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神话

我是太原人，在上海租房生活了6年左右，无业游民状态，平时主要写小说写公号，也有两次接到有定金的编剧的活儿。可能有朋友看过我原来写过淮海中路的故事，我租的房子在武康大楼对面的弄堂里，其实是个违建。我紧挨着的邻居在旁边的菜市场卖菜，我们关系很好，我去他家买菜能得到比其他家更多的小葱（在上海的菜市场买菜会送一把小葱）。但他们要囤积很多蔬菜，就会有老鼠，有几次跑到我家里来。我还有一个邻居在胡同更深处，是个拍时尚杂志的摄影师，很多明星会去他也是租的房子的天台上拍照。这都是真实的上海的一部分，甚至更有意思，我也想过是不是加入到《爱情神话》里？

可是这个电影里我更想聚焦的就是不那么完美的男女谈情说爱的小事。加入这些会变味，更重要的是，如果在场有外地人，上海人就不会讲上海话了，怕别人听不懂。放在电影里，为了合理性，大家也应该讲普通话，可单纯从创作角度讲，我觉得讲方言更帮助表演，从最早我打算找非职业演员演就决定使用方言，不管素人还是职业演员，方言一定是给表演加分的。这种选择都不是为了要展现地道上海，因为我生活的6年里，我的环境里听到上海话并不多，也是朋友为了照顾我的感受。我观察到的上海人都讲沪语早已不是现状，那只是为了服务于我的故事。

同样服务于故事的还有角色设定，他们是一群70后，多有房产，他们20年前买房的价格放到现在同样地段可能一个厕所都买不了。2000年左右安福路的房子是八千一平方，现在是十几万一平方，但物价的确没有涨这么多。我们的阶层划分也比较有特殊性，不管是物质指标还是精神指标，很难对标国外，也没必要对标。是中产还是小市民，是穷人还是富人，也得是观众根据自己的坐标去判断。

而之所以选取一群70后，不是还在奋斗的年轻群体，也是因为我想让这个情感故事更集中在人物本身，集中在内部原因不是外部原因上。他们的生活状态、会关心的、爱谈论的东西决定了身份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文艺素养不能太专业也不会压根没有。但这依然是少部分人的生活，我很确定。

故事是我的第一追求，我拍其他的城市也会尽量用方言，完全是个人喜好，而任何城市我也只能选取一个角度一种人群。完全是个人能力决定的。

每次采访我都会说，我只是拍了一个局限的、我熟悉的、但不够全面和客观的上海。我想没有一个电影不是片面的、局限的、只呈现一种想象的，2个小时左右的体量就决定了它的波及范围。

所以我们才需要有更多角度更多题材更多色彩的都市电影呀，不仅是上海，每个城市都有很多能拍的。但没有一个电影能代表一个城市，就像没有一个人能代表了他的家乡他的群体。

前情：在做后期的时候，我和作曲老师想创作一首属于老白的歌，他希望我写点东西描述一下想要的感觉，而我对角色的感觉也因为徐老师的演绎加工发生了变化。比之前的想象更加丰满和复杂。于是写了这篇小东西。不过最后因为时间紧急，写歌的事也就作罢。

最近看了很多影评，不乏深度之作，让我受益匪浅，凑热闹把它拿出来，供大家消遣一乐。（毕竟我拍电影是为了给豆瓣涨粉。

《老白是怎样一种存在》

老白过得并不轻松，虽然他看上去比谁都悠闲，画画、教画、买菜、做饭。

老乌总说他是艺术家，他不知道他是不是在骂他。还有朋友说他是生活家，他觉得这一定是在骂他。

没有人的梦想是“生活”，最多会有人梦想和心爱的人一起生活。

他不想让别人知道，甚至有时候也不想让自己知道：他总是处在深深的绝望中。当一个人真正做到诚实地看待自己，绝望是常有的事。

人到中年，他才有点知道什么是艺术，但明确知道自己永远也达不到。这无疑是更深的绝望。

在羞耻心和虚荣心互相缠斗加持下，他只能心虚地宣称自己是一个杂家，什么都涉猎一点，不精通不是因为能力不够，而是精力有限。兴趣就是点到为止。

他调侃一切，消解一切，讨厌一切严肃的权威的神圣的，既然意识到自己是个傻逼，那放眼望去谁不是傻逼？

老白年轻的时候喜欢佛朗西斯培根，努力向艺术和艺术家的生活靠拢，但尝试失败，他向往的东西都是他不具备的，他骨子里也缺乏冒险、粗犷和堕落的勇气，他把这点归结在上海人的身份上，他也没法像培根，经历过二战，还是一个同性恋。时代和家庭都没有给过他什么创伤，对于做艺术来说，也是一种悲哀。

他用培根的方式画一些日常事物，器具、蔬菜和街坊邻居。没有表达也没有揭示。培根知道可能会疯。人们说这是老白追求美好恬静和对平淡生活的肯定，他心想这是狗屁。

“一个彻头彻尾无用的存在，却不得不莫名其妙的奉陪到底。”（培根）“但神经系统始终本能地追求喜悦和满足，哪怕那个人在心理和精神上已近乎绝望。”

某种程度上来说，艺术是渴望终极融合的尝试，渴望与他人、与历史、与世界、与永恒的融合，极度渴望突破种种的限制、隔阂和交流的不可能而与他者融合。就像爱情。“于是人类创造一个神话，一个共享的幻觉，在这幻觉中潜入广袤的海洋，人幻想自己是一个温柔的泡沫，是一体的一部分。”

艺术的尝试失败，但爱情还有可能，这个对象就是李小姐。

她身上的脆弱、神秘、游离和某种向往击中了他。尤其击中他身上艺术家的部分。虽然她的存在也时常让他觉得自己渺小和可悲，比如有时候想想自己的斜挎帆布包和50块三条的围巾，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幸好没有听阿德的再穿Polo衫。他不知道真正的艺术家是什么样，肯定不是自己这样。

但有时候，他觉得她和他是一类人，被一种无形的桎梏摁在原地，徒劳的打转，还要强打精神继续生活。

她还有一种对放荡的渴望，他心甘情愿成为她一件顺手的工具。

她比他见过的任何女人都干脆利落的要和他发生关系，甚至有点违背他自己的意愿。只是她越干脆，他越悲哀的知道，他只是一个工具。甚至不是一个好的泄欲工具，她要发泄的不是欲望，可能是一种愤怒？一种绝望？

他想让她慢一点，再慢一点，去了解他的人，他的趣味，他和她共通的无奈和沮丧。也许他应该直接告诉她，说的更明白一点，把他心里的翻滚和幽深都告诉她，但是好几次，话衔在嘴边，看着她的眼睛，话又飞走了，因为他讨厌严肃的矫情的甚至深情的。

比做一个傻逼更危险的是，做一个暴露自己的傻逼。

好多时刻，他都知道了，她不爱他。

他所有能做的，只是让她开心一点。

后记：最早写老白的时候，他还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里，他身上有很多我朋友的元素，比如画画烧菜打鼓。他的画来自另一个朋友在手机上画的随笔（我特意挑选了他最随意的涂鸦当成是老白奋斗终生的结晶）

但老白的本质是我自己，一个时刻为自己羞愧的人，一个慌张的无业游民，一个嘲讽一切的废物，也不是上海人，是一个异乡人，一个永远的他者。他的过去凝结的是我太多的挫败、失望和破碎的遭遇。我无法用女性视角去叙事，否则那将是彻头彻尾的悲剧。

当然，观众也不必看到这些，羞愧有多少伪装就有多少。

创作最好玩的是，我作为老白真身，也作为一个第二性，还可以从自己身上分离出一个第一性，也是我理想中的男性，得体，低调，谦卑，寡言，内省，不仅为自己羞愧，还为同胞羞愧，为同胞的冒犯羞愧。就算这样，可能也配不上三个可爱的女性，因为她们是我心向往之却不能至的愿景。

我总是很消极，但传播自己的消极是无意义和无建设性的，所以我希望故事是温暖的，失意的人都能靠它短暂取暖。不过语言比影像更具有欺骗性。影像出来，创作者所有的话都是废话，你看到的是什么就是什么。

我并不是一定要做导演，电影于我而言，是一种具备审美体验的表达工具，如果不是真的有话想说，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话想说，那动用这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去拍电影就是一种严重的资源浪费。而要说的话，如果不是一定要用电影这种视听艺术去表达，可以单用写作、绘画、音乐替代，那么我也不会去拍。

19年我还在写公号挣钱，一切的改变都是从参加First开始。（虽然我以后还是会写公号的）我总是问自己，我算什么？凭什么能让出品方麦特公司投钱？凭什么获得徐峥老师来监制并主演？凭什么能够拥有这么一大帮优秀的演员、主创和全组每一个工作人员们花时间花精力去帮我完成我一个人的想法？甚至First的CEO李子为每天帮我们的片子摇旗呐喊？问完自己，只觉得汗颜，得到的答案只有：是我走了狗屎运。

心怀感恩已不足为谢。在这种羞愧中，我能做的只有从筹备到拍摄和后期的过程中，尽力让每一个参与工作的人都能开心和享受。

过去我对拍片现场也有很多刻板印象的想象，很多朋友对我有担心，他们了解我连说话都不敢大声，性格软弱，害怕冲突，他们想象中的导演不是这样的，但我也从来没有正经进过组，不知道应该导演应该怎么做，那我只能凭直觉去做了。

在片场，我喊不出“卡”，就是觉得很别扭，好像在表演做导演，我只会说“好”“很好”“特别好”。我说话声音还是很小很弱，人多的时候经常被声浪覆盖。最开始，徐老师会说大家安静一下，听导演说话。后来好像大家说话都能心平气和，尽量不急不躁，我也从来没有发过火，甚至没有很凶的说过一句话，有我个人性格原因，但最重要的是，那些态度和语气都是没有必要的，没有人不想好好干活，只要导演把想要的东西说清楚，没有人不想做的漂亮。开心的是，徐老师也是这样的人，开机第一场戏是在探戈俱乐部，参与演出的演员都我的舞者朋友，是他们后来和我说，没想到徐峥是那么好的人，现场有群头很粗鲁，被徐老师训斥：不要这样对任何一个人说话。拍片没什么了不起的，不要觉得自己有了一点点小权力就能不尊重别人。

徐老师自己更是身体力行，他爱护尊重我们每一个人。在监制身份上，总是给到我最专业最有效的建议和最大的创作空间自由，在主演身份上，他用专业演员的敏感和自觉能完成的超出预期，他也老说我是“护本狂魔”，但还是愿意按照我的想法去做。实话说，老白这个绿叶，看似穿针引线，其实最难演，多一分油腻少一分死板，窝囊憨厚和机智轻巧把握的刚刚好，甚至他的虚胖，就是戏本身，如果老白是超帅型男，再加上现在的优点，那还咋写？得有什么重大缺陷才让女人们那么犹豫？

而三位女演员马伊琍老师吴越老师倪虹洁老师更是春风化雨滋养着我们，我之前就说过，其实很多戏都是跟她们见过聊过后才回去加的，因为她们人都太好了（戏好就不说了），就是让人喜欢，就想让她们大放异彩，想让她们过瘾的玩一次。马老师教给我很多上海女人的细节，从服装到布置。道具老师给李小姐准备的烟灰缸本来很脏，一看就是大老爷们用的，她自己找了一个小孩玩具做烟缸，巧妙。她们唯一的缺点：都是天天往片场送咖啡送葱油饼送蝴蝶酥，巨多咖啡喝的我们集体心跳加速，好像每天都处在一见钟情的亢奋状态。

周野芒老师也是，因为我个人太喜欢他，又回去加戏，必须让人家的话剧功底展露出来。他平时是老顽童，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经常笑成一团。两位年轻演员黄明昊王影璐是我们的吉祥物，两人都超可爱。冯玛娅，让每个人的心都融化了，她杀青那天回家路上就哭了，给我录了个视频，说自己还想再演100条。哈姆扎弟弟经常给大家传授健身经验，虽然我们记了很多但估计都不会动。

宁理老师张芝华老师吴冕老师更是德高望重的艺术家前辈，咖啡蛋糕和飙英文都是宁理老师自己准备的，剧本里只写了他爱说名人名言，他就准备了一个名言摘抄本，镜头里有，不小心看不到。白母张芝华老师两次说老白十三点也是自己加的，精妙。李母吴冕老师，自己捣腾了厨房，找了一些剩菜给自己忙活。

他们让我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好演员，现在大家能喜欢这些角色，都是他们的功劳和个人魅力。我只是三生有幸遇到了他们。

除此之外，我们是一个女性含量较高的年轻团队，大家都非常在意尊重平等和效率，从麦特的合伙人岳姐，到我的制片人叶婷和执行制片婷婷三个最忙的女人，干最累的活，用最专业的精神，找来最优质的主创们（摄影录音造型美术剪辑还要另写文章夸），但永远也是用最温和的态度。尤其感谢我的制片人叶婷，因为我剪片的时候丧心病狂的加入很多音乐，一个电影一般不会买这么多版权音乐，但叶婷说，既然你喜欢，是你想要的，那我就尽力买。就那么点钱，她精抠细抠的抠出来了。

其实我拍片过程中最大的优点就是省钱，我要求外联老师每次提供的场景都同时提供对方的报价，我自己会做考量，不耽误艺术呈现的同时找到最便宜的方法。制片主任说，他从来没见过这么为钱考虑的导演。后来叶婷都劝我不要再省钱了，想创作就好了。

正是这些可爱的人们让我们的剧组气氛一片祥和愉快，每天9、10点开工，晚上最晚9点收工，也经常7点就能收，多亏了我们统筹纯姐安排的好。因为在市中心拍，演员收工了常常散步走回家。

也很感恩我上海的朋友们，来帮我客串，甚至一人多用，客串了多个角色，但也没给什么钱。一见图书馆、Te Amo探戈俱乐部、桥下酒馆都是朋友开的店，老白的画作是广告人赵宏老师提供的，片名四个字是书法家王小宇老师写的。

最后，再次感恩First、麦特、徐峥，我真的很佩服他们，愿意给一个没有任何经验的新人这么大的机会和信任。无论票房怎样，我个人已经极大满足，因为现在的《爱情神话》从每一句台词每一个镜头每一首音乐甚至每一句英文翻译都是我的意志和我想要的，虽然还有很多瑕疵和不足。但我说出了我想说的话，就是最大的幸运。

给新人创作者一点点建议，也是我唯一的建议：参加创投，参加First。

作者：枨不戒 我对上海男人的初印象，是在十几年前由安妮宝贝启蒙的。干净、整洁、气质疏离，没有攻击性，在爱情中若即若离，这是安妮宝贝书中的男主——那些上海男人的画像。进一步印象，则是由我的诊断学老师科普的，伊是个上海人，在湖北生活了几十年，上课还是一口沪味儿普通话。在她的闲聊里，上海男人会在家里做菜，早上穿着笔挺的西装去菜市场里买菜，挑好上秤之前先甩甩青菜里的水。那会儿我们张开嘴巴，想不到在最繁华的城市里男人竟然是做家务的，而且这般精明会打算，完全不在乎男人面子。 《爱情神话》中，徐峥饰演的老白基本没有脱离上述的形象，他爱做菜，厨艺很好，买衣服不进商场去外贸摊，买杂货在杂货铺里挑临期产品，追女孩会很用心地制造浪漫，煎心性蛋画速写小像，遇到女生主动寻求安慰，他也不大会拒绝，是一种精致但不讨人厌的温吞。比起常见的沪上绅士，电影还给老白镀了一层文艺中年的金，他会打鼓，会写诗，是个画画的艺术家，虽然胸无大志，但能够孤芳自赏。这样的男人，是吸引女人的，尤其在被柴米油盐现实所淹没的中年里，浪漫更是稀缺品。李小姐的被触动，和克罗地亚的主动，好似也在情理之中。 电影里的老乌，则是标准的老克勒。比起老白，老乌的穿着更精致，西装，丝绸围巾，帽子，脱口而出的英文和法文，聊天中刻意被强化的欧洲经历。还有他那几个外国前女友，和反复提起的和索菲亚罗兰的艳遇，都让这个角色闪闪发亮，充满国际气息。就连路口修鞋的小皮匠，也不是等闲之辈，修鞋间隙要喝咖啡，用配套的咖啡杯碟，充满仪式感。能够辨认出大牌高跟鞋，嘴里的名言一套又一套。看起来是个大隐隐于市的高人。 老乌如开屏孔雀一般炫耀着自己的羽毛，女人缘却不及老白，缺的是那分疏离。太过热情，经历太过传奇，只会让女人觉得不可信。小皮匠说起女人的心思来，如同情感专家，却一直单身，可见只有高深的理论知识还是不够的。相比之下，老白就更接地气了，属于看得见摸得着进可攻退可守的对象。 如果你是位男士，这部电影是值得一看的。从怎么穿衣服，到怎么说话，到追求女士的步骤和分寸，以及讨论性别议题时的正确发言，这部电影都给出了标准答案。称这部电影是当代沪上绅士装腔指南，一点也不为过。 电影全程台词用沪语，端的是风流灵动，江南女子的娇嗔笑骂，柔媚软嗲，听得我这个女人都心中酥麻，男人应该更抵不住。三个中年女人，不一样的性格，不一样的处境，在沪语的加持下，却都展现出了别样的风情。沪语是很大的加分项。哪怕我不是上海人，看得也很过瘾。 优点说完了，下面就是弱点了。 电影最大的不足在于故事性太弱，过于平淡乏味，但也没有挖出思想性。拖沓的文戏一场又一场，没有对剧情有实际推动，衔接性也不怎么好，全靠台词金句撑着。我承认，三个女人第一次见面的修罗场很生动，剩饭，野猫，这些形容很是精妙，令人捧腹。但是一部电影光靠抖机灵的台词撑着，是撑不住的。 影片中的所有冲突和和解，都集中在餐桌上。既是对老白厨艺的展现，也是影片的指向。有好几个镜头都让我想起《饮食男女》，同样是讲乏味的家庭生活，中年男女情感问题，大篇幅的做菜镜头，但《饮食男女》在画面之下有一个坚定的骨架的，所有镜头，所有情绪，是围绕着这个中心，虽然节奏也慢，也没强烈的故事性，但不会让人乏味，反而引人深思。同样是展现家里长短的平淡生活，如果说《饮食男女》是精美的浮世绘，但本片只算是摇晃的纪录片镜头。 《爱情神话》主要的问题是想要的太多:男士腔调有了，立场有了；女性独立也有，中年女性的处境，女性的友谊，这些也有；通过几个女人的友谊和最后的结局把内核拔高，还彰显出了女性主义的气息。但是，讲的太多，每个都没深入，都是浮皮潦草的一带而过。 关于电影里提出的问题，李小姐到底要怎么送孩子出国，克罗地亚的婚姻到底要怎么解决，老白和白鸽两代妈宝男父子要怎么改变，这些都没有，也不打算有，只是一带而过，连讨论都没有。 三女一男的情感纠葛，也只止步于暧昧。好感有吗，有。在一起吗，不行。但还在是继续来往，转化为纯洁的友谊。约会对象和前任之间的友谊，饭桌上几句对完整女人的定义，雌竞就化作了同盟，这友谊如儿戏般缔结，看不出中年女性的思想性。而爱情的出路，则是避重就轻地交给了老乌，由他来升华。 老乌在餐桌上动情地讲起自己年轻时在罗马与索菲亚罗兰的艳遇，第二天一早猝死在椅子上，大家围着沙发看了场《爱情神话》的电影，电影结束。一场为爱而死的极致浪漫主义升华把电影强行完结。可是老乌的艳遇是真是假，对电影又有多大影响呢？ 说是女性片吧，不仅没给出解决方向，连探讨也没有；说是爱情片吧，也没看到爱情，只看到中年人的萎靡和世故；说是伦理片吧，也没看到失婚家庭里父子的矛盾与和解。本片看似走马观花地呈现了一种生活，但并不具备现实性，透着一股小市民避重就轻的狡黠，而镜头语言和氛围感，也没有超出预期。 那些精致的镜头和灵动的台词，只是腔调，也只止步于腔调。作为一部大腕云集的沪语片，光有腔调还是不够的，还是可以深刻一下的。希望后续有更多更好的方言电影。

把《爱情神话》归类为“爱情小品”是准确的，当然，大家说的小品并非舞台式的小品，应该是从文学文体中借来的概念，说的是这部电影具有的一种轻盈、灵动、信手而来、随心而至的状态。有些影迷会将之对比于伍迪·艾伦或侯麦的爱情电影（甚至比之于洪常秀），但我觉得，这部电影要更“单纯”些，伍迪·艾伦的电影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轻”的，但往深里探究，其中显然蕴含着丰富的知识分子式的哲学思考，以及生命与道德的困境（洪常秀更为明显）。

而这部《爱情神话》，也许在审美取向上、格调追求上是知识分子化的，但内里并没有太多“精神探索”的意味——这并非是缺陷，因为缺陷的指向是“应该有但残缺或者没有”，这部电影根底上就没有这种追求，它是轻盈灵动本身，没有太多深奥的能指，所以，越发显得难能可贵。最近看到一些关于这部电影的讨论，因为电影完全以上海为叙事空间，角色也以上海话为主，于是一些挑剔者便指责本片“缺少真实的肌理而没有烟火气”、“有钱有闲阶级的浮夸刻画”、“不是真实的上海市井生活”云云，导演也站出来辩解，称“没有义务呈现最真实最全面最客观的上海风貌”。

那些挑剔的观点背后，细究起来，隐藏着的依然是对“宏大叙事”的痴迷——宏大叙事，不仅仅是英雄家国叙事，有时候在现实主义故事中也会转化为这样一种样貌：以社会学观察的视角，努力展现故事发生时空的各阶层全貌，刻画时代洪流下人物的命运遭遇与精神困境，形成一种精准的时代样本。许多电影大师，也确实做到了这种社会学意义上的广度与深度，比如杨德昌、贾樟柯的电影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归为这类叙事。从另一方面来说，因为中国电影无比强大的现实主义审美传统，潜在地造就了创作者与观众相应的审美趣味：只要你的故事是现实主义的，仿佛就必须带有现实批判视角与人文关怀，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对社会底层生活群体的描摹。这已经成了一个连续的、不可分割的逻辑与规则，只要你的电影扎根于现实社会，似乎就必须要承担这样的表达义务。

而《爱情神话》是反义务、反规则的——当然，这是在国产片语境下说的，在国外，这样的爱情电影小品非常多，根本没有这样那样的表达包袱。正如大家看到的，电影中所表现的上海生活，是比较精致的、悠闲的、所谓“比较高端的”，洋楼、街边的咖啡馆、酒吧、画廊、高档休闲场所等等，共同构成电影主要的故事空间——马伊琍饰演的李小姐所居住的环境（她母亲家），似乎是“底层”的，但她的生活状态，显然是远超这种阶层的。老白、李小姐、蓓蓓、格洛瑞亚、老乌等一众角色，都是一种“老上海考究品味”的化身，尤其是老乌，站在这种品味等级的最上层，从上而下地散发着自己的上海味道（甚至有些刻意），而另一个小配角，街边的小皮匠，则是从下往上地散发，一个修鞋的，也要定时喝咖啡、用铝饭盒吃点心，每个人都在庸常生活里维持着一种体面与讲究，不如此，似乎日子便过不下去。许多人会觉得刻意，但这种“刻意”未尝不是一种上海独有的真实。

这样一群角色，他们之间的爱恨情仇也是“轻盈”的，没有太沉重、太复杂、太悲苦的东西，整部电影可以说没有任何激烈的戏剧冲突（老白和老乌的冲突根本是喜剧化、孩子气的）——一切都是风轻云淡、细水长流的，老乌的死自然是很戏剧化的，但并不激烈，反而有些浪漫。老白与李小姐的爱情线是贯穿电影的主情节线（还有一条贯穿的线索是老白办画展的事），但似乎又不是最重头的，只是交织在一团线索之中，每一个角色的每一条故事线，交织的时候没有撕心裂肺，不交织的时候各得其乐。观影过程中，我不断想起其他国产爱情片，不断设想，要在这里，其他片子肯定要如何如何大闹，如何如何渲染，如何如何强调，但这部电影并没有——只说一点，要按俗套的爱情片叙事，老白与李小姐之间感情的变化，多半会以玛雅为驱动点，比如设置情节，让玛雅遇到某种危机，老白挺身而出，李小姐如何感动，两人定情云云。但这部片子全然蔑视这种套路，非常难能可贵地、以女性心理为中心，李小姐对老白的感情变化，是真正地以“她”的感受和需要来驱动的。

显而易见，这部电影有着强烈的女性主义气质，是国产电影中少有的真正深入女性心灵世界、站在女性视角去讨论爱情的故事，而我想提及另一点：在打破种种女性角色类型偏见同时，这部电影也打破了许多男性角色类型偏见。老白自然是最突出的典型，也是许多影迷津津乐道的“难得的不油腻”，暂且不论。而他的儿子白鸽，也是创作者用意颇深的角色，这个角色身上自然承担了许多“打破俗见”的任务，有些酷儿的影子，但又没有过于符号化，表达的“度”把握得非常好，如果用力过猛，则成了某种向观众嘶吼观点的传声筒：你们应该改变偏见，你们应该包容多元——国产片但凡涉及这种角色的，大多数都流于这种符号化。这种对男性角色的刻画，在思路上和立场上，其实和对女性角色的刻画是一致的、公平的，只不过是忠实表现一种“正常的真实”——可悲的是，对我们这些国产片观众来说，这已经太罕见了。我们固有的种种偏见，不管是对女性的、对男性的，都是最远离真实的。

顺着这个角度讲，虽然这部电影确实没有表现什么真实的全景，但它真实表现了某种截面。我们不能坐井观天地说，现实里没有老白、老乌这样的人和他们那样精致的生活。这部电影自然不是什么社会现实标本，但它是一枚切片。切片很轻，内涵有限，但本身即是美的。对很多像我这样的观众来说，很多时候并不想通过电影认识社会、学习道理（被教育），只是想看到一种“面”，感受到一种舒适的愉悦。创作者苦大愁深，观众不必苦大愁深，也希望将来创作者和观众都能放松些，电影可以宏大深沉，也可以轻盈灵透。电影不过是电影而已。

近日，正在院线热映的电影《爱情神话》成为岁末年初国产电影的黑马。它由邵艺辉导演、徐峥、马伊琍、倪虹洁和吴越等人主演，宣发低调、又是新人导演的作品，在上映后引起热议，也引发了两极分化的讨论。

大部分影迷给予了对这部电影的肯定，认为它精准地表现了“上海性”，同时是一部难得的国内女性主义佳作。批评者则认为《爱情神话》对上海的描绘是悬浮而失真的，它表现的是一种“空中楼阁”式的上海。

作者认为，实际上《爱情神话》的问题并不在于失真，而在于创作者过度的沉浸。它选择呈现的是上海布尔乔亚街区的景观，然而它对此景观完全欣赏、投入，失去了创作者审慎和质疑的思考。那是一种对干净、无尘、与农民工隔离的布尔乔亚生活沉浸、欣赏的眼光。但它确实存在，并非虚假。当有评论以虚假作为对这部电影的批评时，它并不恰切。

在作者看来，这是一部难得的电影，尤其是在同行的“衬托”下，更显出它的可贵之处。但一味的吹捧赞扬，甚至说它是女性主义电影标杆，反而是一种捧杀。在这篇影评里，作者从最被热议的“上海性”和“女性主义”这两个角度出发，结合相关批评，来聊聊这部电影具体的优点和缺点。

《爱情神话》豆瓣评分页面。

撰文 | 宗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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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神话》是对上海的虚假还原，还是如实呈现？

这部电影被人热议的第一点是它的“上海性”。电影对上海景观的呈现是值得一提的，它从台词中可见一斑。片中台词“白相”“十三点”“灵啊灵啊”“嫑提这西男宁”“女人一生必须拥有一双吉米丘”都是上海人耳熟能详的表达，比如白相就是上海话里玩的意思，十三点就是脑子有病。不仅如此，片中还混合了一些苏北或苏南的表达，比如“脱底蛇篓”，这是烂人的意思。影片在上海取景，处处可见海派街道，片中出现的海苔花生是老大昌的，徐峥说的蝴蝶酥就是天钥桥路买的。

《爱情神话》剧照。

片中的人物也具有典型的上海味道。徐峥饰演的白老师是上海文艺中产的典范。大抵上海有不少这样的“文艺中年”：理想未成，总感觉自己怀才不遇，有点钱，有点闲，但生活总缺了点什么。

《爱情神话》剧照，图为老乌。

老乌则是老克勒的代表。这类人属于老上海，有钱有闲，具有绅士品味，但又没有太大野心，喜欢弥漫着品味和人情味的生活。老乌平时好像没工作似的，四处晃悠，帮好朋友忙，神神道道，欢喜拉缸，他看起来潇洒，又是一个很孤独的人，他感慨老上海的味道渐渐消逝，嘴上逞强自己有多少个女友。这个人物其实有他悲剧的一面，他是今天不合时宜的一类人。

电影反映的东西其实并不复杂，就是中年离婚男女的世俗常态。情欲和爱情之下，激荡着生活的滋味。和斯嘉丽·约翰逊主演的《婚姻故事》侧重于讲述结婚到离婚的过程相比，《爱情神话》聚焦的是中年人离婚后的状态。值得一提的是，《爱情神话》里有一个隐喻。影片提及：老乌1989年曾经出国，这个生平如迷的男人自诩有过很多外国女友，其中最重要的三个分别来自苏联、德国，和他念兹在兹的索菲亚·罗兰。罗马向来是西方浪漫神话的伊甸园，苏联则是二十世纪最盛大的政治实验，两个德国的合并，则与苏联解体一样一同标志着冷战的结束。

老乌在意大利邂逅了索菲亚·罗兰，随后他与苏联女友分手，结束异国漂泊又重返上海。这个男人总说自己只是在编故事，他的一生和他1990年起免费居住的房屋也是一个迷，但我们不妨用编故事的思路来做一个脑洞。如果与象征着1990年代感伤与迷惘的《苏州河》做对比，那么《爱情神话》或许可理解为《苏州河》之后文艺青年怎么走的一个解答。

《苏州河》剧照。

所不同的是，《苏州河》刻画了一个永远停留在1990年代（甚至他个人的精神是1980年代的结晶）的悲剧人物，《爱情神话》给出的则是岁月静好解法。当现实已成定局，追忆过去只能沦为虚无主义或时代旁落者的忧愁，另一批具有有闲阶级烙印的文艺青年，在中年之后走向了“世俗的慰藉”：有点钱，有点闲，又有点具体的生活实感。

这种亦舒式的解法，虽会遭到嘲讽，却又是当宏大层面困境无法解决，个人治愈己身的无奈之举。所谓《爱情神话》，亦是人如何直面惨淡的精神处境。繁花似锦的金句交织，堆的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生活。

有评论指出，《爱情神话》过于失真，但至少在还原一座城市气质的角度来说，它已经做得比国内大部分同行要好。这本来是电影的基本功，但被急于挣钱的人淡忘了。有评论指出鞋匠喝咖啡、谈论哲学是很虚假的处理，真实的鞋匠怎会这样？可是，如果我们落实到具体分析的角度，在上海这样一座咖啡馆数量世界第一的城市（根据2021年上海市发布的《上海咖啡消费指数》），喝咖啡早就不是中产的标志，而是不分阶层、随处可见的，仅仅是淮海中路就有50多座咖啡馆。喝咖啡、谈论哲学，在上海的打工人群体里并不少见，此前在现实生活上演的“农民工读海德格尔”，其实也在告诉我们对一个人的理解不该局限于符号化，鞋匠凭什么不能谈论哲学？农民工凭什么不能读海德格尔？对一个群体粗浅的印象，暴露出的是草率和傲慢。

电影全程沪语也不能作为它失真的证据，这实际上是一个艺术化的处理。一种简单的现实主义观点，认为电影就应当完全照搬生活，否则便是失真，然而古往今来，没有一部电影能满足机械现实主义的要求，电影只要有叙事、剪辑的存在，它就必然不会是对现实的机械照搬，电影的目的也从来不是如史书般还原现实，而是穿透现实的表层，进入到精神真实、氛围真实，乃至对于生活本质的探寻。王家卫的《重庆森林》充斥着粤语和手持摄影、普鲁斯特写的《追忆似水年华》流连于贵族生活和文人精神世界，我们能说它们展现了全部真实吗？它们所做的其实是对现实的艺术化处理，是竭力在时间之流中捕捉永恒的一瞬。

因此，无论是从“全程沪语”的角度来批判《爱情神话》，还是从电影只表现有闲阶层的角度，都会落入一种套路式的批评范式，而无法展开对电影更精确的分析，这种话语，同样可以复制到对张爱玲、曹雪芹、王家卫、布努埃尔、普鲁斯特等人的批评，毕竟在1940年代，当张爱玲编剧的《太太万岁》上演时，它就曾遭到集体炮轰，可事后却证明了《太太万岁》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电影。

02

对女性议题的呈现，不够立体

我们再来说说本片第二个被热议的点——女性议题。笔者在走出电影院时，最初认可于导演对女性人物的诠释。但是在这些天仔细思考后，如果我们仔细地梳理剧作，会发现《爱情神话》对女性议题的呈现是讨巧而简化的。它有小聪明、有小趣味，但对于女性议题的认识，导演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对于一位新人，严谨而善意的方式不在于一昧捧杀，而是具体地指出优劣。

这部电影表面上是以男性视角展开的叙事，但它对男性凝视不乏嘲讽，当电影进行到马伊琍、倪虹洁与徐峥三人对峙那场戏时，戏剧台词看似云淡风轻，却充满了对男性凝视的反叛。片中马伊琍、倪虹洁、吴越主演的三位女性不是男性视角下的产物，而是三个具体的具有鲜明性格的人物，她们也没有上演争风吃醋、讨好男人的戏码，反而是徐峥饰演的老白，在她们面前不再是以大男子主义的形象出现，而是一个透露着一股中年小憋屈的上海男人形象。

《爱情神话》剧照。

女性主义的立意从主创的发言中也能觉察出来。这部电影出自邵艺辉的First创投作品，她自编自导，剧本赢得马伊琍的喜爱，随后马伊琍邀请徐峥、倪虹洁、吴越等人加入。马伊琍在谈到自己的职场女性角色时说：“目前承认家庭主妇的宝贵地位还是有点难的。所以我还是希望各位女性观众慎重放弃自己在职场的位置。……我们诠释的只是一种人生，一种关系，也是想让大家看到积极的东西，不能因为不想经营情感而去逃避。”

无独有偶，邵艺辉和吴越、倪虹洁也谈到了女性视角在片中的分量。例如吴越说：“其实我们都想去尝试打破刻板的叙事，去呈现女性的全新形象。”所以，女性视角是这部电影不可被忽略的一个要素。

相比起《繁花》《罗曼蒂克消亡史》等男性叙事者展开的电影，与《爱情神话》的女性视角更贴切的或许是张爱玲编剧的《太太万岁》。这部半个世纪前的佳作，处理的同样是中年生活。1947年，张爱玲在《大公报·戏剧与电影》上发表了《<太太万岁>题记》：

中国女人向来是一结婚立刻由少女变为中年人，跳掉了少妇这一阶段。陈思珍就已经有中年人的气质了。她最后得到了快乐的结局也并不怎么快乐；所谓‘哀乐中年’，大概那意思就是他们的欢乐里面永远夹杂着一丝辛酸，他们的悲哀也不是完全没有安慰的。

《太太万岁》是一部关于“哀乐中年”的故事，而它的后续之作，同样疑似张爱玲编剧的《哀乐中年》对中年有进一步的探讨。《哀乐中年》尖锐地探讨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国人为何容易“未老先衰”，为什么初生牛犊的青年，用不了多久也能像老人一样世故、圆滑乃至更为保守？

《太太万岁》剧照。

《哀乐中年》剧照。

《太太万岁》和《哀乐中年》是喜剧外壳下的悲剧，相比之下，《爱情神话》的遗憾不在于没有解决问题，而是对问题的呈现浅尝辄止。在老乌讲述“爱情神话”这个升华点后，电影滑落到了用一团和气化解问题的简单叙事。主人公的现实危机实际上被“有钱有闲”这个大前提化解了大半，电影对他们精神危机的呈现则点到为止。它是一部良好的小品电影，一出会心一笑的轻喜剧，但如果拔高到女性主义标杆，反而是一种捧杀。

《爱情神话》做得好的地方，是它对上海中产气质的呈现、对男性凝视的反转、饭局里的金句段子，以及老乌与索菲亚·罗兰这个富有寓言性的故事，但是金句的堆砌不能掩盖它结构的松散、滥用抒情音乐进行叙事缝合暴露出导演的局限。作为电影中的主要人物，老乌之死仅仅用两三个镜头就潦草带过；作为电影所着力烘托的女性主义典范，我们却只能看到李小姐浮光掠影的职场生活、格洛丽亚纸醉金迷的潇洒与无奈、吴越饰演的前妻功能性的出现。但是更具体的呢？在电影中要么没说，要么被蜻蜓点水般地略过，淹没在灵啊灵啊有闲有钱的潇洒中。

导演和主创谈到大法官金斯伯格、波伏瓦，金斯伯格之所以能鼓舞人心，在于她人生一步一步用坚实的行动去捍卫女性的权益，但在《爱情神话》里女性主义的呈现只停留在金句的维度，纵然观者不去苛责电影缺乏对贫困女性的呈现、对上海其他阶层女性的交叉指涉，哪怕是聚焦到李小姐、格洛丽亚、蓓蓓三个人，电影对她们女性困境的呈现也只能说隔靴挠痒。

《爱情神话》剧照。

在对女性议题的深挖中，纪录片《女大法官》、日本记者中村淳彦的书籍《东京贫困女子》、改编自英格玛·伯格曼电影的美剧《婚姻生活》都是不错的例子，放眼国内，仅仅是上海题材电影这一路，《太太万岁》《哀乐中年》对于婚姻生活和中年人未老先衰的探讨、《苏州河》里周迅饰演的少女牡丹对于一种理想主义幻灭的隐喻，也都能为后者提供灵感。两相对比，观者就能发现《爱情神话》在呈现女性议题上并未着墨太多，其实还是着力塑造了丰满的男性形象，而三位女性则更加抽象化。她们的生活在需要纵深的地方，常常都用金句绕过了。

03

笑是生活的麻药

至于五原路、常熟路、巨鹿路、淮海中路一带的景观，就是电影的模样，当部分批评者用悬浮、失真、被建构来评价电影的景观时，他们忽略了上海的真实本就是在悬浮与建构之中完成，或者说，那个实际上只占上海三分之一不到的布尔乔亚街区、那个将自己置身事外、悬浮于沉重历史之外的“例外部分”，它自20世纪以来就存在于上海的血液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的多数人不是市中心或网红景点的人，而是环市中心的外来务工人员，上海被建构的形象是干净的、无尘的、中产阶级的，上海多数人的生活却又是与尘土为伴的、劳动阶层的。上海的自我阶段可以追溯到明代、宋代，更遥远的时候，而今天的上海，是在一个个混血儿的繁殖中杀死了本体，又诞下新的现代性的子嗣。上海的本体早在婴儿时期就消亡了，它在近代后被动成为了他者的形象，成为欧洲、美国与日本资产阶级景观在东方的一重重镜子，这些镜子原本不是上海，在现代又形塑了上海的模样，一种人们很容易辨认，又无法具体概括的上海气息。

《爱情神话》选择仅仅呈现布尔乔亚街区那一部分，然而它的问题在于对此景观完全欣赏、投入，而失去了创作者审慎和质疑的思考。那是一种对干净、无尘、与农民工隔离的布尔乔亚生活沉浸、欣赏的眼光。我认为它确实存在，并非虚假，当左翼评论以虚假作为对这部电影的批评时，它并不恰切，真正的问题在于，《爱情神话》展现了局部的真实，但它既无力把真实朝向全景深挖，也没有对这种景观的、高度同质化的真实提供任何一种认真的审视，而只是艳羡地把它描绘出来，渴望，享受，岁月静好，一切问题悬置。

《爱情神话》剧照。

这个布尔乔亚街区是否能代表上海？这种有闲有钱、把一切问题悬置的生活是否就是我们对生活真相追索的终点？一个严肃的创作者，她在注视这一干净、无尘的布尔乔亚景观，除了亦舒式的解法、《小时代》或张嘉佳式的解法，能否进行更艰难而深刻的求索？

如果不能，如果我们把一切追问都堵在“你不能对电影太挑剔”“她已经很不容易了”，那我们在大银幕上就活该看不到更具有艺术性或思想价值的电影，只能一次次被愚弄观众的烂片喂食。放弃对复杂的求索，沉溺于金句、悬置、碎片与岁月静好，这是一种当代的特质，但存在本身，不意味着我们理所应当体认存在。

《爱情神话》是一部“但求一笑”的作品，它的苍凉和悲哀都淹没在简单的和解之中，而我们不难发现，白老师等人之所以能对生活和解，能选择这样潇洒、有品味的生活姿态，到头来离不开他“有钱有闲，在上海有房”的经济基础。仅仅是这一个大前提，就已经把大部分人区分开来，白老师的释怀之路，因此对普通人也不具有指导意义。

归根究底，《爱情神话》并不差，但也不够好，它是一部6.5到7分的电影，在同行的衬托下，被打成了8分。观众受够了一次次烂片投喂，看到一部差强人意的电影，能够开怀大笑，能够解解闷，也就欣然送上了五星。有人会反问：“何必对电影那么苛责？图个乐呵不就行了。”

《爱情神话》剧照。

但或许，当代最不缺乏的就是乐呵。这让我想起在一档脱口秀的衍生节目《某某与我》里，演员呼兰说：“我们之前说笑是生活的解药，不见得，我觉得笑是生活的麻药。”

说到底，《爱情神话》是一剂新冠疫情时代的美好麻药。今天的银幕上并不缺乏麻药，相反，我们生活在一个麻药遍地的时代，但是，那种敢于将麻药刺破的影像，正在越来越稀缺。因此，我乐于看到《爱情神话》这样幽默的布尔乔亚喜剧，但如果有一天，我们的银幕上不只有布尔乔亚式的悲喜剧，也能有属于无产者的《爱情神话》，或许是更难能可贵的事。

毕竟，我们在银幕上那个看到太多王侯将相和有闲阶级的生活，可是真正属于大多数人，反映普通劳动者，又并非廉价抒情、符号化呈现的作品又是极少的。然而进一步说，它指向当代生活的大哉问是——无产者在今天是否还能相信《爱情神话》？当生活的重负压在肩上，我们是否还发自内心，憧憬属于我们的“爱情神话”。

本文参考资料：

1、先生制造：《我们该如何去解释这疯狂的一年》；

2、邵艺辉：《<爱情神话>的话》；

3、深焦艺文志：《导演邵艺辉：一个专属上海的“神话”》；

4、深焦艺文志：《光鲜城市中产奇观，俘获众人心》；

5、李南心：《<爱情神话>：上海空中楼阁》，澎湃思想市场；

6、程宇琦：《锐评<爱情神话>合集》；

7、王路：《<爱情神话>的神话》；

8、张骏祥：《中国新文学大系·序（1937—1949 第49集 电影 卷2）》，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331页，此书内有《哀乐中年》剧本；

9、苏伟贞：《长镜头下的张爱玲：影像，书信，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10、张楚、陈捷：《张爱玲编剧电影研究》，南京艺术学院，2013年；

11、张子静、季季：《我的姊姊张爱玲》，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

12、李舒：《<编剧张爱玲>（二）：中国太太万岁》，李舒个人公众号《山河小岁月》，2020-08-25；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宗城；编辑：走走；校对：陈荻雁。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