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毛地带

何谓“不毛地带”？乍看是壹岐正服了十一年苦役的西伯利亚极寒之地，看完本文后，我想，“不毛之地”可以指代那段看似被反复提及，却什么历史性反思和共识性结论也没有得到的日本社会与国际社会。换言之，就像 《濑岛龙三回想录·几山河》 这本自传，看似写了很多、说了很多，实际上却什么实质性的核心问题都没有触及，更没有表现出真正痛切反思的立场。该书洋洋洒洒五百多页纸，就如西伯利亚的大地，广阔无垠，却是不毛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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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在战场——濑岛龙三的人生

2007年9月4日，日本各传媒都在显要位置报道了这么一条新闻：“‘昭和的参谋’濑岛龙三于今晨零点老死于家中，享年95岁”。到了晚间各电视台更是配以照片和录像资料介绍了濑岛龙三的死去和简历。 濑岛龙三可能是最后一个死去的大本营参谋，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他的死可以和1989年7月最后一名甲级战犯铃木贞一的死相似——都表示了一个时代的结束。然而两者不同的是：铃木贞一只属于过去，而“最后的大本营参谋”濑岛龙三却贯穿了过去和现在。

传媒在报道濑岛龙三的死亡时使用的都是“昭和的参谋”这个字，其实实际上有更加褒美的一个称呼：“昭和三大名参谋”之一。在战史上名不见经传，战争结束时只是关东军作战参谋的濑岛龙三中佐究竟有何德何能，能名列“三大名参谋”？要知道另两位可是石原莞尔和辻政信。 和生性乖戾，胆大狂妄而又确实有些大手笔表现的石原莞尔和辻政信相比，几乎可以说濑岛龙三仅仅是个好孩子，好学生。甚至都不能说他是个好军人，因为作为军人，他几乎没有什么表现，但他还是名列“名参谋”之列而同时几乎又不见于所有战史。

在大战已经结束了六十几年后的今天，经历过战争的人已经是少之又少了，可这位濑岛龙三却还结结实实地活了下来，据说还有八十多个头衔，人们最近一次看见他的名字可能是在看电影《战舰大和号》的时候发现那部电影的总顾问是他。 和石原莞尔和辻政信不同，其实濑岛龙三在一开始并不广为人知。

1981年初，当时的日本首相铃木善幸为了“在不增税的前提下而重建财政”而成立了一个总理府的咨询机关叫“第二次临时行政调查会”，简称“第二临调”来主持财政改革问题。至于为什么是“第二次”则是因为1964年时的池田勇人内阁搞补助金改革时已经把“第一次”给用掉了。

调查会会长是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会长土光敏夫，委员中有一人引起了传媒的注意：伊藤忠商事董事长濑岛龙三。虽然当时伊藤忠商事已经是一个巨大的综合商社了，但其规模和丰田自动车，松下电器等巨人还是无法相比。而且即使在商社中，伊藤忠商事也比不上三井物产和三菱商事等老牌商社，这个刚阔起来的商社董事长究竟为什么被选中担任如此重任？ 这时传媒才开始注意到濑岛龙三。对濑岛龙三研究下来的结果是发现这个人简直就称得上“神奇”两字，单单看他在被苏联人关押在西伯利亚11年以后进了伊藤忠商事以后的经历就是一个奇迹。

1958年1月濑岛进入伊藤忠商事时只是四等社员，这是女高中毕业生的待遇。而两年后的1960年7月被晋升为航空机部部长，1961年10月业务本部部长，1962年5月取缔役（董事），1963年常务董事，1968年专务董事，1972年副社长，1978年董事长。

这种经历除了中小型家族公司之外是几乎绝对不可能的，尤其在日本这种企业风土基本上是论资排辈的情况下，但濑岛龙三却做到了。 在媒体的努力下，人们知道了濑岛龙三晋升的如此之快的奥秘是他为一个中型商社，主要贩卖纤维制品的伊藤忠商事的转型弄来了第一桶黄金。并且成功地指挥伊藤忠商事脱胎换骨，转型成功。

如果这是问题的答案的话，那么这个答案会引出更多的问题：为什么濑岛龙三能够做到这点？濑岛龙三又是如何做到这点的？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从濑岛龙三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开始说起。 所谓“大本营参谋”又可以分为陆军参谋和海军参谋，这些参谋在战后的表现也挺有趣的。由于战后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结果，这两类参谋的遭遇和表现也截然不同。

一般来说，陆军参谋比较沉默，不开口的不少，而海军参谋们都喜欢著书立说。但是一般只要是开口说话，肯定是谈到战争。基本上海军参谋们喜欢对当时的政策制定，战略规划和具体作战痛加批判，而陆军参谋们则是要么反省自己，要么顾左右而言他，吹嘘自己作战其实是如何如何勇敢，到最后再来上一句：“精神胜不了钢铁”——输了也是没办法。

但濑岛龙三除外，他是一个异类。他是为数不多的在日军中枢几乎自始自终见证了太平洋战争全过程的人。大家都知道“攀登新高山1208”这条在太平洋战争中极其有名的开战命令，那是大本营海军部（军令总部）发给机动部队长官南云中一有关12月8日进攻珍珠港的命令。同样的命令在陆军则是“日出在山形”，这条命令于1941年12 月4日由濑岛龙三少佐亲手签发给第25军司令官山下奉文。和其他陆军参谋不同的是濑岛龙三还曾经担任大本营陆军部（即参谋本部）驻海军的参谋，负责协调陆海军统一行动，所以他有资格出任《战舰大和号》的总顾问，他在大和号上住过整整四个月。 但是他几乎不提战争和战争经历，虽然他经常在公共场合说话，据接近他的人说，私下他也几乎不提那场战争。 他当了一辈子参谋，从陆军到企业最后为日本国家政治当参谋。陆军参谋可以说是失败的，而企业参谋基本上是成功的，国政参谋则现在还看不出来，因为国家政治的变化可能需要更多时间才能够加以评价。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在得知濑岛龙三讣闻时发表讲话直截了当地指出：“当年国铁，电电公社和专卖公社的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有濑岛龙三这一位参谋，而现在的安倍政权之所以处处受挫，也就是因为没有了这样的参谋”。

濑岛龙三是一个传奇，不比石原莞尔和辻政信逊色，但不一样的是，他是一个贯穿了战前和战后，深刻地反映了时代变化的传奇。 1911年12月9日，作为富山县的农民濑岛龙太郎五男三女八个孩子中间的老三，濑岛龙三出生在日本富山县西砺波郡松泽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不过到龙三出生时，濑岛龙太郎已经不务农了。濑岛龙太郎参加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都得到了金鵄勋章，这种勋章一般得一枚就不容易，而龙太郎居然弄来了两枚，所以在甲午战争后期没有陆军士官学校学历的濑岛龙太郎被破格晋升为少尉，日俄战争时濑岛龙太郎是乃木希典的第三军兵站监部的副官。退役后就在郡役所（相当于中国的区政府或县政府）管征兵，后来一直做到松泽村的村长。中国有句话叫做“别把村长不当干部”，这句话放在日本更为合适，日本的“村”并不是中文里“村庄”的意思，一般相当于中国的区或镇，而中文的“村庄”在日文里是则是用“集落”来表示，意思是“自然村”。 濑岛龙三在1925年考上金泽陆军幼年学校，是招收的五十名学生中的第五十名，但是毕业时是第一名。这里要说上一句的是濑岛龙三入学时的第50名和辻政信的第51名虽然看起来很相像，但有很大区别。濑岛龙三是1925年进的幼年学校，那年头正好碰上“宇垣裁军”，原来大阪名古屋仙台熊本广岛东京这六所幼年学校的前三所已经被废除，就只剩了后三所，也就是招生名额少了一半，可是全国各地报考的人不会少，三千考生争夺那150个名额。到了1928年，连熊本广岛也被撤销，就只剩下东京幼年学校。后来从1938年开始才又逐渐全部恢复了过来。

当时的中央幼年学校已经改名为陆军士官学校预科，预科毕业后要决定服役联队，濑岛的提出的志愿是近卫师团第一联队或者第二联队，但被告知由于“某种理由”，他不能去这两个联队，而只能去故乡的第35联队。以后濑岛龙三知道了这个“某种原因”是怎么回事：“近卫师团”是天皇的禁卫军，因此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是平民不能成为近卫师团的军官，只有皇族，华族，起码得是高级军官家庭出身才行。 1930年进入陆军士官学校，是44期的。因为濑岛龙三是幼年学校首席毕业，有自由挑选兵科的特权。但是濑岛的运动反射神经不是太好，经常从马上掉下来，所以放弃了当看起来最酷的骑兵的想法，濑岛的功课好只是对于文科成绩而言，数理化并不很突出，所以也去不了炮兵，只能当最不起眼的步兵。1932年7月濑岛龙三时以步兵科首席，全校次席的成绩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

六十年以后还有人拿体育成绩和濑岛开玩笑。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练习骑马是从骑没鞍子的光背马开始的，所以运动反射神经差的学生会成天从马上掉下来。马术练习场的边上就是东京女子医专（现在的女子医大）的学生宿舍，女大学生们就挤在二楼的走廊上，看着士官学校的可怜虫们络绎不绝地从马上摔下来拍手取乐。濑岛龙三出任第二临调委员会委员后，委员中有一位女子医大的常务理事，一见到濑岛就说：“我认识你，你就是那时从马上摔下来次数最多的濑岛，那时我就在走廊上鼓掌起哄来着”。

从陆士毕业后濑岛回到第35联队，任官少尉，当时的大队长是花谷正少佐。这个世界是很小的，终战时的第18方面军参谋长花谷正中将这位石原莞尔发动9.18事变时的得力助手，辻政信在满洲的直属上司在这里又和濑岛龙三遇上了。一般讲来，陆大毕业生担任联队长以下的主官是很罕见的，花谷正是因为在满洲事变中有功而调回国等待晋升时由于第35联队所在的第九师团就要调去满洲和第二师团换防而来做准备工作的，所以花谷正成天和濑岛们讲的就是满洲。 濑岛龙三的家庭出身和生长环境和石原莞尔，辻政信不一样，既不像辻政信那样的出身赤贫，也不像石原莞尔似的是出身土皇帝。虽然不是有钱人，但生活绝不困难，虽然不是地方豪绅，但也是体面人家。所以濑岛龙三没有那么锋芒毕露，也没有那么多的顽劣行为。从幼年学校入学开始到陆大毕业，虽然濑岛的成绩一直很好，但为人处事很低调，很不引人注目。认真地做好一切教官和先辈派发下来的作业和任务，是个好学生。虽然有着两次首席一次次席的荣冠，但他的同学们似乎并没有把他列入像石原莞尔一类的“天才”，但也没有什么辻政信流的努力苦读的故事。 石原莞尔公开地仇视权力，辻政信露骨地迷信权力，而濑岛龙三从一开始就很自觉地知道应该怎样和权力结盟。在陆大学习时一次去靖国神社参拜，回来写的感想文里面除了和其他人一样的记叙之外，文章的末尾濑岛加了这样一句：“在靖国的诸神面前燃烧着护国的决心”，这句话得到了教官的高度评价，作为参拜靖国神社的范文发交全体学员学习。 这句似乎是无足轻重的一句话在濑岛龙三的研究者看来有着很特殊的意义，他表露了濑岛龙三的一个天生的本能：他知道当权者喜欢听什么。再看看他作为陆大首席毕业生发表的御前讲演就更加清楚了。

1938年濑岛龙三作为首席毕业生从陆军大学校毕业而得到发表“御前讲演”的荣誉，也就是在天皇面前发表演说。但是不巧的是那天天皇本人并没有来，只是由侍从武官长“代听”，不管怎样，“御前讲演”是日本陆军的最高荣誉， 濑岛龙三的御前讲演是他陆军大学校毕业论文《关于日本武将的统帅》的摘要，里面列举了楠木正成，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川上操六和大山严等五位日本武将，得出的结论是：“统帅的根本是断然的意志并将其迅速贯彻于军队以及捕捉战机”。

论文的最后是：“信奉圣旨，身心一体在皇军统帅的道路上前进。” 濑岛龙三的写作能力是很出色的，这应该归功于他小学六年级时的住田建太郎老师为这个优秀学生增加的特殊作业：每天写日记，并且逐字批改。 当时的陆军大臣是板垣征四郎，次官是东条英机，参谋次长是多田骏。在“2.26事件”后的“肃军”之后，陆军中央最关心的就是“稳定陆军”和“统帅一元化”，因此濑岛龙三对“统帅”的定义和理解太合他们的胃口了。濑岛龙三在这次御前讲演中给陆军中枢领导留下的印象分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濑岛龙三在惯例下基层一年回中央机关以后居然在参谋本部一待就是六年这件事，而通常即使是军刀组也是在中央和现场之间两年左右跳来跳去，而不会在一个地方呆上六年。 濑岛龙三一开始是在佳木斯的第四师团，后来到新编成的土肥原贤二的第五军实习。当时是战时体制，实习参谋一般立即就参加实际的作战计划的制定，但濑岛不知怎的没有参加过实际工作，据濑岛后来自己说，可能是现场指挥官怕他出了错而被上司斥责就干脆把他冷藏起来了。实习一年后，果然调到参谋本部第一部第二课(作战课)任作战参谋。 也就是说濑岛没有任何实战经验。但就是这样一个考试成绩特棒，没有上过战场，没有任何实战经验的军刀组参谋，后来照样在地图上指挥着几千上万公里以外的上百万部队。

濑岛进入参谋本部是1939年底，正是日军在诺门罕大失败以后。整个参谋本部被一种凄凄惨惨的空气所笼罩着，从参谋次长中岛铁藏以下一直到稻田正纯作战课长被全部撤换，大家都正在为如何擦干净关东军留下来的屁股而犯愁。 诺门罕的失败，使皇军们刚刚知道了武器装备的重要性。大家打起精神来要更换装备，又发现了没有钱，钱全部让在中国大陆的85万军队给用没了。有人就想出来了减少在大陆的兵力的招数，想把在大陆的兵力在两年内减少到一半的40万。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可能吗？有人就主张干脆集中兵力直接进攻重庆，但又有人反对，说那样会“更加扩大事态”，这就是很典型的日式思维：掩住耳朵就可以盗铃了，只用“支那事变”就不是战争，事态也就没有进一步扩大。但是其实就是主张进攻重庆的人也知道，即使占领了重庆也解决不了问题，就这样熬到了1940年3月底，日本军部终于下定了决心，要在1940年内解决中国问题，决定如果1940年内无法解决（就是蒋介石还是不投降的话），日本单方面撤军，除在上海，内蒙继续驻留少量兵力外，其余全部撤出大陆战场。但是后来由于欧洲的形势变化，希特勒如火如荼又使得日本人要跟进一把，结果这个决定没有得到执行。

濑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参本的，濑岛接到的第一个课题就是“在确保战略政略要地武汉的同时，能够把武汉方面的兵力减少到什么程度？” 原来的作战课大概十五人左右，分成三个班：作战班，航空班和兵站班，随着战事的推移，全课人数增加到了二十多人，作战班也分成了对北方班和对支那班，后来又分出来一个对南方班，但是这三个班又经常被统起来称作一个作战班，濑岛龙三在作战课的时候换过六任五人课长，冈田重一，土居明夫，服部卓四郎，真田穣一郎，服部卓四郎，天野正一。 濑岛龙三大尉一进作战课就受到重用，作为作战班长的助理，帮着统管三个作战班。在辻政信中佐和櫛田正夫中佐手下都干过。濑岛龙三的主要工作是阅读各地部队来电，以参谋总长的名义起草和拍发回电及其协助参谋总长“奏上”，面见天皇报告战争情况。

“奏上”是怎么回事呢？从《大日本帝国宪法》上说起来，参谋总长是天皇的幕僚长，得时不时地向天皇报告情况。太平洋战争没开始时，参谋总长每周报告两三次，开战以后是每天报告战况，回答天皇提出来的问题。形式上和回答国会议员的质问差不多，但有一个最根本的不同就是国会议员的质问先提出稿子让你准备，而天皇则是想到哪儿就问到哪儿，没法准备，还不能回答不上来，回答不上来弄得龙心震怒可不是开玩笑的。更倒霉还有一点：那年月没什么对天皇能报告的好消息，还不能骗，起码不能乱骗，要知道天皇消息灵通的很，那些反战的老臣们没事就在天皇那儿放陆军的坏水。

但濑岛龙三很能处理这些事，他能猜出天皇大概关心什么，会提些什么问题，应该怎样回答才既不算“欺君”还又能鬼混过关。所以从闲院宫载仁亲王开始，杉山元，东条英机，梅津美智郎都喜欢带着濑岛去“奏上”。跟着掺和“奏上”对濑岛龙三也极有好处，虽然跟包参谋只是在边上屋子里呆着，见不到天皇，可是天皇没事会问今天谁跟的包，天长日久可就记下了这个名字。一直到1979年昭和天皇外孙女优子结婚，要找人当媒人的时候昭和天皇把濑岛龙三给想起来了，指明要他来做媒，就这样一个平民也算给皇室作了一回媒人，很风光了一番。据天皇说是濑岛吃的苦太多，尤其是后来被老毛子关了11年其实是为皇室在顶缸，这点以后会说到，这个媒人的位置就算是皇室对濑岛的报答。 1935年6月6日，濑岛龙三结了婚。和石原莞尔的离婚丑闻，辻政信的表演结婚不同，濑岛的婚姻是陆海军精英们中最常见的那种招女婿式婚姻，乡下孩子濑岛龙三的妻子是陆军大佐松尾传藏的千金。松尾传藏不是一个普通的陆军军官，他是当时的总理大臣，海军大将冈田启介的妹夫。松尾传藏这位西伯利亚出兵时的第59联队长当时已经退出了现役，做他大舅子的秘书。不知道怎么搞的，松尾和冈田长的很相像，由于这个原因，2.26事件时前来杀冈田首相的乱军认错了人，把妹夫当作大舅子给杀了，真正的总理大臣反而藏在浴缸里躲过了一劫。

冈田还有个秘书是二女婿迫水久常，终战时是铃木贯太郎内阁的书记官长，战后当过众议员，参议员，曾经是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这门亲事给年轻的濑岛中尉带来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他从一个乡下孩子进化到了上等人阶层。这样的姻亲关系，濑岛和海军的冈田，陆军的松尾，政治的迫水这三家联上了关系，所以濑岛以后几乎一辈子就一直在权力的中心。 婚后20天，第九师团就调往辽阳，濑岛当时是第一机关枪中尉中队长（连长）。任务是在东满“剿匪”，也就是讨伐抗日游击队。和游击队打了一年半，其中一次被金日成的游击队打到医院里好不容易才没去靖国神社。濑岛龙三后来解释这件事时说：“当时自称是金日成的匪贼部队有好几支，也不知道（打伤自己）的那支是不是真的”。 1936年5月濑岛考入陆军大学校第51期，终于离开了那个让人成天提心吊胆的地方。

濑岛也不是光在办公室里呆着，也去过现场。战争开始之前的1940年7月他和南支那方面军参谋藤原武大佐化装成日本游客在当地开夜总会的日本妈妈桑的协助下到香港去现地侦察，结论是“香港南部没有适当的地点可供登陆，只有在香港北部强攻登陆”，参与了制定进攻香港的计划。但是整个地来说濑岛龙三在战争中参与制定进攻计划仅此一例，相反的是大量参与制定撤退和扫尾计划。比如瓜岛大败以后为不得不从瓜岛撤退提供了理论根据，濑岛龙三算了一笔帐：如果再在瓜岛耗下去，起码还会损失62万吨运输能力，而没有了这62万吨运输，1943年的钢铁产量会只有200万吨——战争无法进行。 决定从瓜岛撤退以后，濑岛龙三以大本营驻海军参谋的身份和联合舰队一起具体制定并指挥了从瓜岛的撤退计划，在英帕尔大败以后大本营也是派濑岛龙三去缅甸和现地的河边正三，田中新一一起处理善后。当时参谋本部对于濑岛的评价很高，说他很有能力，考虑全面，能够协调关系。 但濑岛毕竟是皇军参谋，皇军参谋所有的怪毛病照样有，只不过没有石原莞尔，辻政信那么突出罢了，“台湾近海空战战果事件”就最能说明问题。

1944年十月，参谋次长秦彦三郎和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亲赴马尼拉，指示第十四方面军将防守菲律宾的“捷一号作战”计划中原定的吕宋岛决战为莱特岛决战。从而促成了“莱特海战”。美国参战的有170艘军舰，总吨位150万吨，连同登陆用船只总共900余艘。日本海军则是把包括战列舰“大和”“武藏”号在内的所有能够出动的军舰全部押了上去，共77艘，总吨位66万吨。双方出动的作战飞机加起来超过2000架。结果是“武藏号”等26艘日本海军的军舰长眠海底。

珍珠港，中途岛，马里亚纳海战都是使战局发生巨大变化的大海战，但是都没有这次莱特海战的意义重大。这次海战，宣告了一支曾经是很强大的海军的灭亡，这次海战以后，所谓“大日本帝国海军”就成为了历史名词。 这场海战和濑岛龙三有直接关系。

1944年10月10日，“公牛哈尔西”带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第三舰队，突然对冲绳进行了攻击，从12日开始对台湾的机场进行集中攻击，其实这是为了准备在菲律宾的莱特岛登陆而进行的佯动作战，但大本营没看出来。从12 日到15日，联合舰队的航空部队和第二航空舰队的轰炸机对哈尔西舰队进行了反击，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六百四十八架和从地面航空基地起飞的二百五十七架飞机参加了对哈尔西舰队的攻击。也就是所谓“台湾近海海战” 据大本营19日发表的战报说，光击沉击毁的美军航空母舰就有19艘，战列舰4艘，巡洋舰7艘，驱逐舰等15艘。其实呢？哈尔西的损失只是被击毁了两艘重型巡洋舰“休斯敦”和“堪培拉”而已。这场海战在日本十分有名，有名的原因不是仅仅在战果统计的荒唐，而是在于：有人知道了战果统计荒唐，向大本营指出来了以后不但没有人听，反而被穿上小鞋，发配到前线去了。 发现战果有水分的是参谋本部情报部的参谋堀荣三大尉，他去菲律宾出差正好路过九州的海军鹿屋航空基地，亲眼看到那些菜鸟海军飞行员是怎么胡乱判读战果,而基地的参谋们又是多么胡乱统计，所以所谓的战果根本就是荒唐无稽。堀荣三大尉立即回到新田原基地向参谋本部情报部部长有末精三大佐打电报报告了此事之后再去马尼拉。一到马尼拉的克拉克空军基地，堀荣三大尉立即向十四方面军的司令官山下奉文和参谋长武藤章报告了此事，这就是山下奉文和武藤章后来拼命反对大本营改变作战计划的原因。

山下奉文和武藤章相信了堀荣三的话，大本营为什么就不相信呢？这是因为其本营不知道有这份电报，电报已被濑岛龙三少佐销毁，因为濑岛不喜欢这份电报。用濑岛论文上的话来说就是他已经具有了“断然的意志”，正在“迅速地贯彻于军队”，而且还捕捉到了“重创美军哈尔西舰队”这么好的“战机”。这个时候如何容许别的不调和音来干扰呢。所以，濑岛龙三少佐销毁了那份电报。并且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堀荣三就赶到菲律宾去当第14军的作战参谋去了。

所以当美军第七舰队兵临莱特岛时，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智郎和海军军令总长及川古志郎一起晋见天皇，说这次美军的行动目的是“为了从政治上掩盖台湾近海的失利而企图尽早占领哪怕是菲律宾的一角”。日本历史学家秦郁彦教授评论说：“这是陆海军统帅部第一次如此迅速地同时做出了一致的判断，只是，那是一次基于完全错误的情报的完全错误的判断”。

在这种判断下，1944年10月，日本和美国在菲律宾的莱特岛外海进行了一次号称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海战，可能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舰队决战。 这件事没人知道。但是在1958年，在被拘留11年以后从西伯利亚回到日本的濑岛龙三还是找到了堀荣三，当面向他承认此事并赔罪。当然这次的赔罪其实可能另外还有原因。

1945年6月，离日本投降还有一个月的时候，濑岛龙三接到了一个在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调动：任关东军作战参谋。这次调动有两个原因，首先是败战就在眼前，而且苏联的参战也不可避免，但关东军作战参谋是天皇的弟弟竹田宫，必须抢在苏联人前面把他调回东京，濑岛是去补缺的。再一个原因是濑岛已经被贴上了“败战主义者”的标签，这是由于他和冈田启介前首相以及迫水久常的亲戚关系。是亲戚总得走动，濑岛也知道冈田们一直被宪兵监视，把走动的次数减到了最低限度，一个月只走动个次把。但在宪兵和特高警察的眼里，这就是“阴谋谋反”的嫌疑。确实濑岛在某种程度上为冈田提供了情报。

1945年4月的一天，迫水久常突然和濑岛联系，要求无论如何见一次面。两人见面后迫水的第一句话就是：“本土决战的胜利可能性到底有多少”。

濑岛知道这个回答的分量，沉默良久以后一字一句地说：“身为大本营参谋，本不应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事关重大，只说一下个人看法：本土决战有地利之便，但也就是拖延时日，绝无取胜可能。一旦本土决战失败，国家和万世一体的皇室将不复存在。” 迫水下了结论：“就是说一定要在美军或苏军在本土登陆之前结束战争。” 濑岛的这个结论，给了冈田等元老们联合当时的铃木贯太郎首相说服天皇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最大理由。迫水在1976年的一次证言中说：“我认为濑岛在结束战争的问题上发挥了很大作用”。 虽然当时没有人知道濑岛龙三对迫水透露了本土决战必败的信息，但由于濑岛龙三和冈田等人的亲戚关系加上濑岛龙三老和“转进”工作缠不清楚，让人听到“濑岛”就想起“失败”，既恨和尚，殃及袈裟，几件事加在一块濑岛龙三这就去了满洲。

1945年7月10日，濑岛龙三坐飞机离开了已经被美军炸成了一片焦土的东京，经过汉城到新京（长春）的关东军总司令部赴任，8月8日，由大约五十个狙击师，五十二个航空师，三十个坦克旅组成的一百三十万苏联红军在五千架作战飞机，三千辆坦克装甲车在支援下越过了国境向关东军发动了全面进攻。 关东军对苏联红军的攻击不觉得意外，尤其是濑岛龙三。1945年1月，作为秘密外交信使，濑岛龙三以“濑越良三”的化名乘坐西伯利亚铁路去往莫斯科时亲眼看到风尘仆仆，硝烟未退的苏军西线部队在大举东运，其目的当然绝对不是去西伯利亚旅游。

但是关东军没有对策，当时关东军有兵员75万，24个师团，但大部分是在1944年下半年以后新组建的菜鸟师团。对整个关东军战斗能力的乐观估计是还相当于太平洋战争开战前的三分之一，悲观的估计就是最多能坚持一个星期了。 苏军的进攻在正东面，正北面和正西面同时开展，坦克在飞机和重炮和火箭炮火力掩护下在前面开路，跟在后面的是机械化步兵，在平原地带进展尤为神速，让日军目瞪口呆。过了两天大本营才醒过神来，发了一道命令把朝鲜军编入关东军，说关东军不但要守住满洲，还要守住朝鲜。于是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和总参谋长秦彦三郎中将在8月12日带了关东军总司令部的人就到了朝鲜边境的通化，就准备在那儿全体玉碎了。 8月15日中午，昭和天皇发表关于接受波茨坦宣言的“玉音放送”，日本无条件投降。虽然少壮派参谋军官还在继续慷慨陈词要“死战到底”以外，大多数人都知道投降是唯一的出路了。

问题是怎么联系上苏军还是个问题，苏军根本不管什么投降，还在全线进攻。在东京养病中的关东军副参谋长松村知胜少将去找大本营要求帮忙和苏军联系投降事宜。得到的回答是：“关东军自己和苏联军去联系”，也就是说你们自生自灭去吧，没人管关东军了。 秦彦三郎只好在17日自己去哈尔滨面见苏联总领事请求帮忙斡旋。18日早上苏联总领事通知日军哈尔滨特务机关苏军将在当天下午派出飞机到哈尔滨来接关东军代表团。秦彦三郎带领了野原博起，大前正俞和濑岛龙三这三名中佐参谋从长春立即飞往哈尔滨。等在哈尔滨机场的苏军一开口就是：“土居明夫中将来没有来？” 土居明夫是原哈尔滨特务机关机关长，当时已经调任第13军参谋长，后来和辻政信一起在南京国防部做过顾问的。得知土居已经调走的消息，苏军当场就拿下了来机场迎接秦彦三郎的哈尔滨特务机关新任机关长秋草俊少将，给了秦彦三郎一个下马威。 秦参谋长一行在没有了机关长的哈尔滨特务机关住了一个晚上，又带了驻哈尔滨总领事宫川舟夫作为顾问，19日一大早坐上苏军的美制DC-3型军用运输机一直往东飞越牡丹江和绥芬河以后在兴凯湖边上的贾力科沃去见华西里列夫斯基元帅。苏联方面一开始是准备只和秦彦三郎一个人谈判，后来在秦彦三郎的再三坚持下，答应了带一名参谋（濑岛龙三）和一名翻译（宫川舟夫）参加谈判。 这一场谈判就谈出了一个千古之谜。之后苏联公然违反关于遣返战俘的波茨坦宣言的第九条和不迫使战俘服苦役的海牙协定，将60万被俘的关东军官兵押往西伯利亚服苦役，其中有一成以上的六万多人死在了西伯利亚。

苏联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到现在还是个谜。苏联解体以后有关这方面的文件也没有解密，有关当事人都是忌讳莫深。华西里列夫斯基元帅的回忆录里详细说明了对日作战的经过和日军投降的经纬，但接下来对投降日军的处理就一句未提。 其实在被苏联拘留过的西伯利亚归还者之中有一种说法，他们是作为国家赔偿，被日本送给苏联人的，就是说责任在日本而不在苏联。这种说法的根据是1945年7月日本外务省起草的《对苏和平交涉之要纲（案）》。

在现在已经知道内容了的这个共分四条的方案中，第三条的“陆海军军备”中明确写道：“海外军队就地复员，努力使其回国。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同意若干部队的现地残留”；第四条的“赔偿及其他”中更是写明了：“同意作为赔偿而提供一部分劳动力”。 参加投降谈判的这三人中，宫川1950年死于西伯利亚拘留所中，秦彦三郎中将在1956年回国后病死于1959年。因此长期以来唯一知道内情的就濑岛龙三一个人，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苏联人知不知道这个《对苏和平交涉之要纲（案）》的问题。日本投降前后是濑岛龙三负责和大本营的联系，而参加投降谈判的还是濑岛龙三，可是濑岛龙三对这个问题是三缄其口。直到1995年以后才开始否认这种说法。否认的根据是苏联人不可能知道这个日本人起草的要纲方案，因此没有在谈判时拿这个要纲迫使日本人就范的道理。但是这种解释还是有点苍白无力，本来大家怀疑的就是这个要纲方案是不是已经给了苏联人，而不是苏联人不知道这个东西的假设前提。

1945年9月6日，濑岛龙三和在长春的所有关东军将官，作战主任参谋草地貞吾大佐，情报参谋浅田三郎大佐和大本营联络参谋朝枝繁春中佐等五十多人关东军高级军官一起分乘两架苏军飞机被押往伯力，除了1946年9月中旬到11月中旬这两个月出席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作证之外，直到1959年被遣返回日本为止，开始了长达11年的拘留生活。

1949年5月，苏联内务省伯力军事法庭对濑岛龙三前日本陆军中佐宣布以下判决：“作为帝国主义日本的大本营参谋援助了日本的资本主义政策，根据俄罗斯共和国刑法第58条第四项判处25年苦役。作为外交秘使进入苏联收集情报，根据俄罗斯共和国刑法第58条第6项判处25年苦役。”这加起来不就有50年了？那判决书上还有一句：“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最终判决25年苦役”，最后实际在苏联西伯利亚服了11年苦役。

后来濑岛龙三进入商界，在商战中获胜颇多。他的竞争对手经常有一种“濑岛是赤化分子”的说法，这基本上是一种在商场上常见的中伤对手，贬低对手人格的做法，但是濑岛龙三确实也是有几件事说不清楚。 第一件事是作为苏方证人出席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证明日本军部和关东军一直在图谋发动对苏战争。其实濑岛的证词很暧昧，谁都可以任意解释，苏方解释成由这个阴谋，而被告律师则解释成其实没有这个阴谋。考虑到濑岛龙三当时的处境，可以理解他的行动，但是濑岛的反对者们指出同样是苏军战俘的证人，原大陆铁道司令官草场辰己中将的选择是自杀。

其实和苏联人合作的不止濑岛龙三，日本玉川大学教授若槻泰雄在《西伯利亚捕虏收容所》中指出，从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开始的所有关东军军官除了草地贞吾大佐一个人之外，都放弃了“大日本陆军军官”的尊严，将自己知道的和不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苏联人。

第二件事是濑岛龙三在西伯利亚的11年中，除了8年是很清楚地知道所在之外，还有三年没有人知道他到底被关在什么地方。作家松本清张在《现代官僚论》的“内阁调查室篇”中就指名道姓地说濑岛是被关在第7006捕虏收容所。而这个收容所据说是苏联人在日本战俘中训练苏联间谍的地方。1954年1月27日，苏联驻日大使馆二等秘书拉斯特波罗夫叛逃美国，就是“拉斯特波罗夫事件”。拉斯特波罗夫是GPU中校，在日本收集情报，据他自己说是已经有了一个很具规模的情报网。这件事在媒体上公布以后，有两位旧日本军人去警视厅自首，说自己是拉斯特波罗夫的情报网成员，一位是原关东军第三方面军情报参谋志位正二少佐，还有一位是大本营参谋朝枝繁春中佐，这两位都是第7006捕虏收容所出来的 最后就是所谓的“25年苦役”的判决，其实没有旁证，就是濑岛龙三自己在那样说。

濑岛龙三在苏联的11年中，学来了一手泥水匠的手艺。日语中泥水匠叫“左官”，濑岛龙三自嘲说：“原来是‘佐官’，败战了，丢掉了个人字边，现在成了‘左官’了”。 1956年8月19日早晨，日本红十字会租用的“兴安丸”号进入了京都的舞鹤港。被释放的西伯利亚拘留日本战俘的最后梯队回到了日本。这里面就有满面菜色，体重不满50公斤，牙只剩下了一半的濑岛龙三。

44岁的濑岛龙三，面临着人生道路的重新选择问题。 应该说像濑岛龙三这样不知道社会，只知道军队，只会打仗的人，回日本以后应该进自卫队才对。从自卫队的前身警察预备队的时候开始，对于旧军人的采用有两条内部规定，一条是在西伯利亚集中营中被洗了脑，赤化了的人不能用，再有就是战争中臭名昭著的人不能用。濑岛龙三和这两条倒没有抵触，但是年纪略为大了一点，更重要的是女儿坚决反对他进自卫队。据濑岛龙三自己回忆，一次和女儿单独在一起时，女儿对他说：“求你了，怎么也不要进自卫队，你在西伯利亚这十几年，妈妈吃的苦太多了。就是因为爸爸是军人，所以求爸爸不要进自卫队”。

1958年1月，濑岛龙三进了大阪的一家主要是做纤维生意的中等规模商社“伊藤忠商事”。 濑岛龙三为什么进了伊藤忠商社现在说法不一，濑岛龙三自己的说法是经同乡的关东防卫司令官，陆军中将本乡义夫的介绍。本乡在伯力第45特别收容所曾经和濑岛龙三在同一间牢房生活了一年半。当时关在第45收容所的还有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满洲国康德皇帝”溥仪等人。除了同狱之外，本乡和濑岛还可以算是“同学”，两人当时跟着第六国境守备队队长浜田十之助少将学英语。还有一种说法是开战时的驻美大使，海军大将，当时担任JVC董事长的野村吉三郎的推荐。

不管是谁介绍的，从伊藤忠商事的角度看来重要的是濑岛龙三这个人。伊藤忠商事创业于1858年，当时正好百年历史，并且正处于一个极为重大的转型期。日本是个岛国，严重缺乏自然资源，要搞经济只有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出口。几乎所有国家的对外贸易都是从纺织品开始的，因为相对来说纺织业需要的投资少，而吸收的劳力多。当时的伊藤忠商事是一个完全依赖于纺织业的商社，销售额的94%为纤维制品，剩余的6%为染料。随着日本战后经济的发展和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等地的政治趋于稳定，纤维行业将面临严峻挑战，所以董事长找来了这么一位完全不懂商业，因此没有任何既定的条条框框，但却是组织指挥的行家里手的濑岛龙三来寻找一条企业转型的道路。

这位连什么是“利息”都不知道的职业军人就这样来到了商场。 濑岛龙三进伊藤忠的1958年正好是航空自卫队在进行从F-86F的战斗机改型。这可是几亿美元的大买卖，美国各大飞机制造商都联合日本大商社削尖了脑袋想承包这一买卖。当时的贩卖态势是洛克希德公司和三井物产联合,格鲁门（Grumman Aircraft Engineering Corporation，1994年被诺斯洛普兼并）联合伊藤忠，Convair（The Consolidated Vultee Aircraft Corporation，现在是通用动力公司的一部分）则和关谷产商一起展开了激烈的销售战。 三井物产，三菱商事，日商岩井，这些都是老牌商社，可是几乎名不见经传的伊藤忠商事居然也敢往里边挤，他凭的是什么？就是濑岛龙三的人缘。

先来看看当时航空自卫队幕僚部简称“空幕”的构成吧。原来和濑岛同为联合舰队参谋指挥瓜岛撤退，冲绳战役的原田诚海军大佐现在是空幕幕僚长；和濑岛陆士同期的首席原四郎陆军中佐现在是空幕调查课长，正好主管选型。 这场销售战自始自终濑岛龙三没有公开出过面，但是全是濑岛龙三在背后指挥和策划。前面所说的濑岛龙三向堀荣三认错的一幕，其实也是这场销售战的一部分。堀荣三当时是驻西德自卫队武官，西德空军采用的就是格鲁门公司的，并且防空雷达系统用的是休斯公司的产品，正好在日本也是由伊藤忠包销。于是驻西德武官的武器性能证词对于伊藤忠至关紧要。在堀荣三做出了伊藤忠所需要的证词以后，素昧平生的伊藤忠商事社长越后手持礼物亲赴波恩致谢，弄得堀荣三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收到礼物的堀荣三摸不着头脑，可是有摸得着头脑的。武器系统的采购在各国都是最肮脏的买卖，一旦东窗事发，基本上都是丑闻中的丑闻。这次也不例外。一直到1968年这件事才爆发了出来，伊藤忠商事东京本社被警视厅抄了家，空幕防卫课长川崎健吉一佐（相当于旧日本军的大佐）因为把机密资料泄漏给了伊藤忠而被判处有期徒刑，而空幕防卫部长山口二三空将补（相当于旧日本军的少将）在被逮捕之前自杀。 但是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一切和濑岛龙三有关。 虽然没有直接牵涉到濑岛龙三本人，可濑岛也吓得心惊肉跳。他当上专务副社长以后，首先做出的一个决定就是退出军用飞机的销售市场。因为此时伊藤忠商事已经脱胎换骨，不需要去干那种刀尖上舔血的脏活了。这也是濑岛龙三从战争中总结出来的一条教训：决不能孤注一掷地冒险。他在回忆录里是这样评价“7.7事变”的：“决不应该扩大事态，不仅不应该扩大事态，而且应该认真和蒋政权谈判，即使放弃‘辛丑条约’中规定的在平津地区驻兵的权利也应该稳定满洲国”。 濑岛龙三是个大本营参谋，他的人生哲学，思维方式从陆军幼年学校开始就已经被日本陆军固化了下来。就是在西伯利亚干了11年的苦役，不少下级军官和士兵们从苏联回来时是打着红旗，唱着《国际歌》准备回“天皇岛”来闹革命的情况下，濑岛龙三的人生哲学还是没有丝毫变化。虽然他本人从不涉及这方面的话题，但是从他的动作就看得出来。

1961年9月，伊藤忠商事的常务董事贝石真三向濑岛宣布了一项任命：让他当“业务本部长”。这个“业务本部”是日本各大商社的独特部门，和名字不同，这个“业务本部”其实不管具体业务，而主要是搞公司的长期规划，是社长直属的部门。濑岛想以自己根本不懂商务来推辞。贝石立即集合了所有公司董事，对他们说：“濑岛君说他不懂业务，不能干业务本部长，大家说怎么办？” 越后正之社长说：“战争时你在参谋本部，能够指挥几百万大军，这个小小的几千人的伊藤忠有什么不能指挥的？” 藤田藤专务说的是：“伊藤忠会做生意的人多的腐烂发臭，会做生意的人管不了公司，伊藤忠缺的就是你这样的组织人才，干吧，大家都会支持你的”。 藤田说出了对濑岛任命的真意：当时是日本经济高度成长的时期，也是伊藤忠商事百年一遇的机会，如何将把公司的组织结构尽快地转移到能够适应规模超大型，面向全世界的公司是伊藤忠最大的问题。参谋本部出来的精英参谋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人才，军队是最大的组织，参谋本部的精英参谋们就掌管着这个组织，无论在战略决策上他们犯过多少错误，但在组织建设和管理上他们是不容置疑的专家。 濑岛接受了任命，但是提出了一个条件：“公司的董事们全在这儿，我提一个要求，大家能不能把自己最优秀的部下转让给我，这样我就接收任命，要不然干不下来”，然而这么一个很出格的要求居然被董事会全体吞了下来，马上15名全公司最优秀的人员送到了业务本部成了濑岛龙三的部下。

刚刚当上业务本部长，就遇到经济不景气，银行银根紧缩，董事会要业务本部提出方案来。但是濑岛龙三不懂业务，手下的人费了好大力气才使这位菜鸟部长明白了“银根紧缩”的意思：“那意思是不是部队已经开打了，弹药补给不上，现在应该怎么办？”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以后，濑岛龙三很不屑地开了口：“这太简单了，首先停止进攻，再统计各战线防守作战所需要的弹药，无法满足的战线就撤退下来，同时命令后勤不计一切困难收集弹药往前线上运送，这不是军事上最简单的问题吗？” “说是那样说，可是让哪条战线撤退都费口舌。” “司令部是干吗的？董事会决定不就行了？都是一个公司，分什么彼此？” 就这样，业务本部奋战一昼夜提出了解决方案，渡过了那次不景气。

原来和濑岛龙三在陆士陆大同学，后来又在参本同事的同僚们指出，实际上这是濑岛很自然地把长年在参谋本部工作所积累的组织工作经验运用到了公司经营上。濑岛经常把业务本部的十几个人分成四五个小组，每一个小组都是假想董事会，提出经营方针，作出预算，然后再把几个方案汇总做成一个方案上交给真的董事会。 这个业务本部被濑岛弄得像参谋本部一样，当时在业务本部的都是些三十左右的年轻人，没有什么商务经验，没有任何条条框框，给这个百年老店带来了一股新风。当然也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富有营业经验的老人的不满：“根本不知道现场的小家伙们胡乱指手画脚，给营业带来一片混乱”，很有点像原来对参谋本部的指责。但是业务本部和参谋本部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上面还有个公司董事会和社长，它只是提出建议，并不像战争时期的参谋本部那样有不受制约的权力，所以不会出乱子。 业务本部机能的强化，使本来是由单纯的条条组成公司变成了网络结构的公司，濑岛自己又发明了一个“重化学”的新名词，意思是机械和石油化工，把伊藤忠的业务重点放到了这两个行业上面。有人说濑岛本人是参谋本部出来的，知道在这两个项目上的落后都是日本败战的主要原因，所以才能够预测出日本产业在这两个行业上的进步吧。

当时伊藤忠商事的业务本部被人称作“濑岛机关”。这个名字有几个意思，首先是业务本部有着强烈的濑岛个人色彩，人们看到的只是濑岛龙三一个人。再有一个就是“机关”在日语中有“特务机关”“情报机关”的意思，外界经常有濑岛龙三经营着一个情报机关的传言。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时，濑岛龙三做出了一个令人惊奇的预言：战争不会长于一个星期，结果战争在六天内结束；1991年1月10日，濑岛龙三建议当时的日本首相海部俊树取消预定中的访问东南亚计划，因为“美军肯定在16日到18日发动对伊拉克的进攻，这种重大时候首相还是在日本国内的好”，结果美军在17日发动攻击。

濑岛本人对于这两件事的解释是这样的：第一件事是阿拉伯国家自己不会生产军火，全部从苏联东欧进口，大致上的数量是公开的，根据濑岛龙三的经验，这些军火只能使用有一个星期，所以战争时间不可能超过一个星期。至于第二件事就更加简单了，当时美军的所有行动都在传媒的监视之下，只要看报纸看电视就知道美军肯定要进行登陆作战，而且登陆作战的条件已经具备了，问题只是什么时候动手了。

登陆作战一定要乘高潮的时候，濑岛龙三找东京气象台帮助提供气象资料。根据气象资料，科威特沿海是在16日到18日潮位最高，所以濑岛龙三断定美军的进攻时间是在这个范围内。濑岛龙三说：“对于军人，这些都在常识范围，不需要特别的情报机关”。

伊藤忠商事是日本各商社中最早和中国进行直接贸易的公司，时间是1972年3月，比田中角荣访华还早了半年，这也是濑岛龙三在伊藤忠期间干的大事之一。 当时日本贸易公司的对华贸易受到严重限制。由于当时的国际政治局势以及中国正在进行的文革，1970年4月中国发表过一个被日本称为“周恩来四项原则”的对日贸易原则即有下述情况之一者，不与之做生意：（一）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支持朴正熙集团侵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厂商；（二）在台湾和南朝鲜有大量投资的厂商；（三）为美国侵略越南、老挝、柬埔寨提供武器、弹药的企业；（四）在日本的美日合办企业和美国的子公司。1972年为了遵守“周恩来四项原则”，丰田汽车公司不得不从韩国完全撤退。 那时候为了和中国做生意，日本各公司都是采用设立一个影子公司的办法。伊藤忠公司就建立了一个叫做“新日本通商”的影子公司来进行对华贸易。但在周恩来四项原则以后，这种方法也不行了。伊藤忠不愿放弃在台湾，韩国和南越的巨大投资，就只好停止对华贸易，有时通过辻政信的政治秘书，原参谋本部中佐参谋朝枝繁春经营的“东京丸一商事”做一些农副产品生意。

但是伊藤忠保留了对华贸易的全部人马。濑岛龙三对他们说：“这种情况不会长过三年，在这三年中你们做好一切准备，多研究中国，多交中国朋友，多去中国，找到有朝一日能够打败竞争对手的项目是最重要的”。于是伊藤忠在对华贸易完全断绝的两年里，还是坚持参加每年春秋两季的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等待时机。 时机终于来了。1971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华，美中关系出现了解冻的兆头。濑岛龙三立即不失时机，通过关西国际贸易促进会向中国方面提出重返中国市场的申请。并且特别说明是以“伊藤忠商事”的名义，而不是以影子公司的名义重返中国。 伊藤忠的申请得到了中国方面的积极响应。1972年3月，伊藤忠商事越后正之社长率团访华，以后伊藤忠商事在日本各大商社中最早在中国市场上使用“伊藤忠商事”的本名开展贸易活动。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实现了日中邦交的正常化。

1978年6月，伊藤忠商事副社长濑岛龙三跳过了社长，直接出任会长（董事长）。和欧美国家不一样，日本企业的董事长是个荣誉职务，并没有经营实权。1981年6月濑岛龙三从伊藤忠商事董事长的位置上退休，开始了他的继陆军军人，大本营参谋，战俘，商社经营者之后的第五个人生——参与国政。

濑岛龙三和政治家的往来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前与迫水久常的联系。战后旧军人有不少当上议员的，比如老上司辻政信就当过众议员和参议员，驻联合舰队参谋时的老搭档源田实从自卫队退休下来以后也当了参议员。

另外伊藤忠商事本身就和日本一个显赫的家族关系非常深，就是河野家族。现在日本众议院议长，叫河野洋平，当过自民党总裁，那是个唯一没当过日本国总理大臣的自民党总裁，河野洋平的父亲叫河野一郎，当过参议院议长，外务大臣；叔父叫河野谦三，当过众议员院长，儿子叫河野太郎，现在也是众议员。

中曾根康弘原来属于河野派。河野一郎死后河野派发生分裂，中曾根带人组成了中曾根派，所以中曾根认识伊藤忠商事的会长濑岛龙三是很自然的。1982年中曾根当选为自民党总裁，组阁时请竞选时的对手安倍晋太郎（前些时候辞职的安倍晋三的父亲）出任外交大臣被安倍晋太郎拒绝。最后是濑岛龙三出马请驾，濑岛的方法非常简单——站在安倍家的客厅里保持陆军的立正姿势一动不动，最后安倍晋三郎在这位原陆士次席毕业生的面前只好低头认输：不能让伊藤忠商事的董事长在家里一直站下去吧，从而答应了中曾根的要求。

中曾根刚上台就发生了所谓“第一次教科书事件”，1982年6月26日日本各大报都发布了一条说是实教出版社的《世界史》上把“日军侵略华北”改成了“日军进入华北”的消息，顿时引起了中韩朝三国的强烈抗议。虽然事后发现查无此事，是一条假消息，但是日韩关系也随之冷到了极点。 出面打开日韩间外交僵局的还是濑岛龙三。 为什么是和外交毫无缘分的濑岛？ 濑岛的旧军人缘又在里面起了重大作用。 韩国在1961年由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李承晚政权以后一直到从1987年卢泰愚政权成立的所谓“第六共和国”的26年中，虽然其中有号称第三共和国，第四共和国和第五共和国这三段所谓的“文民政权”，其实一直是军事政权统治，军队控制了全部国家政权。

韩国的军队和旧日本军有着分不开的联系。韩国陆军首任和第二任总参谋长李应俊和蔡秉德在日本殖民地时期的名字是香山武俊和大岛秉德，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日本战败时分别是日军大佐和中佐。韩国国军总共36任总参谋长中前16任均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或“满洲国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或者在日本军队中服过役。一直到1972年就任的第20任总参谋长卢载铉开始才切断了总参谋长职位和旧日军陆军的血统联系。

所以当时韩国陆军中濑岛龙三的先辈后辈数不胜数，濑岛龙三在1935年进陆大以前还当过三个月的陆军士官学校的中队长，这样他在韩国还有一批“学生”。再加上他陆士次席，陆大首席的荣誉光环，濑岛在韩国军队里极受尊敬。因此濑岛很顺利地就和当时的韩国总统全斗焕接上了头。全斗焕虽然是第一位受韩国教育的韩国总统，但是当时全斗焕周围的旧日本军人势力还是很强大，因此在濑岛龙三的斡旋下促成了1983年1月的中曾根访韩，缓和了日韩关系。

濑岛龙三对中曾根的最大贡献是帮助中曾根政权实现了日本电报电话公社，日本专卖公社和日本国有铁道这三个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这三个公社是很典型的国家垄断，电电公社垄断了通讯产业；专卖公社垄断了烟草和食盐；而国铁则垄断了铁路交通。 民营化的理由很简单：要提高效率。前两个虽然账面上还是黑字，但最后的国铁已经是每年要出两万亿日元巨额赤字的超大型亏损企业了。 民营化的阻力很大，在当时那个从官转到民，从中央转到到地方还不是世界潮流的时候，利益集团的议员，工会，反对党，还有坚持原教旨民生主义的大众传媒们都是反对这种民营化的。但濑岛在幕后进行了漂亮的参谋工作，从太平洋战场过来的濑岛龙三很清楚地知道日本军队在强大的对手面前一意正面强攻所招致的后果，所以在三大民营化时采取的是分进合击，分化瓦解和直取中央的战术，成功地争取到了自民党实力派人物金丸信的支持，从而比较顺利地将电电公社和专卖公社分别改组成了民营株式会社NTT(NIPPON TELEGRAPH AND TELEPHONE CORPORATION)和JT(Japan Tobacco Inc.)，将国铁分成了北海道旅客铁道，东日本旅客铁道等总共12个株式会社和财团法人实现了民营化。整个过程相对讲来比较平静顺利，没有像这次小泉纯一郎的邮政民营化那样弄得天怒人怨，沸反盈天。

从战争中学来的教训，当然不只是战术。在西伯利亚服了11年苦役，见证了十分之一的同伴悲惨地死去的濑岛龙三，总算从大本营参谋那种视人命为数字的世界里走了出来。在伊藤忠当航空机部长的时候发生过这么一回事：伊藤忠商事从美国进口的小型飞机在飞到夏威夷的时候遇到热带风暴，飞机坠毁，驾驶飞机的美国飞行员身亡，濑岛龙三正在为了出了一亿两千万日元的损失犯愁的时候，主管课长乐滋滋地来向他报告：“赚了一千万。”

原来得到的飞机保险金扣除损失之外还有一千万日元的盈余。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保险制度的濑岛龙三弄清楚了怎么回事以后，还是对死了飞行员怎么公司还能赚钱想不通，说这笔钱应该给飞行员的家属作为抚恤金。但课长不同意，理由是保险金来的盈利本身就是商业活动的利益来源之一。结果是在争吵了三天三夜以后双方达成了妥协：一半作为利益收入，另一半作为抚恤金给飞行员遗属。 谁都没想到，伊藤忠商事的人员把这500万日元送到洛杉矶以后，当地的传媒大加报道，对伊藤忠商事在美国市场的形象提高起了很大作用。

自从从伊藤忠商事退休以后，濑岛龙三就很频繁地在媒体上露面。由于他在战争中所在的位置以及战后的经历加上当时的作用，濑岛一直是传播媒体和历史研究家们追逐的对象。从表面上来看濑岛和传媒及学术界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来者不拒地接受着各种采访，但是所有对他的采访都是失败的。对于最关键的部分，大本营的开始战争的决策过程，“奏上”的具体情况和关东军投降谈判的具体细节，濑岛龙三永远是顾左右而言他，用一些小花絮把听众的注意力引到五里雾中，最后不得其解。

1995年9月，厚达500余页的《濑岛龙三回想录·几山河》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两个月内增印10次。但是所有看过这本书的人都失望了。这本回忆录太具有濑岛龙三的风格，看起来面面俱到，其实没有任何内容。回忆录的三分之二左右是在叙述战争和西伯利亚的战俘生活，但是除了人们在公刊战史上能够得知的信息之外，没有任何新东西，新事实，也没有濑岛自己对那场战争的反省和看法。除了在谈到“卢沟桥事变”时，流露了一句：“其实不但不应该扩大卢沟桥事变，而且当时就应该放弃根据‘辛丑条约’而得到的日本在平津地区驻兵的权利”之外。

真的在忏悔挑起和扩大战争？很可疑，因为就在那本回忆录里，在确认了扩大卢沟桥事变的错误以后，还是在坚持认为发动“满洲事变”（即“9.18事变”），扶持“满洲国”是“有点问题。。。。。。但是租借关东州，经营南满铁路和驻扎必要的兵力是日俄战争的结果，并且由普利茅茨条约得到国际承认的结果”；在谈到太平洋战争时，在承认“牺牲了三百万日本人的尊贵生命，丢失了先人建筑起来的领土，给他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在世界上丧失了日本的信用”以后，还是断言太平洋战争不是“侵略战争或计划战争”，而是“自存和自卫的受动战争”。

不少陆军参谋在回忆录中都深刻或不深刻地批判了陆军大学校的人才培养方式，而濑岛龙三在回忆录中对陆大的教育方式则大唱赞歌，这样的的文章是绝无仅有的。

没有人知道濑岛龙三到底想说什么。

他也没有说什么，他把一切秘密都带去了那个世界。

当然当时只是一个办公室下级参谋军官，从未上过战场的濑岛龙三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战犯，但是应该说他欠包括日本人在内的亚洲人民一个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