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入尘烟》在各平台下架,我又翻了翻前两天看的书,突然意识到这个片子里很匪夷所思的一点,就是男女主面对全村人的排挤和嘲讽,还有抽血,好像没有表现出太明显的情绪上的反应,羞愧、抱怨、愤怒、我印象里都没有,好像他们一点都不在乎尊严,只懂得认命和付出,这样的角色太没有生命力了,同时他们所受到的伤害到底有多深这个问题自然而然也就被忽视了。
《隐入尘烟》,它讲了两个不被人待见的边缘的农村人相知相守,相濡以沫,一起劳作,共建家园的故事,整部电影的那种精心设计的色彩、影调、构图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浪漫动人的情感,为其打上了诗意电影的记号,很多人会觉得这部电影很美。 近几年国内的乡土电影越来越少,而表现农民劳动生活的就更为罕见了,这部《隐入尘烟》在表现农民的艰苦劳动,表现弱势群体的生存困境时确实让人感受到了导演的人性的关怀,还有电影里一直在强调的那些隐喻和象征,默默无语的麦子,驴子,燕子,还有那条极其阴暗的抽血的叙事线,都暗含了导演对这些农民的看法和立场,我认为这些是这部电影的最重要的价值所在。 但我还是很难喜欢这部电影,这可能是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农村人,农村生活的经验让我觉得这部电影夸大了农民生活浪漫美好的一面,可能有人会反驳我说这是电影,电影就会有艺术化 处理,包括导演本人也说拍摄电影的过程就是发现生活,呈现生活和总结生活的过程,如何感知和捕捉日常中微妙诗意瞬间使之变成永恒的过程。 导演的目的确实达到了,我们看成片也看到了很多诗意的瞬间,看到了关于生命的永恒的主题,但我还是想追问,意义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一部电影,为什么要把农民的生活细节进行美化和诗意的提炼呢,这是不是在迎合某种关于农村生活的诗意想象呢?对田园牧歌式生活的向往和眷恋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文人笔下最常见的主题,而这种主题是不是延续到了这部现代电影之中? 很难去批判这样的主题,但是令人感到矛盾的是影片一边如上述所说在展现痛苦,展现悲剧,而另一边又在不遗余力地呈现那种苦中作乐的生活图景,比如孵小鸡时纸箱里摇摆的灯光让房间变得非常温馨浪漫,还有有铁在桂英的手臂上按出花瓣的印记,还说要把她拴在自己的裤带上,还有两人一起干活时的许多画面,拍出了很美好很轻松的感觉,所以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有一个很明显的体会,我看到了疾病,看到了痛苦,看到了死亡,可就是没有看到劳累,看到疲惫,稍有些农村劳动经验的人应该知道整日干农活后根本就没有体力没有精神去制造生活的小情趣小乐趣了,更别提这两个始终被排挤被嘲弄的可怜人了。生活对他们来说已经很煎熬了,再让她们去表现诗意实则是一种悲凉的残忍。 作为一部入围柏林电影节主竞赛的片子,我们应该能理解影片中弱势群体的困境表达,我们应该也应该明白,若是只有苦难,恐怕就很难在大银幕上看到这部片子了,所以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版吧,既有生存的不易,又有生活的情致,但总是感觉确了一点真实,缺了一些更能引人深思的现实批判,就这部电影来说,问题的根源不在于追求美,而是它在追求诗意的同时忽略了更多重要的东西,于是,人们只记住了它的诗意。 最后我想说一下影片中有一个段落最不符合影片的整体基调,但我恰恰认为它是最真实的,那就是马有铁斥责桂英没办法把一捆麦子扎起来送到驴车上,我觉得这才是农村民生活的残酷性所在,先别谈什么热爱土地,疼爱家人,而是作为农民,你必须要干活,必须会劳动,否则你就是被人看不起的懒汉 懒婆娘,我觉得这才是影片应该抓住的重点。
被删帖后重发
看完《隐入尘烟》之后,我在座位上有点回不过神来。
毕竟,上一部以女明星毁容式演技为卖点的电影是《秋菊打官司》,塑造的是一个执著抗争的西北农村女性。30年后,我万万没想到,中国农民还会以如此沉默、被动和道德化的形象呈现在银幕上。而国内影评大号还忙不迭地把它誉为“献给土地的长诗”“根植乡土中国的爱情长诗”“拍摄出了农民生活的内在逻辑和神圣光辉”。
这究竟是社会的倒退,电影人的倒退,还是观众的倒退?
《隐入尘烟》的内核就是一个老好人的故事,从这一点上讲,并不新颖,甚至有些老套。
主人公是导演李睿珺甘肃老家农村的一对夫妇。一开场就是他们的相亲。男主马有铁是个贫穷木讷的老光棍,由导演的姨父素人出演,女主曹贵英身有残疾,由职业演员海清扮演。
当他们的兄长像甩包袱一样让他们相亲结合后,这两个中年人和一头驴,从零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搬家、种地、养鸡、盖房子,憧憬着攒钱看病买电视机。而他们的生产手段又是最原始的——畜力犁地、泥砖建房、草席屋顶,仿佛停留在几十年前。
因为贫穷和残疾,他们是村子里的底层和边缘人。不仅建房子这样的大事没有人帮忙,村口的闲话小分队也没他俩的份,平常也和别人不相往来,几乎遭到了贱民一样的待遇。有事相求时,村里人和亲戚才主动登门开口。
既脱离于时代,又脱离于周围社会,有铁和贵英仿佛是两个孤胆英雄,只靠自己的双手自力更生。他们三次搬家,三次房屋都被推倒,在亲手建造的新屋被推土机推倒后,电影终结了这对苦命夫妇的“三宅一生”。
在剥夺了几乎所有外部资源的前提下,这对夫妻却被赋予了最好的品质。
有铁不仅种田、盖房样样行,还对别人的要求全盘答应、毫不计较。三哥让他给侄子结婚拉家具,他答应了;喜宴没他的份,只分到了一塑料袋的打包食物,他也没有抗议;他也把动物照顾得很好,爱护自己的驴子,在拆房时甚至不忍心伤害墙上的燕子。
而电影的一个中心故事线则更为夸张:为了村庄利益,有铁不顾妻子的反对,反复义务去给村里包地的老板献血。
有铁被塑造成了一个童话式的、道德感极强的利他主义者,他对万物的怜悯让观众也不禁怜悯起他和贵英的命运来。
男主人公让我想起王尔德曾经写过的一篇童话,叫《忠诚的朋友》。穷苦的园丁汉斯有个富有的磨坊主朋友,后者以友谊之名,想尽各种办法占汉斯的便宜。而故事的最后,汉斯在去给磨坊主帮忙的路上突遇暴风雨,淹死在了沼泽中。
道德故事本身无可厚非,王尔德写得了,李睿珺当然也拍得了。然而,利他主义固然是一种高尚的品格,但是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强调这种品格,总让人觉得哪里不对劲。
在村里包地的老板病重需要输血,马有铁作为村里唯一血型配对的人,在全村人的劝说下同意为他无偿献血,因为只有老板不死,他才可能把欠村里的地租和水费还上。再眼拙的人也能看出这个设定的隐喻所在:农民的血被吸干榨尽。
而这位重病的老板和他儿子声称,因为玉米没有卖出去,拒绝交租,但一家人却依旧开着名车,过着吃香喝辣的日子,在用玉米抵租的时候故意克扣农民的租金。
面对明显的不公,有铁的态度却是“一码归一码”,甭管别人怎么欺负他,他也不争不吵,恪守自己善待他人的道德准则,以德报怨,甚至在献血时也不忘记叮嘱老板的儿子,尽早归还村民的地租和村里的水费。
我们可以称赞他恪守自己的信条,但是也要问一句:当老板对农民也不信守承诺,只知吸血时,这种道德究竟还有多大的意义?
马有铁坚持道德到底是“看透了生活的真相却依旧热爱生活”的英雄主义,还是一种“人各有命”的虚假意识?
无论有铁抱着怎样的态度,但他终究是无力的。只不过看到新的灾难不期而至时,观众逐渐被二人的不幸遭遇所感动,也许只记得“哀其不幸”,而忘了“怒其不争”了。
这也正是道德叙事的单薄之处。
真实世界中的农民虽然也会像他这样老实巴交,但很少会无底线地逆来顺受,任由别人来压榨。但问题是,假如农民有所抗争,就无法像马有铁在道德上那么完美了。而导演需要“完美的弱者”来赢得观众的同情。
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农村往往是落后、愚昧的代名词。但很少有人会去想,在巨大的不公平的外部环境的压迫下,要求他们个人保持“道德”本身,就不见得是个道德的期待。
譬如,一些地方被公司承包去种玉米的土地,经常在收获时节被盗。指责农民偷盗,缺乏契约精神的同时,有没有想过,公司包地的时候是如何征求农民同意的?农民得到的地租合理吗?是不是有明里暗里地强迫?又是不是像片中所述,支付地租时拖拖拉拉?
而之所以存在偷玉米这种“不道德”的行为,是因为从正规的渠道,农民无法表达自己的同意,也无法获得合理的回报。这样看,这种 “不道德”的行为比起披着“契约”外衣的欺压,并没有多么不堪。
在这样的现实之下,不去探求农民面临的复杂处境,单纯讨论道德,只能是一种苛责。
而这部电影似乎只想通过“诗意的画面”和充满道德感的人物,唤起观众对他们不幸命运的同情。但任何对中国三农问题有一些理解的人都知道,农民不必因为善良和仁慈才值得同情,他们所经历的不公正本身就值得关注,并且赋予他们反抗的正当性。
很多观众都认为他们在片中久违地看到了真实的劳动场景。观众在屏幕上看到从播种、除草、直到收获、磨面的农事过程,还有从和泥打砖到上梁搭顶的建房过程。因此不少影评对本片的第一评价,都是“真实”。
但劳动场景的真实不等于影片其他设置都那么真实。
比如,像有铁这样的壮年男劳力,即使还留在土地耕作,也常常在农闲时为了现金收入进城打工,而家里反倒是妇女当家。电影中这种理想中“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场景其实很少见。
又比如,即使贵英因为身体残疾遭到孤立,那像马有铁这样踏实肯干的老好人,又是本地人,即便贫穷,一般也会有个好人缘,而不会像在电影里这样落寞。
马有铁那种轻声细语、温温柔柔的说话方式,在西北农民中几乎见不到。连带着这种夫妇间的温情互动也让人生疑。豆瓣上不少在2月份就看过该片的观众,甚至想起了当时让全民激愤的 “铁链女”的遭遇。
而马有铁口中时常蹦出似乎充满哲学意味的关于土地和人生的金句(有意思的是,心思细腻的贵英基本没被安排过这样的金句台词),原本来自于农民朴实的见解。但被导演精心编排之后,却让本片变得不像是一个普通农民的生活,而是一篇关于农民的寓言。
最要命的是,这种并不真实的生活还被各路影评称为“真实”。在此基础之上,观众也觉得被朴实的劳动者所打动,乃至受到了精神上的净化。
如果本片让观众关注乡村,同情农民,那也无可厚非。但是,我所担心的是,对于不了解乡村的人来说,本片可能会产生误导给人留下乡村的错误印象。比如:农村农民的衰败是无法避免的吗?对于“被淘汰”的农民,只在情感上表达同情就够了吗?农民真的被困在土地上束手就擒吗?
导演借有铁之口说出:被风刮来刮去,麦子能说个啥?被飞过的麻雀啄食,麦子能说个啥?被自家驴啃了,麦子能说个啥?被夏天的镰刀割去,麦子能说个啥?
用一颗麦子来比喻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固然不错。但是,农民并不是麦子。沉默不语、甘受压榨也不是他们过去千百年来的生活方式,我也不希望本片强化这种错误的刻板印象。
至于那些被电影感动的观众,擦干眼泪,也许也是时候了解真正的乡村和农民了?
图片均为官方海报、剧照或与影片截图
近日,李睿珺的新片《隐入尘烟》登陆院线。这是李睿珺的第六部剧情长片,曾入围第72届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影片上映以来,豆瓣评分持续上涨,从7.8分升至8.4分,成为今年截至目前国产院线电影中口碑最佳的电影。农村题材导致《隐入尘烟》在叫好的同时是意料之中的不叫座,上映10天票房终于突破600万。
影片讲述了一对夫妇在西北农村的土地上耕耘的日常。夫妇之间,男的大龄单身且贫困,女的身患隐疾、不良于行。影片也从婚姻的初始,记录了夫妇两人从陌生到熟悉的全过程。
在本文作者看来,《隐入尘烟》的特殊之处不仅在于在倾向于冷落苦难的国产院线电影中展示了具象化、富有感染力的底层生活,更在于电影围绕着新世纪之后被冷落的乡村与乡土生活展开。影片对于土地的展示,和第五代电影的壮阔与第六代电影的反叛均有所不同。
影片的主人公,西北荒原上的农民马有铁和曹贵英乍看之下是非常典型的“失语者”,但《隐入尘烟》在刻板印象之外,展示了“庶民”的发声。影片更通过不动声色的细节,展示了两人之间萌发的爱情。一如戈达尔的《受难记》中所说:“每个人都应该热爱劳动或者努力去爱。”
《隐入尘烟》展示的,恰是这样一种命运,挣扎在必要性的生存和非必要性的爱之间。而这种展示,在当下显得难能可贵:它证明电影仍有这样的力量。尤其在这个踯躅前行的时代,为部分人打开一扇通向未知和真实的窗。
撰文丨雁城
看《隐入尘烟》的全程,我反反复复地想到一句俗语:“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找苦命人。”这句话给人的感觉特别具象,正是《隐入尘烟》中对于贫穷的描写。一对生活在西北荒原上的中年夫妇,明明过着一日三餐、春播秋收的生活。但这种平淡生活中,又无处不在地有种“命悬一线”的气息。这条“线”,就像是俗语中的麻绳。被枯竭的资源绷紧了、被命运拉扯到极限。惊魂动魄的日常,随时就可能会崩落。
由素人演员武仁林(也是导演李睿珺的姨夫)和知名演员海清主演的《隐入尘烟》,肯定是近几年中国院线电影中的异类。异就异在上面说的,对于贫穷过于具象的描写。影片讲述的就是一对夫妇在西北农村的土地上耕耘的日常。夫妇之间,男的大龄单身且贫困,女的身患隐疾、不良于行。影片也从婚姻的初始,记录了夫妇两人从陌生到熟悉的全过程。
观看时,你因为共情,而时时感觉到真实的痛感和虚弱:丈夫的静脉血从抽血管中不断游出、夫妇俩从一间破败但尚有生机的危房里被赶到另一间危房、大雨来了要把烈日下辛辛苦苦堆好的砖石冲毁……影片的调度和演员的表演非常巧妙,能让观众代入与己处境完全不同的两人。平房原本只是一间不起眼的农村自建房,但仰赖慢电影(slow cinema)的力量,当你在长镜头里见证了一个寄托了爱、希望和汗水的家被一砖一瓦地建立起来,在其被挖掘机冰冷地摧毁时,就完全有一种切肤之痛。
这些过于真切的生理痛楚,会让人想到罗兰·巴特笔下,卓别林饰演的无产者。卓别林并不扮演能言善辩、主张明确的底层反抗者。因为对于陷于贫困泥沼的人来说,具象化的饥饿已经耗尽所有能量:
“在卓别林眼中,无产者依旧是饥饿者。他对饥饿的呈现和表达总是令人惊心动魄。巨大尺寸的三明治、牛奶河,几乎没有咬过就随便丢弃的水果……深陷饥饿的困境,所以卓别林饰演的男子从未有过政治意识。罢工对他来说是一场灾难,因为这让确实饿得头昏眼花的人害怕。”
因此《隐入尘烟》的高口碑加低票房毫无悬念。在任何一个档期,苦涩的况味都不可能是票房的宠儿。不必扯上回避苦难、娱乐至死也很好理解,《隐入尘烟》整个宣传期唯一一个出圈的话题,是海清绘声绘色地描述自己在农村上旱厕时手机掉坑里的短视频。而看了这个短视频哈哈大笑的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海清是在为哪一部电影做宣传,而认为这只是“你是我的神”的续篇。
其实,说中国院线电影拒斥贫穷和苦难也不准确。在近几年,聚焦弱势平民的影片并不鲜见。我们能看到偏向现实主义的《一江春水》《南方车站的聚会》,其主角都在社会地位或地理位置上处于边缘。同时受到“小人物主旋律”的大趋势影响,《我和我的家乡》这样的当代献礼片,也把目标投向山区、农村和都市里的外卖员。社会边缘人的角色更穿行在更早几年的第六代电影里,从盲人推拿从业者(《推拿》)、下岗工人(《地久天长》),到小镇青年(《站台》《任逍遥》)、外来务工人员(《世界》《天注定》)。如贾樟柯所说:“贫穷不是一种奇观,而是一种通感。”在这些来自各行各业、天南海北的角色的故事里,阶层分异是每个房间里的大象。
但《隐入尘烟》在这些电影之间仍然是特别的。特别点在于,当以前述影片为代表的千禧年后的中国电影,把目光更多地投向城市化进程中城镇的撕裂与彷徨时,《隐入尘烟》中的贫困仍和乡村紧紧相连。这里的乡村概念,又以土地为核心,就如电影开头那片望不到尽头的漫漫黄沙。
有趣的是,当我们把《隐入尘烟》的土地展示和第五代、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作对比时,会发现美学上的近似,但同时观察到迥异的内核:陈凯歌先声夺人的《黄土地》和多年后张艺谋的《一秒钟》里,都能看见西北的荒原。第五代电影的黄土地就是这般阔远而奇伟地成为了“国家的寓言”(national allegory)。土地是历史沉默的见证者,吞噬泪水、胶片、创伤和回忆。
在第六代导演的作品中,乡村则往往是失语的。成长在改革开放时代,第六代导演的青睐属于展示更多变化的工厂、舞厅、城中村和钢铁森林。或许仅有贾樟柯的近作《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中出现了汾阳村庄里或碧绿或金灿的土地。片中,他放弃了标志性的低饱和度色调,让村民在明亮的土地上耕作、朗读诗歌。但这种有强烈人工构建感的场景,又无形催生了一种间离效果,让观众对纪录片中话语的天然权威保持怀疑的距离。
《隐入尘烟》中,土地的影像既不像第五代的史诗寓言,也不像第六代的反抗武器。土地就是土地。它是主体,远在成为喻体之前。当代电影观众好像都忘了,耕种本来就是一个大工程,在缺乏机械化的荒原上,足以耗费从日出到日落的完整一天。对于农民来说,这就是唯一的经济来源,系着全部的身家性命。这份对土地原有却在银幕上冷落许久的重视,被《隐入尘烟》归还。所以你可以看见,影片中明晃晃的日头下,夫妇俩基本都在土地上忙碌。其他剧情则只在夜晚发生:进城献血、饲养家禽、交流感情……
我们或许已经忘记有多久没在大银幕上看见详细的耕种,而且其并不以人物生存的背景板、田园生活的主色调,或大叙事宣传黑板报的形式而存在。在巨细靡遗的日常化展示的同时,李睿珺的影像又是相当煽情的。他极为深情地描写这片有强大包容性的土地。尤其是当主人公因为经济窘迫和身体残疾被同类弃绝时,他们面向的土地给予了他们无差别的关怀。哪怕这种关怀只是最普通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在《隐入尘烟》的豆瓣长评区里,李睿珺写了一首诗,结尾颇为动人:“刚到村口的疯子/充满爱意地看着围向/他的十个孩子/其中九个向他丢来土块/只有一个在他碗里放了/馒头”。对于马有铁夫妇来说,这往他们碗里放馒头的唯一一个人,或许就是这片无言的黄土地。
对于农耕生活细大不捐的关注,来源于导演李睿珺的创作习惯和坚持:“在日常中提炼电影,然后在电影中去还原日常”。他的故土就在甘肃张掖,17岁才跟随父亲进城。所以在接受公众号“NOWNESS现在”的采访文章《那些没机会上场的人,才是这个世界的基底》中,他说道:
“我觉得任何国度的任何人,对于土地的依存都是相似的。特别对来自乡村的人来说,他们与土地的连接感可能更强烈一些,因为农民的经济来源全是来自于这片土地。城市里的人可能觉得好像与土地没有很直接的关联,但反过来一想,我们居住的楼房,其实一样是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
在这段陈述里,李睿珺显然意识到,他的认知和大众(“城市里的人”)认知之间存在距离。土地是被这个城市化浪潮中的当代社会习惯性忽略的。同样被忽略的,还有守在黄土地上的人们。
很容易联想到斯皮瓦克那个振聋发聩的问题,“庶民们能够发声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在大众语境中,庶民往往和普通人、底层人、弱势群体、无产阶级通用。在斯皮瓦克的定义中,庶民不是能被量化标准划分的一群人,而是被中心排斥在边缘的,弱势、隐形、被“他者化”的群体。换言之,庶民的概念是相对的、流动的,而非被本体论或二元结构所定义的。
那么,在《隐入尘烟》中,庶民们能够发声吗?影片中的马有铁夫妇,乍看之下是非常典型的失语者。能很快联想到类似的角色,戈达尔《受难记》里口吃的女工、拉斯·冯·提尔《黑暗中的舞者》中比起语言更爱音乐的捷克移民、达内兄弟《罗塞塔》中沉默寡言的18岁少女……他们的共同点是,大多说自成体系的方言,不善言辞,偶尔说话时也很少获得关注与理解。
很多人注意到海清所饰演的曹贵英在影片前段保持沉默。她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不抽。”她反对村民们利用道德绑架,迫使马有铁给村里首富献血。这被视为她找回话语和主体性的瞬间。当然,她的声音没有得到重视,一如在影片后段马有铁被多次抽血时,她颤颤巍巍地说“血已经抽满了”,但血还是汩汩地往外流。
时常会觉得,在影视作品中做一个不会说话的人,要比做一个贫穷的人更惨——当然最惨的事实还是,贫穷往往直接和失声挂钩——因为这样的角色,不但不能获得同属虚构宇宙内的其他角色的理解,甚至也会因为“坚持不为自己辩护”且“拥有奇怪的脑回路”,而失去全知的观众的同情。就像在《黑暗中的舞者》豆瓣高赞短评区里,就有这样的评论:“比人性更可悲的是,主角智商与情商双低”“……善良过了头就是愚蠢了,智商情商都很低,注定了塞尔玛这个结局。”
然而,庶民们真的抗拒,或者无力为自己发声吗?《隐入尘烟》在这个层面上,又使人物塑造偏移了沉默的刻板印象。和曹贵英相比,马有铁在片中就有更多对外表达的机会(大概也受益于他的性别及本地人身份)。如果仔细分析台词,你会发现马有铁并不是一个讷言的人。他在很多场合都不怯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且他的发声往往和他不合时宜的价值体系相关:
在面对村里首富的亲眷时,他拒绝索求回报,但要求对方给村民们宽限交租日期;年末收谷子的时候,他主动提出要扣掉先前赊账的种子钱……马有铁在解释自己的行为时,其实很擅长讲清楚原因——如果考虑到他类似的表达在过去数十年,都没有得到任何比忽略和嘲笑更正面的反馈,那么他发声的勇气和决心可能会给你留下更深的印象:这是一个坚持发声,即使明知没人会聆听的人。
在斯皮瓦克的庶民研究中,关键点原本就不在于庶民是否能够发声,而是这声音是否为主流/精英/中心所聆听。有时候,即使主流给予了这些声音收容与帮助,也可能伴生着叙事的节选、扭曲和篡改。就像戴锦华在《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的序言中所说:“庶民们/劳动者们始终在发声:自我陈述、自我显现或大声疾呼。只是,他们的声音持续地遭到各类媒体的冷遇与屏蔽,只是,主流或自以为主流社会的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拒绝倾听或选择漠视。然而,无论人们是否瞩目或倾听,那声音存在着、回响着,那是今日世界真实的言说。”
《隐入尘烟》就通过一系列新现实主义的保留节目——非职业演员、实景摄影(on-location shooting)——试图展示庶民发声和对庶民之声的屏蔽。当庶民之声与官方之声并置,这种展示的社会政治寓意就更加明显:身份不明的男人突然降临在家徒四壁的土房里,但他的发言立刻证明了官方属性:他宣布为了新农村建设,提升村民的生活水平,将对土房予以拆迁并提供补助。
这些宏伟美好的字眼落在实际中,意味着马有铁夫妇要搬家了。而且由于他们并不拥有土房的所有权,也不会得到任何补助。在政策传递的全过程中,马有铁与曹贵英都没有说话。官方人员离开房间后,曹贵英被发现失禁了。在这一刻,缄默失语和病理表现把声量的不平衡性与信息传递的单向性展露无遗。如果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能明白在庶民发声的议题上,更应该被审视的不是边缘弱势的唇舌,而是处于中心的耳朵。
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很难确保《隐入尘烟》中庶民之声的主体性与本真性。尽管导演李睿珺就来自农村、拍摄着自己故乡的故事,但当他重返故土、成为导演和知识分子,我们也应对他的“再现”(representation)保持审视,即使这种再现是本能善意的。就如斯皮瓦克所点明的:“反抗形式的民众被知识分子建构成一个统一的大写的主体的时候,知识分子本身可能共谋将他者塑造成自我的阴影,就此而言,底层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实际上,影片高饱和度的色调、明显经过设计的构图与光影效果,乃至海清这个大众专业演员闯入乡村实景时提供的陌生化效果,也确实让《隐入尘烟》更像是精心规划的剧情片(有的段落甚至是宣传片),而不是更贴近真实、模糊了因果关系的生活切片。
但总体而言,《隐入尘烟》对于弱势群体的表现,还是真诚、并带着尊重与克制的。这份尊重不仅在于影片对于苦难的展示,更在于对于生活情趣的展示。影片在劳动之外的另一条线,是爱情——如果你选择这么定义马有铁夫妇之间的关系的话。比起戏剧感偏重的冬夜送水、买大衣、溪流沐浴、手腕印花等桥段,二人的交往过程中,给我留下印象较深的是以下两个细节:
第一个细节,是每次搬迁后,房屋里被原封不动悬挂起来的“囍”字。每当马有铁询问曹贵英“囍”字是否挂好了,曹贵英都在仔细端详后说了同一句话:“高一丝丝(一点点)。”考虑到直至影片最后,他们的经济水平也只能负担起曹贵英病中吃个水煮蛋,这个“囍”字可能就是整个家里唯一一样“高于生存”的装饰品。这张薄而脆弱却被妥善保管的“囍”字,就代表了他们在被必需的生存填满的生活里,仍然保留的对更高层次的生活的向往。
另一个细节,发生在夫妇俩干完农活后的闲聊中。马有铁说起小时候村子里有个疯子,总是面对着麦子念念叨叨:“被风刮来刮去,麦子能说个啥?被飞过的麻雀啄食,麦子能说个啥?被自家驴啃了,麦子能说个啥?被夏天的镰刀割去,麦子能说个啥?”(这里出现在引用里的疯子,也是符合上文描述的一个失语者的典型)曹贵英则突然激动地说,她小时候也知道这么个疯子。俩人突然乐呵起来,只因为发现来自不同地方的两个人,原来在相识之前,就认识同一个疯子。
这可能是本片里最接近爱情的片段之一。平日的关怀与扶持,多少出于现实婚姻的考量,就像马有铁的一个邻居感叹:马有铁无论娶谁做媳妇,都会对她那么好。这种照顾是无差别的。但在上述的一幕里,两人因为一件莫名小事而欢欣鼓舞,仅是因为它证明了一种玄虚的缘分。这缘分恰恰基于分别心存在,“如果不是你,则不能”。就像齐泽克在《事件》里写:
“坠入爱河缘于偶然的相遇,然而一旦爱发生了,它就显得像是必然的,它宛如我的整个人生所趋向的目标。拉康将这种从偶然性向必然性的逆转过程,称为从‘防止被遗漏’(stop not being written)到‘不阻碍被记忆’(dosen't stop being written)的转变:首先,爱情‘防止自己被遗漏’,它在某次偶然的相遇中浮现出来;一旦爱情出现,它便‘不阻碍被记忆’,它把爱的功课施加到情人身上,把爱的一切后果持续地铭刻在他/她的存在之中,并以对爱之事件的忠诚为中心,构筑起了他/她的爱。”
这是在很多爱情里都发生过的瞬间,但在这段因为纯粹出于现实考量而缔结的婚姻里显得特别珍贵。爱情“偶然地”在这段婚姻中发生了,它促使夫妇俩像一对单纯的、坠入情网的高中生一样,热衷创造一个“向前追溯的链条,使得其自身的发生显得不可避免”。这时刻不仅代表着爱情萌发,也昭示人性回魂。在整部电影里,观众见证这对夫妇遭遇非人化和异化的过程,使其成为熊猫血的器皿、拉磨的驴、地里无言的麦子,甚至占领他们的自我认知(片尾马有铁对驴喊话:“都被人使唤大半辈子了,咋这么贱!”)而这非必要性的瞬间,使人重新成为可以发声的人。
戈达尔的《受难记》中说:“每个人都应该热爱劳动或者努力去爱。”而阿兰·巴迪欧感慨:“这是人类最终的命运,位于这两个词之间。”《隐入尘烟》展示的,恰是这样一种命运,挣扎在必要性的生存和非必要性的爱之间。恰恰在一些疏于规划的沉默瞬间,观众好像看见了庶民们在说话。而且他们说的每一个字,都完整地落进了黑暗中的耳朵里。
在《隐入尘烟》上映的节点,我们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时刻。疫情进入第三个年头。
我们躲在信息的同温层里。共情从未如此容易,因为似乎大多数普通人都有物质上的不知足、不够用,都经历过或经历着不得已的时刻,以至于一些“不公平”的火星就可以轻易点燃民愤、星火燎原。
共情又从未如此艰难,因为在看不见的角落里,有想象力不能穷尽的艰难。这种割裂在今天特别明显,但并不是这个时代的专有。比《隐入尘烟》更早的是第六代,再早的是第五代。
只是,我们还是难免因为感受到人和人的不相通而感到悲观。也许,共情天然是有边界的。这种边界导致人们只能相信与自己的处境和信念相似的事物。再退一步说,即使是共情了,然后呢?我们还能为他们做点什么?
但票房失败的《隐入尘烟》在口碑上的成功,又在某种程度上给予了我们些许鼓励。也许同温层没有我们想的那样狭窄。而影像仍然拥有这样的力量,尤其在这个踯躅前行的时代,为部分人打开一扇通向未知和真实的窗。很多人把《隐入尘烟》定义为一部“扶贫电影”。大概意思也是,在认知之后,才可能发生其他所有的事情。
据豆瓣网友@梅川酷子对《隐入尘烟》武汉场映后谈的记录,李睿珺谈到了中国电影市场:“一个电影市场,它应该是各种各样的电影都有才是正常的,一个市场的健康最重要是多元,比如说我们进到超市,超市就是有多种物品,可以让不同的受众去选择。方便面,有一块的,有五块的,甚至你有钱可以买十块的。但是假如说这个超市只卖一种方便面了,这是专卖店,不是超市,那它就不是个市场,那个市场其实就萎缩、死亡了。”
从电影生态的层面来说,《隐入尘烟》的意义之一,也是作为一盒不合时宜的泡面挤进了这间近来有些门庭冷落的小卖部。它不是最受欢迎的,也不是话题度最高的。它存在在那里,像倏而跑进鞋子里的石块,不断提醒着你,在同一片土地上还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生活着,和你呼吸着同样的空气。而你不能把他们轻易地甩掉,不能让他们就此隐入尘烟。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雁城;编辑:青青子;校对:贾宁。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
我一直认为我做的工作就是在日常中提炼电影,然后在电影中去还原日常的工作。写作剧本、拍摄电影的过程就是发现生活,呈现生活和总结生活的过程,如何感知和捕捉日常中微妙诗意瞬间使之变成永恒的过程。2020年2月份,我陪海清老师随着电影的男主演去地里干活体验生活,我在田埂边的树桩修改剧本,看到眼前躺在田埂上休息的海清老师和在远处播撒种子的农人,瞬间让我对电影和种子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农民在把种子撒进地里,在日复一日的全情陪伴中收获粮食,而电影剧本中的每一个字就像农民撒进地里的种子,它们最终在镜头中结出果来。以下是我和大家分享的在不同阶段感知到的一些诗意瞬间。
用笔播撒下去的
那些 散落的语言
都在镜头中结出果来
流云踩着墙头
躲进门窗的褶皱里
探听风的消息
吸饱了水的土
在烈日中 升起
一座座屋厦
春天
破土而出的麦苗
并不知道
等待它们的
是 夏季的镰刀
敲掉底的酒瓶
卧在屋檐
每有风经过
它就以口哨的形式
通知我
沦为景观的麦子
在城市里收割游人
的目光
刚到村口的疯子
充满爱意地看着围向
他的十个孩子
其中九个向他丢来土块
只有一个在他碗里放了
馒头
这不能算是一篇影评。事实上早在二月看完此片后我就将其置之脑后了,就是现在突然刷到了导演很早以前的这个采访,其实还挺反感的吧,仅重申一下自己的立场。
我非常不认同李睿珺导演的此种说法,特别是在创作层面,蛮不讲理的,这般狭隘和较劲也不会有助于你拍出好电影的。不扯远的,看看今年的金熊奖《阿尔卡拉斯》就知道差距到底在哪了,同题创作,同场竞技,一目了然,这关乎导演态度,取决于他们到底秉持着怎样的创作观与信念。
关于摄影,其实最能体现出一个创作者的态度,甚至是某种隐含态度。而在此类题材中摄影理应显明的反映出一种习性,它应是一种本真运动。你究竟把你的摄影机放置在何种位置上,镜头是会泄密的,为什么我只看到了你的摄影机致力于扫描一种乡村奇景,这个环境、这片土地真的有被平等对待吗?矛盾的是既然你选择从生存原态入手,将日常性作为起点,为什么却让摄影作为装配自然世界的技术方法,继而成为你最得力的工具呢 (开场一个镜头即定调),摄影机佯装早已适应了地域本貌,虚假的融入其中,同时创作者又想在摄影上兼具一种美学气韵,以支援他想要抓住的乡土景象。我丝毫不认为本片的摄影是成功的 (可以对比《阿尔卡拉斯》对自然的摄取),未能与生灵、平凡事物、日常生活、静态场景建立起真正的纽带(摄影在它的维度上没有做到“隐入尘烟”),加上两位演员在表演上肉眼可见的不协和 (相比之下《阿尔卡拉斯》又一次作出表率),让这种融合的可能变得更加遥远。对手戏的矛盾甚至是失效在于武仁林真的生活在其中,另一边则让职业演员海清在服化扮相上刻意去靠拢,但当海清越是卖力的运用大量技巧去塑造这个角色时,就越会造成表演上的贬值,二人没有进入同一轨道,把他们单拎出来都没问题,放在一起却成了问题,于我而言这个情境是很难成立的,可这恰恰是导演的别有用心,因为他明明可以让两位非职业演员来担任主角,其效果想必也会更好。而影片因其对现实的浪漫化修饰甚至是改造 (这种浪漫化还是创作者施舍给主角二人的,就此题材而言当然不该如此),更不要说其目的性是建立在一种功利主义之上的讨好与迎合,是的,典型的电影节电影,还是最低级的那种,以这种姿态跻身柏林主竞赛并不让人意外,李睿珺导演的入围与他本人是否被影节视为拔尖作者也没直接关系,而是基于一种被验证过的默契,一种华语电影人前辈在此打下的良好基础,是已然存在的、长年累月互信往来的成果,当然也包括了西方电影节对第三世界电影根深蒂固却似乎又难以避免的“游客”视角,在这儿就不展开赘述了。
我想说的是,作为导演你倾向于以苦情式创作来介入 (而过分的情感渲染或巨大的感情真空都是我们应当避免的),消费苦难的同时又只是在各种表象问题上打转,摄影机也绝非试图去揭示什么,那也就不要甩锅给观众了。它不是顺理成章的,这种方法本来就不是此类创作的唯一解,更谈不上最优解,别说是还未走出第五代的创作语系,反而更加倒退回了最1.0的阶段,而为什么到了2022年还在这么拍呢,这不是开倒车吗,且还要观众顺从的去观看这么没有长进的电影,难道不应该反省下自己?你真的是在嘲讽观众生活的太滋润,还是欺负观众压根不懂创作呢?
我把《隐入尘烟》男主换成北野武之后,突然觉得这片子满满复仇感了……
屠村儿什么的……
欢迎评论区神展开剧情……(底部有目前收集的评论哈哈哈哈哈)
春风十里-不如妳:那就叫《都他妈的隐入尘烟八嘎牙噜》
RiddicLee:面瘫哥:啊诺都TM的去给我看!巴嘎! 王小米FUN:北野武会让人按头抽血?那不可能。
Chloe_Chit_Chat:还可以把海清换成金福南
^菽菽:最后两张的表情好像已经在酝酿一个大计划了……
……
她连生病都有负罪感,连吃个鸡蛋都觉得不安心。
【曹杨影城1厅点映场】去情节化又完成度极高的乡土题材电影,毫无俯瞰姿态,散溢着大自然的诗意,在当下华语影坛弥足珍贵。静缓凝滞的镜语及土地环境有阿巴斯、贝拉塔尔与塔可夫斯基(拆房段落令人想及[牺牲])的气息,吃蛋躺下的场景契如达内兄弟[罗塞塔]变奏。寒来暑往,春种秋收,驴燕鸡猪,生死轮替。素朴、良善、坚韧、强壮能干又逆来顺受的农民,血管里仍流淌着人类与大地源初的亲密联结,如今却已然成了被不断利用的“稀有国宝”,在劳作中渐趋隐灭。相濡以沫的夫妻,每每以稚拙而直接的方式表露温情。两主角的性格塑造中倒都有浪漫主义一面,现实主义议题当然只能潜没于背景之中。海清与一众非职业演员的呈现真切可感,裴曼·雅茨达尼安的配乐恰到好处。一起自制透出星丛灯光的孵化箱,贴一个囍字,在河沟里沐浴,在手上印一朵花。(8.8/10)
“温良中国人”的乡土叙事,放在当下,显得尤为苍白。
B. 可以是一部好电影,却也是一部远可以更好的中国电影。仅从抒情的角度看,它是精明且有效的。全片事无巨细地展现农村生活,却能牢牢锚定“土”(耕种的地和建筑的泥)的核心意象,将情感增厚,为羁绊赋形,做到形散神不散:穷人的命运就是扎根土地,风吹雨打,仍在默默隐忍中开出自己的麦花。但从一个了解电影语境的中国观众角度出发,这种将逆来顺受浪漫化的温吞做法背后,又有多少结构性的顽疾被草草略过?这片土地有太多值得且亟需被讲述的故事,它们绝不该隐入尘烟。2022.2.13 Berlinale
向城市一次次无偿输血的,是农民。
观影过程中,我常常感到不安:马有铁站在房梁上的时候我怕他摔下来,马有铁被叫去抽血后他再回去干活的时候我怕他突然倒下,他们下河搓背的时候我怕贵英被大水冲走,就连下河时候闪过的灯光我都害怕,我还怕那头驴哪一天突然就倒下了。
年度最佳。真正打动人的往往不是刻意堆砌的悲情,可能只是雨槽瓶瓶哨声响,夜归路的盏烛光,开水凉了一趟又一趟,麦子烙印在手上。
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
这才是应该组织全体党员观看的电影
很多人问是什么年代。不就是现在这个年代吗
虽然感觉是8.5,但是要给五星。我就是一普通人,但我知道,如果再对这种电影“平和”,对资本宽容,那等待我的就只有屎了。
曹贵英常有,而马有铁不常有。
上映第二天就没什么排片了。昨天有人问我一大早去看这片子至于么?矫情点说,我国的小众电影可能真的就差我的一张电影票
“他不能死。有些时候不是你想死就能死的。”关于结尾字幕的最后一句话,导演说。
22.2.20@小西天。1.我给你雨槽的哨音、莜麦的麦芒、燕子的归巢。我给你一个双脚扎根于土地的人的温厚。我给你从四季轮转中获得的全部智慧,以及桥头女人们津津乐道的丈夫对妻子的珍视。我给你一码归一码自己挣来的风衣,母鸡下的第一枚荷包蛋。我给你一起上一次城,美美地浪浪的许诺,和麦粒在腕上留下的一朵梅痕。但我还是无法从厄运中留住你。2.上学时一次坐绿皮,看到一对满面风霜的农民夫妻,其乐融融地分享一只快腐烂的桃子。那种相濡以沫的暖意毫无虚假,这不是什么对苦难的浪漫化。贫者拼命挣扎才能生活,但也在努力创造和守护自己的诗意时刻。3.已尽可能在尺度内保持一点锐利叙说农村的变与常:一面是新农村改造补贴款和扶贫房,一面仍是千年不改的佃农被吸血的命运。4.就因弄明白了这么多耕种和垒房的细节,我也喜欢这部电影。
牛逼的爱情片不需要又亲又啃的镜头,只需一个草编的驴,一个印在手臂上的花,一杯热水,一个鸡蛋……牛逼的人性片不需要大奸大恶。只需舀水时放生几只蝌蚪和抓个蛤蟆给自己止痒,一码归一码的清清楚楚和收粮时免去四元钱美其名曰好算账……牛逼的社会片不需要歌功颂德或者抨击现实。只需一个燕子窝和一辆大铲车……
最可怕的,不是被贫穷限制了想象,而是有一天,我们失去了对贫穷的想象。
《隐入尘烟》完成度太高了,远远高于期待值,整个故事像一首农事诗,没有农村生产生活经验的人很难拍出这样细致入微的片子;一年四季耕种、灌溉、收割、脱粒、盖房,西北大地清新自然又富于简单的诗意;非职业演员武仁林和职业演员海清,互相成全力道正好,演出了一种令人亲切、敬佩的神性,他们生活贫苦、身体残缺,但不怨不尤安之若素,对花鸟虫鱼、毛驴、周遭的邻里乡亲充满了恩情,诚实、信义、正直,两个人互相搭伴儿过日子温柔相对,一茶一饭相濡以沫,面对要给富人输血救命这样的事情,也无怨无悔不求回报。他们像凡人一样生活,却具备了神一样的悲悯灵魂,在远去的乡村景观里已荡然无存。
不记得哪里看过的话,说中国的农民是很好的,农民像土地一样沉默,像土地一样深厚,而马有铁就像土里长出来的菩萨。
沉稳、沉浸但不沉闷,细节动人,还有一些别致的趣味。海清饰演的村妇贵英,实在太好了,让我看时候一度觉得自己都残忍,诗意也是一种残忍了。能吃苦的人会有越来越多的苦给他吃,能忍受的人会越来越能忍,可一旦见识过活着的美好、爱的感觉,一切也不再想忍了,活着比死还难受。以及,再惨再苦的男人,都会有比他更惨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