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期

仿照多数人说法：路学长浪费了《租期》这样一个好题材，换话说《租期》拍得并没有众人期想的那般好，但因为温情脉脉的缘故顺利看完还是不成问题的，及格分是有，精彩却不足。

据猜测《租期》显然是被改过的名字，原名字是《租妻》，这功劳要归于广电局那帮人。显然后者带有更多噱头，而影片关于小姐的题材终于不再是一群人嫌弃的第6代无病呻吟，不过路学长却丧失了自己表达的欲望。

《租期》给我最糟糕的是回家那段，音乐乱煽，常给人莫名其妙的感觉。非要强调闽北的话，又不安插方言，这简直就是无视风俗。做秀一般的驱邪仪式，如果说父亲那里震耳欲聋的锣鼓声可以原谅，那么后面随便插入的一段实在是叫多余。

女疯子那里无疑是大大的败笔，一个小山村里的女疯子哪有穿成这样抽象派的，还旗袍加帽子。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为了强烈的对比还有所谓的决裂，为了我们的女主角不会重蹈她的悲惨命运。于是我们看到莉莉在离开村子时对跟在身后的女疯子大喊：你给我回去！别跟着我！

潘粤明的表现属于无功无过，李佳璇和现实里小姐的作风相去较远，感觉也不够火候。视钱如命是演出来了，那种风尘气息不足，而且这个小姐是不是太好心了些。

没有道德批判，但是所谓的人文关怀实在没见着影子。人们常说婊子无情，根据报告文学改编的电影具有刻画现实的信心，在路学长那里却少了严肃。

很喜欢这个故事。我喜欢一切带着姑娘回乡的故事，这个故事带着妓女回乡显得更暧昧和充满可能性。不过片子拍得基本上是电视剧的水平，演员演得也实在百无聊赖，音乐更是一塌糊涂，用六个字形容就是“驴唇不对马嘴”，用三个字概括就是“不着调”。我简直怀疑路学长真的拍过《长大成人》和《卡拉是条狗》，不过，想想他连《两个人的房间》那种愚蠢的片子都拍过，也就觉得能理解了。

对于这部电影，可以这样开头：作为一名草根导演，路学长一直致力于发掘平凡小人物的故事……

关注平凡小人物的作品实在太多，究其实不过如此：以各种方式生活着的人们，多数平凡。所谓平凡，乃是指所处的生活，不外乎细碎，忙忙碌碌，对付着自己手上的一点小事业。面对的大环境许是复杂多变，任何时代都可以称为“大”时代，然而平凡的人，真敢狂妄到自以为是创造时代的人么？我以为，任何时候，“大多数”人都是“时代”的承受者。柏拉图说现实是理想国的模拟，于是模拟出来的英雄不过是个幻影。我们都活在幻影中，这就是芸芸众生的平凡生活。你说电影反映时代，表现有代表性的生活，是浓缩的菁华。菁华就是平凡生活，那么导演岂不本就应该讲述平凡的人，平凡的事情？

然而，拍一部关注平凡人生活的电影，由于宣扬真善美的主流习性，往往容易陷入深挖痛掘闪光点的深渊。而路学长，从《长大成人》之后，便迅速摆脱了深渊的引力。“租妻”本身是比较敏感的字眼，女主角的妓女身份，在“地上”电影里，又增添几分敏感度。“敏感性”，容易予人哗众取宠的印象，然而敏感性却又是绝佳的切入点，视乎使用者的态度。作者尽管采用了妓女、租妻的题材，但不过藉此表达他的观念：一个主流社会，对个体身份的态度，代表着这个社会生存环境的人性化程度。

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会有一个身份，自愿不自愿地。身份既可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反过来一个人的命运某种程度上反映他的身份。身份又是与具有一定封闭性的环境相对而言的，当环境改变，身份、命运也可能随之改变，也可能不。于是命运与身份的交错，便会产生许多带不确定性的结果。电影结局，女主角没有如其最初设想那般回乡，而是留在城市这个不那么封闭性的地点“从了良”，路学长是带着宽怀温暖的态度去安排的。这样的安排是一种祝愿，祝愿平凡的，尽管也有偏见、自私，可同时也是善良的人，能在宽容的环境中，以为人所容的身份正常地活着。他的宽怀，不是高调高姿态，不是怜悯，而是平实且坚定的。

因为着导演这样的宽怀，所以尽管潘粤明的表演不够自然，情节有的地方显得矫揉，但我还是认为，路学长是一位真实人性化的导演，我赞赏这样的导演。

对于这位导演，还是可以这样开头：作为一名草根导演，路学长一直致力于发掘平凡小人物的故事……

  昨夜漫漫，看了部电影聊以轻松消遣，找来找去选择了《租妻》，看它的介绍说是“一部反映农村冲喜租妻的悲喜闹剧”觉得差不多应该是部比较轻松的喜剧。可看完之后，我发现我的想法错了，而更大的发现是那个在dvd封皮上写介绍的人是个傻子。
   公司倒闭女友离去债主临门，这是导演给郭家驹安排的出场环境。这个出身于大山沟、混迹于北京城的年轻CEO代表了很大的一批北漂人，为了自己的梦背井离乡闯荡在北京，白手起家开创事业还要背负着家族沉重的希望，然而成功并不对他们有什么眷恋，经过一番辛苦努力与他们不期而遇的往往是成功他妈。这个在北京被债主逼的乱窜的老实孩子被同伴拉去红灯区过眼瘾，却碰巧赶上那天严打，两人停车看热闹却与被警察堵的乱窜的三陪女莉莉碰上，同伴不怀好意的让莉莉搭了个顺风车。从此，他们的生活开始搅在一起。
   莉莉这个人物是个开朗的三陪女，或许对于这个职业，我该用“放荡”来形容，但我觉得“开朗”更恰当一些，套用别人的一句话说，“肉体很脏，但精神纯洁”，虽然靠“卖肉”为生，但也有她的原则“做可以，接吻不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里世界，小姐也不例外，她只是把自己的肉体做为本钱来为日后准备做正当生意的本金和自己的嫁妆。你可以出钱把她扒得精光，却无法阻止她一边呻吟一边在心里整理自己的帐目。当初她离开家出来闯荡的时候，和郭家驹乡下的侄女想的一样是要长见识学本事，可“一出去就知道不是这样了”。抛开别的，如果单从职业角度来说，她是一个很好的seller，很懂得维护大客户关系，即使是假结婚的前夜还给“王老板”打电话维护关系热度。
  郭家驹年迈的双亲最大的心愿就是看看自己的媳妇，并入膏肓的父亲让母亲催儿子早早带媳妇归家。而此时郭家驹要四处逃债，莉莉更是要避避人大期间严打的风头，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终于达成了一份租妻合同。随家驹返乡近一周的时间里，莉莉无邪的表现颇得郭家驹的好感，虽然偶尔也甜言蜜语且义气十足的说愿意娶小姐为妻，但他终究掩饰不了对于“小姐”这个人群的鄙视。而那个曾经是小姐，与莉莉如影随形的疯女人更是印证了这个人群的悲哀。
父亲在儿子婚礼之后撒手人寰，母亲坚持留在家乡守着父亲。同伴经不住债主的拳脚供出家驹的家乡。莉莉眼瞅着千里追债的两个壮汉将郭家驹一顿暴打，为了避免郭家驹被债主剁掉手指，莉莉咬牙拿出了自己出卖肉体的全部积蓄。八万！靠出卖自己积攒下来的全部就这样没了。旷野中一个小姐坐在地上仰天放声大哭，那哭声死心裂肺，里面有太多的委屈。
好在导演是个好人，不忍心让人太难过，给了一个好的结局。一年后郭家驹挣钱还了莉莉，之后他们两年没见。等第三年郭的生意渐渐步入正轨，他尝试着去寻找她。在一个路口，开别克商务车的他与挺着大肚子的她擦肩而过。看得出，她，已经从良很久了。
这个故事很沉重，沉重的让我失眠。小人物的生活是如此的悲惨，却又如此的贴近现实。这个故事让我无法一笑了之，因为在我们身上，或多或少也有着郭家驹和莉莉的影子。祝愿大家都好运，不管走进怎样的沼泽都要坚强的走出来，而且更重要的是不要让泥水污染了你的心。

    影如其名，当《租妻》这一原定片名被“矫正”为现在的《租期》，导演路学长心中或许有几许无奈。其实这只不过是这部电影众多妥协中最为昭彰的一处罢了。作为第六代导演中较为密切地融入体制中的一员，路学长在该片中的犹豫，甚至短暂的迷失，表现得相当明显。
    影片在宣传上号称中国第一部以“坐台小姐”为主题的电影。以第六代对社会底层和边缘人物的关怀的人文传统来说，“坐台小姐”只不过是这些人物当中的常规的一员，影片对于这个人群的关照从人文关怀的意义上讲，不应区别于对其他弱势群体的关照。但如果以这个群体的特殊身份作为宣传的噱头，那么它所照映的便扭曲为人们对于“性产业”这个敏感词汇的低下的偷窥心理，而它所贬低的则是电影自身的人文关照价值。
    结尾处被认为是典型的不入俗套的第六代手法。当然相比照好莱坞灰姑娘式的童话故事（《风月俏佳人》），路学长对于结局的安排确实体现不同。但我想，如果仅以跳出喜剧结尾的巢臼为参照，对于第六代导演来说，或许是一种艺术上的侮辱。某评论家说，影片的结局“有点狠”，因为郭家驹与王莉在茫茫的北京街头近在咫尺地擦肩而过，反映出了现实人生的残酷。但从另一角度来说，如此精巧的“设计”——那时（寻而未果）那地（苍茫人海）的那种接近，又何尝不是对大众多愁善感细胞的讨好呢？那场风波的三年后，两个主人公双双“奇迹般地”得到了人生的升华：郭的公司起死回生，而王即将成为一位伟大的母亲。我们无从知道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但事态180度的转变——或许是那场“乡村教育”的功劳——洗脱了前事的“肮脏”（但如果从导演的角度将其所关怀的对象先见地定义为“肮脏”的话，那么影片所要表达的人文关怀从本质上便十分可疑了），让观众和审片在道德上获得了自我确认与满足。相比较其他第六代作品的冷峻，我们只能说路学长在进行一种妥协的尝试。
    个人认为，影片由《租妻》改名为《租期》，未尝不是因祸得福。由此一改，过为昭彰且具诱惑性的平直表达，被替代为一种更具内涵延伸的叙述，也免却了媚俗之嫌。“租期”指向的是一段有限度的时间，契合了故事的叙述结构，也升华了意义的表述。在“城市—家乡—城市”这一段落式的结构当中，“租期”概括了中间这一段落的意义指向：一段镶嵌于“正常”城市生活中间“特殊”时段。第六代叙述传统中的“城市主题”中心，似乎在影片中遇到挑战，从表面上来说，这段乡村生活的“教化”作用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很显然，“租期”所传达的期限性告诉我们，在“回到城市”的必然性面前，回乡省亲只能是张爱玲“封锁”式的非常态的插曲。插曲的意义也正是在于这种非常态的呈现让我们看到了平时所不能看到的事物的另一面。
    那么乡村/家乡在影片中是否体现出“洗涤灵魂”的作用呢？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但又不完全是。郭、王两人由于巧合的因素，一同、可又各怀目的地“回家”，但相同的是，两人都在逃避来自城市的逼压：一个逃避债务，一个逃避“扫黄打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乡村是游子困顿中永远可以依赖的港湾。乡村经历中，不仅抚慰性的、具有精神疗伤作用的田园风光心照不宣地呈现，而且一些神秘的、原始的、具有宗教意义的符号也不断地显影（宗室祠堂，祭祀，招神等等），昭示出一种对抗现代文明的传统因素。
    但是，王莉似乎并未从这些因素中获得完全的精神上的顿悟和改过的想法。对于她来说，“现实的”经不起“神话的”推敲。不可否认，在她身上闪动过“醒悟”的瞬间时刻。婚礼上痛哭的一场，她所受的“刺激”便在于假结婚对于神圣婚姻的亵渎。按照郭的说法，王“什么世面没有经历过”，怎么会在乎这没有本质不同的逢场作戏呢。但是我们知道，即使是对于王这样分离“性”与“爱”的传统必然联系的性工作者，“婚姻”一词所包含的过于强大的向度也会让她们退却。婚床上王叹道，这辈子也算结过婚了，其间的苦涩不难体会。对于王来说，将“性”与“爱”分开，是不得已而必然为之，但她也有一份坚守：嫖客可以碰她，但不可以吻她（尽管有拾人牙慧之嫌）。“性”在她这里可以买到，属于商品，流通的，公共空间的；而“吻”似乎可以作为“性”的附带产品，不用另外付钱。而正因为不用付钱，她便有可以将它置于非商品、非流通领域的私人空间加以保留的可能性，抵抗购买者的臆断，将它作为“爱”的最后的、唯一的所属。为了这份在放浪的表壳下不常见的坚持，她不得不将自己陷入一个不解的两难：不去爱自己的所爱才是对他的爱。现实的残酷让她不得不收起幻想的可能（那个神秘的疯女人则是冷酷现实对她梦魇般的提示）。这也是第六代导演非浪漫、非天真的成熟之处。
    回到不可能的“乡村神话”，我们会发现一种潜在而深刻的矛盾：乡村既是可回归的栖息地，但又是必须克服与超越的低级阶段，回归，只能是暂时的，在发生危机的时刻。就如同人类矛盾而辩证的“文明”经历，文明的大厦竖起，越高就越雄伟，也越危险，但我们还可能回到原始吗？垂死的父亲，是一个明显的“弑父”象征，而郭与父亲的最终和解又契合了经历了失怙之痛后寻求精神之父的主题。
    《租期》从这种意义上说，还原了第六代所执著的城市主题，由时间上的非常状态指示，表明了空间上的城市统摄。除却类似结尾的“母亲神话”的表达，影片的批判性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保留得相当深刻的。猴子在最后努力消除郭的美好幻想，从一方面来说道出了一个真实的社会症瘊（虚伪的男性目光：“小姐就像公共汽车一样，谁都可以上。”——如果从公平的交换的角度来说，买卖双方应相互认可尊重对方的劳动与资金；如果从社会道德的角度来说，嫖妓与卖淫应受到同样的谴责。然而在男性目光与双重标准下，我们所截取的只是有利于自己的项：尊重自己的资金，却鄙夷对方的道德。），从另一方面来说，又落实了现实的冷酷——而这种冷酷的震撼力要远远大于温情脉脉的想象中的所谓道德升华。

    另外，音乐上给人的较cheesy的感觉似乎是讨好主流的另一体现。稍显过度的煽情削弱了批判的冷峻。故事在逻辑感上还有所欠缺，如无家可归、仓促结婚等处有些突兀。摄影上的质感的缺乏，或许是由于使用高清数字的缘故。而女性人物刻画的略显单薄，导演则难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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