂里抓住一切机会搔首弄姿、半露酥胸，完全不合时宜、不符真实。最为荒唐的一幕，是在她们换上朴素的学生装以后，决定“让妹妹们看看秦淮河名妓的风光”，排成一横排唱起跟嫖客调情的小曲，而镜头又很快幻化为她们穿旗袍调情唱歌的样子。这是典型的为了视觉的光鲜对细节真实的牺牲，而且以女性的情色化为代价。乔治自告奋勇男扮女装成第十三钗也是电影自我女性化、自我东方主义化的一个例子。
原著中玉墨是和戴涛在地下室中恋爱，为了跨国观众的需要，张艺谋顺理成章地让她和约翰调情以至于最后做爱，让这个情节成为整部电影无可置疑的中心。约翰每次惋惜地看着她扭着屁股走开，似乎是为了跟她上床才做了如此多的大义凛然的牺牲。到了最后，他跟她煽情地说，“我想要你的一切，我爱你的一切一切！”而玉墨则在“现在就带我回家！”这个充满色情意味的英文句子(“take me home now” 是“带我到高潮”的意思)中到达高潮。恶俗至此！
第三宗罪，是整个电影过度的营销策略。在美国彭博社12月16日关于《金陵十三钗》的一篇题为《情色化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中，专门提到三个例子：1.影片的广告招贴，展示贝尔穿着神父服，斜眼偷瞄酥胸半露的倪妮；2.在一些与观众的互动中，允许观众和半裸的“十三钗”合影；3.倪妮的花絮文章，《我和贝尔演床戏》。这些营销策略，明摆着是要靠着情色赚钱，做大屠杀的生意。这种营销策略也是对于中国“软实力”的一种错误理解，以为只要是大成本、大制作、以好莱坞的风格来竞争，就是软实力的体现。殊不知真正的软实力，是对自己的历史的尊重、不轻易为资本所折腰、尊重理解女性和其他弱势群体，是有自己独特的创新能力。
在我的英文专著《中国景：当代中国电影研究》中，我专门讨论了张艺谋的《英雄》和《十面埋伏》，强调这些模仿好莱坞的所谓“大片”是中国当代文化症候的一个表现。《十三钗》中的情色化、虚构历史及过度营销，不是孤立的现象，是很多文化、政治症候的发作，包括文化上的不自信、经济上的焦虑感、缺少自主的知识产权、以及缺乏民族的自省心。只不过张艺谋这一次的症候发作触到了民族创伤的底线。
作者系上海交大特聘访问教授、美国伊利诺大学终身教授

这是极少数我在电影院看到最后，不想把字幕看完就离开的电影。事实上，当《秦淮景》响起来，一排女的穿得花枝招展并排走出的时候，就已经到达我忍耐度的极限。这样的并排行步，只应该出现在《唐伯虎点秋香》四大才子出场的时候吧。

西方心理学有一道考验人性的题目。6个小孩在铁道上玩，5个在主道上，1个在岔道上，这时火车来了。扳道工是否应该把火车引向岔道，用1个无辜孩子的生命，换取另外5个孩子的幸存？1个和5个，选择似乎显而易见，但这个两难选择的实质在于，我们是否可以扮演上帝，去判断生命间的孰轻孰重。即使面对5条生命，1条生命的价值也是不容质疑的。

而我们的电影告诉我们，12个纯洁少女在主道上，12个风尘女子在岔道上，把火车引向岔道，是多么的可歌可泣。

对此我只想骂娘，去你的壮怀激烈，去你的贞节牌坊，去你的假仁假义。

有人说，妓女们是自愿的。真的每个都是自愿的吗？即使回到电影本身的文本，也并不是她们中的每一个都表了态的。玉墨首先提出了一个崇高的道德命题，数千年我们都被人看不起，今天我们也壮烈一回。好姐妹随身应和，头牌们都表了态，剩下的小姐妹即使心有不甘，也无法说不了，否则就显得自己道德上落后。于是，12个人的生命被少数人决定了。

这是我最为痛恨儒文化的地方，以道德为幌子，一件事情一旦上升到道德的高度，别人做了，我就不能不做，即便是牺牲生命这样的事情。否则，即使苟活也只能为世人所唾弃。

更何况，在真实中，这样的提议也许根本不是玉墨们自己主动提出，而是被群体所挟持的。假如教堂里不只学生和妓女，而多出了伤心的妈妈，忧愤的老师，乃至擅于鼓动的领袖，不难想象会有某种来自外界的请求被施加给玉墨们，这种请求会故意做出十分为难的样子，但分明又会被表达的很清楚，并被群体的力量渲染的高尚无比。但这其实是一种伪崇高，因为做了是崇高，不做并不是平凡，而是遭人鄙夷。于是玉墨们只能被赶鸭子上架，没有选择。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是失意时拿弱者抒发壮怀激烈的虚伪。“牺牲你们，救救孩子”，这是危难时牺牲别人拯救自己利益的虚伪。

而这帮孩子哪里纯洁，她们分明知道去了会面临什么。可是妓女们一说替她们去，便欲拒还迎的接受了。故作天真的问牧师，日军会强奸她们么？这样就可以使她们良心获得安宁。叫一声姐姐，就欣然接受对方生命的馈赠。如果你们认为妓女可以全身而退，那个和你们一样纯洁的小男孩呢？他分明是去赴死的啊。

写到这儿，我倒没那么讨厌张艺谋了，尽管他拍出了一部让我很讨厌的电影，而讨厌的原因，在于他讲述了这个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大全故事的同时，没有忘了把所有丑恶，虚伪和不堪都点缀到各个细节当中。

“这儿没地方了，去别的地方躲”

”我看就怪你爸，不是你爸她就不会死“

“怪不得没船，原来你爸是汉奸”

“当兵的，不打日本人，就知道往地窖躲”

“我不知道她们后来怎么样，也不知道她们的名字”

....

一个大难当头，不知道真正彼此关怀，只会彼此责难以显示自己壮怀激烈的民族，也许还会重蹈覆辙吧。但愿不要发生。

最后想说，张艺谋啊张艺谋，你还是难以摆脱低劣的审美观。如果你这部电影里少些丰乳肥臀旗袍摇曳的镜头，也许若干年后，这部电影会重新被发现，成为一部伟大的电影。

张艺谋拍了《金陵十三钗》、《归来》（《陆犯焉识》），陈凯歌拍了《梅兰芳》，冯小刚拍了《芳华》，毫无疑问，严歌苓是目前中国大陆最主流、最受欢迎的电影文学剧本创作者。再往前，张艾嘉的《少女小渔》出色，陈冲的《天浴》更冲天。难得有一位作家、编剧，能够以女性视角，同时受到男女导演的青睐，况且，实现了艺术和商业上的双重丰收。中国人爱严歌苓，爱看她笔下的故事。必须承认，严歌苓擅长制造戏剧冲突，她的故事总能拿住中国人的情感命门。

悖论的是，从张艺谋到冯小刚，这一代男性导演，在女性主义、女权意识方面，口碑并不佳。张艺谋在《满城尽带黄金甲》里端出大馒头似的胸脯，冯小刚垂涎文工团的美腿，女性的美在他们眼中是被物化、符号化的，减缩成一个性符号。这显然谈不上一种文明的女性意识。但他们都爱以女性主义著称的严歌苓。这里面一定有误会，要么，我们错估了女性主义在中国的现状，要么，我们误解了严歌苓。

本文倾向于后者。

我对严歌苓的负面观感，是从《金陵十三钗》开始的。一部写国人创痛的电影，加上旗袍美女的风情，不打动人是很难的，观众奉献了足够的感动和眼泪。但《金陵十三钗》让我从生理上感觉不适，我看不下去。这种不适太微妙，和中国人一贯的正剧表情相违背。

《金陵十三钗》是很好的社会学题材，关于人们的道德感，是怎样一步步被塑造、被影响。假如直观地向大众询问：战争中，如果你有投票权，你是否赞同妓女应该代替良家妇女去当慰安妇？我还是乐观地相信很多人会毫不犹豫地拒绝，“不应该，妓女也是人，都是受害者，不该歧视和欺辱她们”。那么，就不断地添加道德筹码。如果这群妓女非常风骚且毫无爱国意识呢？（推她们去当慰安妇是一种惩罚。）如果这些良家妇女还是清白的处女呢？（妓女至少经验丰富将伤害降低至最小。）如果这些良家女都是学生、都是孩子呢？（妓女也许是自愿拯救她们……）总有一环让你彻底同意，从感情上、从伦理上双重同意，“是的，妓女当然应该站出来”。

这是严歌苓的叙事陷阱，《金陵十三钗》的泪点所在。玉墨们历尽风尘，最后自愿代未成年女孩去慰安（实际是送死）。导演把她们赴死的过程拍得光芒四射，玉墨们脱下象征性诱惑的旗袍，穿上清纯的学生装，洗尽铅华，一脸阳光灿烂，表示自己终于又回到了纯洁年代。死亡对她们不但是一种道德升华，还是道德洗白。因为妓女是“脏”的，所以在临死前穿上学生装，是死得“干净”。故事诱导了观众，使人感觉这是“感动中国”。观众抹着眼泪送她们走向魔窟，纷纷在影评里写下“妓女也有义勇的爱国情”。而这一本来就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群体，在电影里被架上了道德高地，这有助于观众真正地平视她们吗？只要想想，假如玉墨们拒绝，表示虽然我们是妓女，但也不能理所当然去慰安。最后清清白白的小女学生狼入虎口——你会对谁愤怒？实际上，电影也留下了缺口，最后关头，一个妓女反悔了，哭叫着自己不想送死，但没有用，她被集体意志杀死了，被强迫拖走了。观者在看到这段的时候，有多少人会认为，应该让她活下来呢？又有多少人反感她的“自私”呢？

这不是纪录片，这是故事。当中所有的戏剧冲突，都是作者刻意的营造，也就呈现作者本人的价值取向。有人表示他看电影只看到了成年人救孩子，只有心灵肮脏的人才会看见妓女处女。这实在是选择性的目盲。妓女救风尘、从商女不知亡国恨到大义赴死，本就是故事最大的卖点。假如主角换成一群同样“清白”的女老师，则这种牺牲顿时失去了令观者啧啧玩味的戏剧性，反而变得残酷沉重起来。实际上，张艺谋把镜头对准玉墨们鲜艳的旗袍、曲线玲珑的屁股、走路一摇一摆的妩媚身姿，其逻辑和冯小刚拍文工团女孩的玉腿一样，是在消费女人的性特征。

玉墨们是伟大的、令人感动的，但这种道德伟岸建立在作者本人的不平等视角下。妓女为什么需要牺牲才能获得洗白、实现赎罪？严歌苓没法回答的问题，莫泊桑来回答。《羊脂球》也是一个被创造出来的故事。妓女羊脂球甚至不需要送死，她只要轻装上阵，满足敌方军官的性需求，她就能拯救这一车人。但是她试图拒绝，因为她有基本的人格尊严，并不认为自己的身体因为妓女身份而变得轻贱。最后，她不情愿地屈就了，她救人了，但获得的仍然是众人的蔑视。莫泊桑的故事之所以动人，在于他的平等性，以及对人类头脑中非平等意识的鞭挞。妓女就应该献身吗？献身才能说明她们道德高尚吗？显然，严歌苓走向了另一条路。

而这条路，恰恰是中国人喜爱的，一种“感动中国”模式。看过一部电视剧，叫《刀客家族的女人》，我以为是严歌苓的故事，谁知不是。一个古老的家族恪守族规，清白的女人能进祠堂。女二号的丈夫赌钱，把她当筹码输给了仇人。家族派人去救她，发现她已经被仇人强暴过了，“不清白了”，于是转身就走。而女一号则是被抢来给女二丈夫填房的。这本该是一段惨痛的、封建时代的女性迫害史，但故事的走向却响亮地拐弯了——女一用爱发电，感动了丈夫。女二则参加抗日，成了英雄，临终欣慰地表示，自己又能进祠堂了，自己还是“刀客家族的女人”。剧终，儿女们在家族墓地吊唁先贤，表示要继承传统。这是2014年中国人热爱的故事，比《金陵十三钗》还晚了三年。

张艺谋还拍了《陆犯焉识》。凭心而论，电影很好。陈道明和巩俐演绎了荒诞岁月里坚固的爱情，令人动容，也令人惜叹那段吃人岁月。但是回看原著，又不免感慨，严歌苓还是严歌苓。电影巧妙地截取了原著的后半段，只拍了巩俐的守望，没有拍这段婚姻的背景——包办婚姻，文化程度很低的封建女子嫁给要留洋的大少爷，没有爱情，受尽冷落。浩劫后的守望也真的是用爱发电了，让少爷终于感悟到旧式女人的忠贞可贵。反思呢？批判呢？顺应这种逻辑，女人的一切苦难，最终都能以自己超人般的道德化解。

电视剧《小姨多鹤》讲了一个抗日战争版的《使女的故事》。一户东北农人救了战败后未及回国的日本少女，要求她留下当代孕子宫。少女被中国好人的温情感动，自愿无名无份地生了几个孩子，以“小姨”的假身份生活在这个家庭里，最后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回到她魂梦的故国。仔细想想，这个故事里有多少不堪言说的残忍，但在严歌苓笔下，这是个温柔的故事，是多鹤这个伟大女人用爱对待命运，谱写的诗歌。

严歌苓的女性主义似乎逃不脱感动中国套路，表面看是在歌颂女性的坚韧、伟大、崇高道德，底色是迎合男权视角的百忍成夫。她歌颂一类女性，不管受了怎样的凌辱，承受了怎样的不幸和不公，最终用圣母般的情怀完成了白莲花式的救赎。她主动创造出一批这样的女性，歌颂其美好，而对其悲剧的根源，严歌苓是鲜有反省意识的。

有一段采访，严歌苓自述她的女性意识——

记者：感觉你对笔下的女主人公，她们在丈夫面前这样伏低做小，对她们充满了怜爱和同情，但同时并没有反过来对男主人公刻薄，对他们也抱有很大的理解和同情。

严歌苓：这才是真正的女性主义，因为你相信你比他更坚韧，生命力要更强。不要看男人的爆发力很强大，但是女人总是持续到最后的，而且寿命也比男人长。从生理上来讲，现在看看活下来的老太太，特别特别多，东京也是，很多老太太，平均寿命最高的，日本现在88岁。所以从生命力上来看，（女性）确实是很强的，那么给一点又怎么样？对吧，就根本不跟你一般见识，不跟你计较的嘛，这是我的女性主义。过去人家说我是女性主义我不承认，现在我发现我很女性主义，因为我把女性主义藏在这样的一个企图心里边，本来我就比你高了一截。所以我在《扶桑》里面说的：扶桑跪着，却宽容了站着的人们。

跪着的人，宽容站着的人，严歌苓说这是女性主义。言下之意，她不认为她们应该先站起来反抗。而在另一段采访里——

澎湃新闻：我看扶桑，觉得她特别憋屈，有那么种逆来顺受。

严歌苓：你觉得甘地逆来顺受吗？他的不合作和扶桑的不反抗是一样的。你永远打不倒一个不反抗的人。古往今来，其实“强奸”这个词语背负了许多人们强加给它的沉重的意义，其中包含着歧视。相比而言，这个词语带来的伤害可能更甚。扶桑她是对事不对人的。包括那次被强奸，扶桑其实是没有概念的。扶桑接受的是事而不是人，对她而言也只是一次不太寻常的邂逅罢了，她把强奸她的人的扣子咬下来，也并没有觉得怎样。

这段话看了毛骨悚然。把女性遭遇强奸时的不反抗（现实中，大部分是无力反抗），通过艺术创作，美化成甘地式的道德标杆。“一次不太寻常的邂逅罢了”。这是我读过的对强奸最诗意的描述。这究竟是女性主义，还是女奴主义呢？

对于严歌苓价值观的辨析是困难的，我们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道德大国，崇尚牺牲、崇尚伟岸。严歌苓也写女性的思考、女性的胜利、女性的美，但在宏大道德叙事的包裹下，她表达的美，也许不是天然的美，而是把被拐卖的女人评为“最美乡村女教师”的那种美。那正是我们应当痛苦辨析、从集体意识里剥除出去的恶毒。

最后，用严歌苓自述的一段话来结尾，或许有助于理解为什么那一代中国男导演都青睐于她。精神内核的相通，使得严歌苓成为中国人共有的一座精神牌坊。

“我一直说要审丑，有力量的审美有时是痛楚的，但这才能达到最大的审美快感。譬如缠小脚，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丑陋的东西，我不觉得，它是一个文化中有特征的东西。像流行歌曲那样甜美的、一般意义上的美我也能给你，但那不是我喜欢和追求的。”

    这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悲剧故事，其附着的特殊历史背景对电影人具有天然吸引，但故事的演绎成分太大，如果不能做到令人信服，会是最大的麻烦。在编剧刘恒手里，纯熟的编剧技巧努力抹去了墙上的褶皱，导演张艺谋也难得地尽量克制着自己以往过度装修的陋习，实力派演员克里斯汀•贝尔的加盟，更让表演上了一个明显台阶，这一切，令整部电影看上去圆熟、精巧、颇具冲击力，但最终，故事的核心，妓女们牺牲自己拯救女学生的这个抉择，其可信度仍值得商榷——它仍然像是被作者赋予的、强加的——这是这部不可谓不成功的影片，最大的遗憾。


    1、命题

    1937年12月13，是南京沦陷之日。
    次日，五万日军入城，废墟中的六朝古都，就此沦为这支野兽军团的肉食餐厅。从这天起，日本军人开始了连续八个多月的针对三十多万战俘、平民的震惊世界的大屠杀。旅美作家严歌苓的小说《金陵十三钗》，讲述的就是日军入城后三天三夜发生在地狱般的南京城里，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
    这如果不是迄今为止中国作家创作的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最悲怆、最高贵的故事，那就一定是最离奇、最具传奇色彩的故事。严歌苓以往的小说，喜欢以大历史为背景书写极端困境下的女性传奇，而向以故事短板为国人所诟病的导演张艺谋，则在这本薄薄的小说里嗅到了金灿灿的道德价值和商业前景。然而，任何人要想选择将这个故事搬上银幕，在今日之中国，无疑都要冒不难想象的高额风险（事实上，克里斯汀•贝尔先生的一次小小的乡间旅行带来的严重后果让我们意识到，各种潜在的风险还是远远超出了常人的想象力）。首先，你无法回避关于贩卖苦难的质疑，当然，即便是严谨如《辛德勒的名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这种质疑有时是比较廉价的；其次，在这民族深重的苦难背景里，消费妓女、消费情色的嫌疑也不是完全缺乏根据，朱大可先生那篇《十三钗的情色爱国主义》，即便投放时机欠妥，也不能完全看做只是空穴来风——追溯民族浩劫的恳切愿望和渲染妓女抗日的娱乐演绎，一个要求严肃、严谨，另一个却很难避免煽情，两厢之力，本身可能相互消解。张艺谋不会全无权衡，围绕在他身边的谋士们，必然也曾反复陈述当中利害，但他最后还是不肯放弃这个难得的“好故事”。那接下来，令故事可信，就成了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张艺谋找来国内最好的编剧之一刘恒，来为影片勾勒叙事蓝图。
    一个成熟的编剧，很快会找到这个故事的支点，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所面对的其实是个类似《苏菲的选择》那样的“魔鬼交易”。　
    《苏菲的选择》，是美国当代小说家威廉•斯泰伦的自传体小说，曾被誉为“西方小说史上的里程碑作品，二十世纪百部最佳英语小说之一”，这也许过誉了，但故事本身的确相当动人。故事主角苏菲，是二次大战期间遭纳粹迫害的波兰女人，她的一生，完全毁于集中营里的一次痛苦的抉择：在被关押集中营期间，纳粹强迫她在两个子女中作出选择，一个留下来，另一个将被送入焚尸炉，苏菲心如刀绞，在魔鬼的无理命题面前，她选择留下儿子。这个选择，没有拯救任何人，反而毁了她的一生。值得一提的是，冯小刚备受肯定的《唐山大地震》的戏剧核心，也来自对这个典故的重组。是的，好故事，总是讲过的。
    小说《金陵十三钗》面临一个相似的困局：妓女和女学生，该牺牲谁？
    这个故事里没有苏菲（假神父米勒实在没有资格作这样的抉择），所以在《金陵十三钗》里，纳粹和苏菲，也许是同一个人。那就是作者本人。但通俗小说作者一般不会让这种无解的道德焦虑困扰自己的写作，所以，她巧妙地引入了一个“英雄情节”——让“十三钗”自己作出这一选择，令人物获得升华，成为拯救者、牺牲者，成为英雄。这也许是通俗作品和严肃作品的最大区别——通俗作品的作者乐意充当上帝之手，随意拨弄人物的行为、定夺其命运，她可能根本不爱玉墨，甚至骨子里乐于剥削她们的特殊身份，而在真正严肃深刻的作品里，作者就是苏菲，就是朗读者、就是钢琴家本人。
    剧本沿用了这个手法（它别无选择）。所以，这个抉择既是故事的华彩，也是故事的最大陷阱和软肋。软肋在于，影片中这个高潮并非叙事的终点，而是所有叙事的起点，因为所有努力、所有功课、所有剧作技巧，都将为促成这个结果，令这个选择显得可信而做。
《金陵十三钗》最终做到了可信吗？


    2、人物的转变是否做到了可信？

    小说家出身的编剧刘恒有着深厚的文学功力，他的剧本最让人叹服的是对白质感，他能写出一流的台词，而一流台词最大的功效，是带入感强。然而遗憾的是，在面对这个敏感题材的时候，剧本在人物深层性格的挖掘上，却没有能够倾其全力，许多地方仍留有遗憾。有时候，这可能不是编剧能力问题，而是命题使然。刘恒的另一个剧本《铁人》也有这个问题，因为某种原因，那部主题先行的电影不需要、也不允许他对人物（王进喜）进行更深层挖掘，他于是只把力气花在情节、台词上，观众最终看到一个打了鸡血的王进喜，情绪饱满地过了头。《金陵十三钗》面对的问题异曲同工，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命题不可更改，深层挖掘人物也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故事在叙事上的终极目标，是让故事高潮、华彩乐章，妓女们做出“交换”这一选择显得动人（因为可信是做不到的），所以，之前所有叙事，统统都是精心的铺垫。
    在影片上映之前，美国影评人多德•麦卡锡曾在《好莱坞报道》发表了一篇评论，明确表达了他的质疑，质疑主要是针对核心人物的这种转变，“不可否认，在和平时期品行不端的人身上，当他们被号召从事伟大无私之举时，会显露出之前所隐藏着的高尚情感和道德。但不管从现实世界或电影本身来说，关于这一巨大转变的环境和方式都是不真实和不可思议的，其中的谋算和衡量被略去了，让最终结果的可信度，或者说，它所应该具有的力度大打折扣。”
    多德•麦卡锡对片中两个主要人物（美国人米勒和妓女玉墨）的转变，都表示难以认同，我个人倒认为，米勒的转变恐怕更仓促一些，而玉墨的转变倒是有迹可循、基本成立。剧本为玉墨的最后转变，埋下了不少于五层的铺垫：
    第一层铺垫，是日本士兵第一次冲进教堂，面对妓女们可能暴露，书娟选择了离开地窖口，让玉墨及其姐妹们得以保全，而女学生们却因此而险遭强奸（当中一个更坠楼身亡），对玉墨来说，这是救命之恩。这是恩。
    第二层铺垫，是李教官和玉墨的一次对话，原本可以撤出南京城的教导队，正是为了掩护这群女学生而全体阵亡，他们不能白死，对玉墨来说，这是同龄人的一个临终嘱托。这是义。
    第三层铺垫，是米勒的转变，米勒这个垂涎美色的“二流子”，这个局外人，为了这群孩子，都能有此义举，让玉墨觉得孩子们真的很有机会幸存，这让她们的牺牲有了意义。这是价值。
    第四层铺垫，是米勒向玉墨坦白寻琴弦女子的惨死，这让玉墨心悸，她由此想到自己的身世，她上过教会学校，第一次接客也在这个年纪，所以她认为不能让孩子们受此凌辱、虐杀。这是情感基础。
    第五层铺垫，就是书娟带孩子们爬上钟楼，欲跳楼自杀，这直接导致玉墨做出了她的抉择。这是迫切性。
    所以，玉墨的转变和选择，是说得通的。她的选择，乃是一个有过教会教育背景的女子的人道主义，任何一个成人在那样一个现场，为了孩子，都有可能这样做。说不通的，是其他女人在她的感召下，迅速、决绝地做出同样的选择，而这些人中的多数是面目不清的，我们看不到她们身上有这种层层递进的铺垫，所以剧本巧妙地安排了次日临上车前小蚊子的恐惧、反悔情节，这是个极有必要的补丁。但补丁只是补丁。也有女性观众敏锐地觉察到，妓女们的选择（不是玉墨的选择）有着天真的一面，作者或许正是利用了她们对职业、身份的卑贱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一诗句的引用，是令人当时感动，而事后叫人感到不快的一笔。妓女们作为牺牲行为的主体，并没有得到足够笔墨来具体剖析，她们仍然是一个个被简单赋予了行动的卑贱群体。所以，玉墨选择做“英雄”，有完整的自觉过程，而其他妓女，则是在她的感召下，幻想出了一种精神升华的价值。如果连做英雄都仍然是集体无意识，这个故事的先进性在哪里？它的确有一个巧妙包裹下的主旋律叙事的嫌疑。
    这是整个剧作，最令人遗憾的地方。它并没有做到可信。
    此外，米勒的转变，显然就更缺乏说服力了。日本兵第一次冲进教堂企图强奸女学生，米勒的挺身而出是可信的，这是一种普通的人道主义、英雄主义，而当他外出寻找两个妓女遇到同乡，有机会逃离南京却选择放弃的时候，情节处理就有些草率。当然，我们都记得，米勒后来在玉墨面前吐露心声，他告诉玉墨，自己的女儿如果活着，是12岁，正是和女学生们一样大的年纪。但这样就足够吗？这也是个补丁。在叙事中，补丁的特点是，不补，就露个破绽，补，则说明这里曾经有个破绽。
    相比米勒由“坏”到“好”的转变，他的痛苦与纠结尤显更轻，特别是他还刚刚目睹了两个女人被虐杀的血腥场景（相信这个场景所营造的真实感会令所有观众不寒而栗），我很难接受他会简单默许“自己所爱的女人”作出这样“伟大的决定”并付诸行动却无崩溃迹象——这种崩溃，想象一下如果玉墨是你的女儿，你的女友，应该都是不难体会的。
    多德•麦卡锡有个词用地十分恰当：不可思议。
    但由于剧本整体完成地实在很顺畅，至少在电影院里呆坐的这145分钟里，我们来不及考虑这些，你只能跟着人物跌宕起伏的命运跑动，在恐惧和压抑中，对一切信以为真。


    3、真正好的电影，不会只停留在故事层面

    真正好的电影，当然要有一个很好的故事，但绝不会只停留在故事的第一层面。
    十三个妓女为了救十三个女学生，慨然赴死，这是典型东方古典价值观的故事，而这命题本身是不可信的，尤其放置在背景过于厚重的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画面之上。如果不能做到深沉，就绝不要露出轻佻的马脚。是的，我们可以看到张艺谋已经在咬牙克制，但零星之处，毫无必要地渲染扭动的屁股、灿烂的旗袍……特别是《秦淮景》段落对于幻觉场景的处理，恶趣味一次又一次地在局部地区爆发。
    总体上，《金陵十三钗》是一部相当不错的通俗作品，面对这个异常严肃的题材，张艺谋很认真，却不够克制，剧本很精彩，但在许多层面远没有达到完美，而视觉呈现上，更有些不周之处。在这样一个故事里仍然无法遏制自己的某些趣味，让我对张艺谋……真的很挠头。
    我记得在电影《拯救大兵瑞恩》的结尾有这样一个细节，年老的詹姆斯•瑞恩带着全家老小来到二战阵亡将士墓地，在米勒上尉的白色墓碑前，他满含热泪，恳求妻子回答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告诉我，我这辈子没有白活？”这个一稿剧本里根本没有的情节和台词，是斯皮尔伯格在剧本改动中最动人的一笔。而《金陵十三钗》，缺少这种醇厚的东西。书娟对“妓女姐姐们”的牺牲缺少一个明朗的态度，最后窗口的定格画面，只传达了一种遗憾的感情。对十三岁的女学生书娟来说，这也许足够，但对电影、对这部电影的亿万观众，这并不足够。
    如果《金陵十三钗》不能算是一部一流电影，盖因为创作者对牺牲者、受难者的态度，缺少必要怜悯，即便这个问题也许是原著所带来。在《苏菲的选择》里，你清楚地看到、感受到母亲的灵魂之痛，而《金陵十三钗》你看不到作者的这种痛苦，更看不到这种痛苦达到了更深层次，所以，它无法和《钢琴家》、《辛德勒的名单》相提并论，就很正常了。但是，也许对于一部“张艺谋电影”来说，它必须得到某种肯定，因为这显然是张艺谋十年来最好的作品，如果这是一个新起点，张艺谋就值得我们期待。



  《电影世界》2012年1月号

零点的北京没有预想的冷。我第一个冲出《金陵十三钗》散场的人流，身上留着影院的余热，围脖拿在手上，双手伸在风里舒展一下身体，并不感觉冷。
所以我想那年的南京也没有冷到在逃命时还要带着围脖。

张艺谋一定在试图告诉我们，有些东西比命还重要。比如逃命时带着的围脖、花衣服、箱子，比如冒险去取的琴弦、耳坠和猫。
我想象中的张艺谋，眼中含着热泪和暧昧，对着他的摄影机说：
“亲，我不会丢下你一个，永远不会。
这是我们的约定，一生、一世、一辈子的约定。
我会守护你，机机。”

这部反逻辑大作从第一秒就开始挑战你的智商，我不是指第一个镜头那群逃跑的孩子居然都戴着围巾，我是指第一行字幕，当Christian Bale的名字出现在大屏幕上，后面居然赤果果地加了一个括号“美国”。
如果你见过任何一部外国电影的演员表要在演员后面标出国籍的话，少抽大麻，您产生幻觉了。
所以说，这电影的土鳖的气质从电影第一秒就生根了。

红高粱发家的张艺谋从英雄开始花了十年逃避身上的土鳖气质，可是人生就是这样，环境和岁月烙下的土气张艺谋你个生长在那个年代那个环境的中国导演摆脱不了。
从《英雄》开始到《三枪》，张艺谋的叙述能力逐渐跌到谷底，然后从去年的《山楂树》开始到今年的《金陵》，丫总算是反弹了一下。
现在他很努力地要讲好一个故事，很多人也认为这次他终于讲圆了一个故事。我只能说这些人对故事的要求太低了。

因为这部电影体现出张艺谋的根基不深，或者说深深地歪了。把几个故事通篇串联起来、逻辑没太多硬伤、叙事基本完整，这些他很努力在做在学，但可惜还未达标。和大多数近年受到好评的国产电影一样，《金陵》有几处零散的亮点体现出导演的才气或学习能力，但支撑起整部电影的逻辑和细节经不起推敲。不，不用推敲，显眼如天安门城楼的毛主席像。
比如拿兄弟冲锋炸坦克……我真不理解这个显示我国军人之壮烈的慢镜头还有什么逻辑可言。你们不是跟楼上呆着吗？反正都是要死，您能从楼上跳下去“空袭”坦克吗？非迎着炮火从正面冲，张指导是在侮辱国军智商吧，黑国军也不带这样儿的。
于是炮声响了，枪声响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冲过去炸坦克的兄弟们牺牲了……哎？我记着佟大为那副手开打前说队伍只剩十几人了吧？这打到炸完坦克好像已经倒了十几个弟兄了吧？这怎么两边楼上还十多个弟兄眼含热泪呢？果然土鳖吧，小学都没毕业。当然，张艺谋也可能曾师从于我们学校那位37=2*18教授。
再次见到佟大为的时候，他的兄弟们都不见了，尽管上次我们见到他时还剩好几个活着的。然后他居然背着一个小孩，再然后他居然说这个小孩是“我们”从路上救的。最简单的解释是佟大为有多重人格，否则就他一个活下来的人自称“我们”，只能再次说明张艺谋“语死早”（语文老师死得早）。
之后天亮了，女人叽叽喳喳打起来了，玻璃被斜向下的射入的子弹打穿了，小女孩被穿脖秒杀了，然后Bale同学开窗一望，正好看见日本人打开院门冲进来。这个细节说明，日本人发明了一冲可以打穿厚厚院墙的武器，而且从一楼的高度让子弹从正常人的身高开始发射，斜向下打入不知是一楼还是二楼的玻璃，射到正常人的身高的位置。或者张艺谋要说了，日本人只是在墙外斜向上鸣枪示威，子弹呈抛物线下落时恰巧击碎玻璃并打进女孩脖子……也难怪，小学没毕业是学不到物理的。这样吧，罚玩《愤怒的小鸟》300遍！
然后鬼子来了，女人逃了，女孩险些被凌辱了，一个臭流氓突然从此变成了巨靠谱的人宛如穿上Batman suit的Bruce Wayne。然后女人们在地窖里无奈、焦急而愧疚，一只猫也不知什么时候冒了出来并让人一眼看出老子以后一定要闹出点麻烦来。然后枪又响了，亮点来了，狙击手兼救世主佟大为出马了。如同之前那张战役里打倒电线杆来砸坦克的场景出现了，狙击手打爆地上的手雷来杀伤对方士兵。这里体现出张艺谋的学习能力，因为这些镜头最常见于那些动作电脑游戏里：打爆敌人路过的油气罐炸敌人、打掉敌人正在过的铁索桥让敌人摔下去，当然，还有一个个人英雄主义的主角一人单挑一群荷枪实弹的敌人。
最后濒死的佟大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布下了那个逻辑上根本讲不通的陷阱——不知道他一个人怎么能跟身上带那么多甚至能炸垮楼的手雷，也不知道他跟敌人交战的时候怎么可能有时间布置那个陷阱，更不知道他的陷阱为什么只有他被从楼上打掉到楼下才能抻到引信……万一他没被从楼上打下去呢？这一切张艺谋都解释不清楚，于是丫只能用慢镜拍爆炸开的楼、给炸飞的物品中加一些没意义的花花绿绿的东西只为增加镜头的美感、用分镜拍小女孩遥望着战场的脸。
啊，脏兮兮的小女孩的脸，短头发，睁着大眼睛。这是张艺谋的经典镜头，这部电影里也出现了好几次。这是张艺谋比较擅长拍出感觉的一个镜头。小女孩暗示着脆弱、脏兮兮的脸暗示着战乱、短头发代表年轻、大眼睛充斥迷茫与无助。《英雄》以前的张艺谋电影里有很多类似镜头，当然别的电影里也有类似镜头。

类似镜头，这是除了脆弱的逻辑之外另一点体现出土鳖气质的地方。这部电影有太多的镜头让人似曾相识。旗袍女子扭屁股走远、妓女脱衣时解扣、裹胸的分镜（这部分我身后的男观众居然赞叹“嘿，这细节！”请您去看AV吧，这种细节更多更细。）、临死时“打雷了下雨了赶紧收庄稼”这种被重复过一万遍的台词……哦，当然还有永远属于“南京片”或者更进一步“抗战片”的派系划分：一个爱国的壮烈牺牲的中国男人、一个友好的靠国籍救人的外国男人、一个坚强的中国女人、一群如狼似虎的日本兵、一小撮“有良知”却改变不了什么的日本兵以及一个戴眼镜有苦衷投靠日本当汉奸的中年胖子……一看电影里莫名其妙蹦出只猫我就知道它肯定要暴露某个妓女；一看冒出个戴日本袖标的白胖子我就知道丫是个有苦衷的汉奸；一看John给玉墨化妆我就知道这俩要上床。传说张艺谋那帮导演大学期间一天三部电影狂看，现在看来，那种做法的结果是张艺谋（包括绝大多数中国导演）对很多拍摄套路很熟悉，真正拍起电影来能迅速从脑海里摘取一大堆镜头和剧情设定，也有迅速吸收、学习新电影手法的能力，但属于自己的原创性东西太少。这样拍出来的作品也太套路化、太predictable。
这和为了高考写好作文背三十篇样文是一个道理。这样永远出不了有灵魂的作品。
当然，张艺谋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或多或少还有一点半点的原创性。稍后再表。
过于直白的对白也让张艺谋流露出高考作文般的功底。在豆瓣看《Le fabuleux destin d'Amélie Poulain》简评的时候，有人引用到：“本质上是在探讨自身的隐私和嗜好能在多大程度融入到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之中…………如何在含蓄与直白之间找到平衡，这是一个问题。”文学作品反映的是作者内心的认知，即“自身的隐私和嗜好”，然而作品的受众是大家。能让大家理解和欣赏的程度便是“能在多大程度融入到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之中”的问题。也就是说，作品的表现力“如何在含蓄与直白之间找到平衡，这是一个问题。”
《金陵》的对白大多流于直白，然而某些剧情又过于模糊。
比如张艺谋试图说明女孩和妓女两派是如何接纳对方的。在日本兵打死女孩之后，有几个妓女对女孩说了些抱歉的话，但当时的气氛真的是不言而喻的，即便她们口头不道歉观众也知道她们心里是愧疚的。把那些道歉都删掉只留下最后玉墨的“谢谢”，感觉更好。
后来妓女们帮了女孩们什么事，类似的场景，女孩们表情很到位，很感激地看着妓女们。这时候台词来了一句：“看来这些妓女们也没那么坏。”……多余了，看她们表情就已经知道她们怎么想了。
可以说张艺谋在努力地把故事讲通顺，所以有些台词有些话宁可说透也不愿模糊了。
可是我怎么就没看懂玉墨和John是怎么好上的呢？中间唯一有些转折两人关系的感情戏是玉墨跟John讲了一点小时候的故事。
这就能让玉墨是喜欢上John？感情叙述得不够充分。
还有让妓女们替女孩参加表演，女孩们逃跑这个计划，貌似直到第二天给男孩打扮时才说。我以为妓女们还有回来的可能，因为我不知道卡车居然修好了，这也没交代清楚。
不可否认《金陵》还是有不少亮点。首先它体现了张艺谋时不时能出彩一下的取材角度，避开了《南京，南京》那般过于宏大的背景，集中在特殊的女性群体：学生和鸡。南京大屠杀的特殊历史背景、老外帅哥、妓女、小女孩，这背景设定想不擦出火花都难。张艺谋拼凑元素方面是高手，从奥运开幕式就能看出来。至于故事本身嘛，他套用一些套路简单串联一下就能看。类似的比如说《山楂树》，美丽的乡下、绝症高帅富、漂亮大姑娘，想不出催泪故事都难。
我们知道张艺谋这个年龄的成功中国人大多在受教育阶段没受太多西方影响，整体比较乡土化，比知识比见识是比不过他们的后辈的，可是经历过那个斗争的年代，人很皮实、很灵活、很有小聪明。张艺谋、冯小刚之流的小聪明就在于善于学习。从早些时候开始引入床戏，到这部电影的一些似曾相识的分镜和情节，比如剪刀从画面左侧剪到右侧之类、美女挑逗帅哥、上述的仿电脑游戏的情节，还有如印度电影一般插入一段完整的歌舞《秦淮景》。
至于专属张艺谋的风格，也就是我之前说的张艺谋或多或少的原创性，就是他的摄影。不愧是摄影出身的导演，就算烂如《三枪》的片子，丫也能拍到几张很美的风景。这部也不例外。有一秒的画面是绿水边的破戏楼，还有之前提到的脏兮兮小女孩的眼神，都是张艺谋摄影的美。但这种总共不超过20秒的“风格”……没有也罢。
最后的大亮点是整部电影的气场。不是气质，气质很土鳖，有种《爱情买卖》的风骚。也不是节奏，节奏感很一般。气场，整部影片弥散的那种压抑、绝望与无奈的气场。有人说看完憋的慌，感情很压抑却缺乏高潮来宣泄。确实没高潮，老谋子不知道怎么高潮，只懂前戏。因为这种压抑感不是他的剧情带来的，剧情根本烂得一塌糊涂经不起推敲，压抑感如前所述，来自题材、来自背景设定。讲南京大屠杀中的女人就不可能拍不出情感压抑的电影来。可是剧情漏洞百出，你怎么要求他高潮？举个俗例子形容这电影。好比一高帅富来跟你做爱，你乍一看巨有性欲，可是丫连前戏都搞不好，你看着丫长那么帅，可满腔性欲就是得不到发泄。这片子实在拍得阳痿，没加“太”字是因为不如《山楂树》阳痿。所以很多人看完这片子觉得不错，但总归缺点什么。对，阳痿的男人就算再性感，能满足你么？
啊，说到sex，John和玉墨最后干得那一炮实在是又一个神逻辑之处。当时大家都排队等你化妆呢，你倒好，跟人家搞上了。更逗的是，他俩搞完之后大家都没问：“哎，怎么那么慢？我们等这么半天。”我觉得只有可能John是个快枪手，张艺谋在这里再次腹黑了。
总之，然而，终究，张指导是尽力了，尽力排出了一部算是自《英雄》以来他个人最能看的一部电影。
如果有人说这是这几年来最好看的国产电影的话，《十月围城》、《武侠》、《那些年》，无数好电影，包括同题材的《南京，南京》，
都瞎了。

PS：
豆瓣的影评看来没有回复键，无法回复一些那几位非水军的宝贵评论。
观影归来半夜涂抹的一篇影评被一大片水军顶了，是件有趣的经历。
或许那天半夜写作说得不是很清楚。《金陵》是部不错的电影，但仅此而已，远远谈不上那篇被顶的最多的影评说的“要是《十三钗》都拿不了奥斯卡，我觉得中国人从此再没必要凑热闹了。”
那篇影评的作者之所以那么喜欢张艺谋，是因为她和张艺谋一样，或许心里有很多想法，或许想努力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或许作品整体的情感把握还是可以的，但稍微摘出一两个片段，平庸，或者没法看。
“要是《十三钗》都拿不了奥斯卡，我觉得中国人从此再没必要凑热闹了。”“这绝对是张艺谋最好的作品”等等，不像是正常思维的人会说的话。
同样，士兵迎着坦克炮火送死、妓女逃命还涂脂抹粉带一堆行李等明显硬伤让这部电影常常让人感到为艺术而做作、感到情节推动有些怪异。
何况这部电影即便在情感方面也毫无创新之处。南京、妇女、强奸、死亡、乱世爱情，张依旧在用这些夺人眼球的元素来当卖点。看到军人战死、看到女人被强奸，我们自然心中有一股仇日情绪。看到一批人替孩子们赴死我们自然会感动。
可是看完之后，义愤填膺与揪心一遍以后，还留下什么？
对日本的仇恨？对妓女的新认识？
有个朋友看完之后跟我说：“看完发现妓女也可以是好人。”
这是废话。妓女当然可以是好人。如果看完这电影您最大的感受是这个的话，那么我容忍您夸张地赞赏这部电影，因为您是会根据职业歧视别人人格的人那。
南京大屠杀、心地善良的妓女这些题材也不少人拍过了，张并没有给出强于那些人的表现，甚至如我文中所述连人物设置都雷同。
划分经典电影和不错的电影很难，但区别不错的电影和平庸的电影很简单。一部不错的电影总有那么一两句台词让你想截屏留下来，或者那么一个表情那么一个场景萦绕在你脑海里。
张艺谋努力地去创造那么一两个场景，但我想正如很多人感觉这部电影没有高潮，其实正是没有那么出彩的场景罢了。
更别提和《辛德勒名单》这种经典作品比了。
至于这篇文章下面有人意思说《十月围城》、《那些年》没法跟《金陵》比。《十月围城》时间久了印象浅，但单从故事的严密性和节奏感来说，要明显强于《金陵》。看过《那些年》则在我心中留下了一些对青春和爱情的思考，确确实实会想到一些东西。那总要比发现妓女也可以是好人要更高层次一点吧。

最后记录一下本文下面目前最有意思的一句评论：“楼主SB，不想骂你” 当然后面的省略了。
没逻辑的人喜欢没逻辑的电影，原来事情就这么简单，这篇文章也算是白费口舌了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