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田军号

古田军号是以一名红军小号手的视角，讲述了红军从井冈山突围到闽西时期，毛泽东、朱德和陈毅等青年革命领袖带领红军探索中国革命成功之路的经历。一开场围龙屋里是新年新气象，当年红军小号手的孙子作为舞龙队的一员，一条火红金亮的长龙翻滚腾跃，喜庆欢腾，真的是太好看了，浓郁的民俗生活，人气冲天，俨然是绝佳的旅游景点宣传片啊，哈哈哈哈。一直通过红军小号手的讲述，才发现这个舞龙对应的是当年毛泽东从前委主席被选下来后，回到这个地方时，当地的同志就是用这种方式给予他支持和鼓励，更加让他坚定群众路线的方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群众基础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关键，在这里毛泽东走遍了乡乡村村，通过缜密调研写出了几万字的方案，在绝境中探索出了真理，开辟了中国革命成功之路。

我们从井冈山下来是什么情况？没有当地赤卫队和这里老百姓的配合，我们还到处乱跑呢？长汀城？还打广州？打潮州？ （当时朱43岁，毛36岁） 旧军阀跟朱德参加革命，就可以有陋习做派？那跟我们秘密参加的旧军人，也可以跟他们一样胡作非为？你（陈毅，政治部主任）再有这样的思想，我就打倒你。 （毛，朱，陈三人间的往事与趣事，保住队伍与整顿纪律，干部学校开讲安排，毛的诗被陈改成打油诗，陈缓和两人因为某些立场和人情闹僵说的“他都这么大年纪咯，你不睡他也不睡呀”等） 朱军长，你讲武堂毕业，跟随中山先生参加过辛亥革命，护法、护国运动，你比谁都清楚，就是舍不下面子，这种极端民主化的思想不得行的，整顿方案都给你你就是不发下去执行。 红军永远不倒的两面旗帜，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 哪个小朋友能告诉我，人字是什么意思呢？ 人是地主，地主说我们是牛马。奶奶说我们不如牛马。（可能有点刻意，但也是那时人们为何要斗争的主要诉求之一） 都是一家人，哪个妈妈会丢儿子，被婆婆卖了来无偿做工不还是得回去养娃。（使劲剥削妇女的恶习，就是仗着母不丢娃） “救人之难，济人之急，悯人之孤，容人之过” 还有很多前辈历史会主动了解，曾志，贺子珍，蔡和森，刘安恭，陈毅陈孟熙陈修和三兄弟，张鼎丞，张素娥（坚持新泉工农妇女夜校，四代人一直，蔚然成风），取其精华，学习好的精神 哪个支部（纵，支代替团，营）敢告诉我，你们连队里每个战士，都清楚在为谁打仗？有多少人思考过，在国民党大军压境，敌众我寡，四面楚歌的时候，为什么老百姓宁愿献出自己的生命，也要捍卫我们这支队伍？你们哪个敢跟我讲，你们连队里不存在流寇思想，极端利己主义，和拉帮结派的现象？你们都是军队选出来的优秀干部，但是你们哪个敢跟我讲，你们没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坏作风？一定是有的，否则军营里怎么会三番五次的打群架，打骂士兵，对俘虏使用肉刑，对伤病员没有关爱，甚至还有个别人跑到田间地头，老百姓家里调戏妇女。你们处理了吗？三湾改编不是走形式，整训，先要整训我们。（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改成了八项注意） 1929.12.28古田会议召开，决议确立了党和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开辟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伟大征程。

还有两个新成语“抱柱之信”“修辞立诚”

红四军七大由陈毅主持，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代表们围绕从井冈山斗争以来的各方面问题进行讨论。会议所作的决议对许多具体问题的结论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但错误地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称谓）和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确意见。通过的决议说：“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的斗争，也不是事实”，还把“集权制领导原则”视为“形成家长制度的倾向”。会议认为，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对争论应多负些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在选举前委书记时，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毛泽东在会上最后发言说：现在还是要根据我们历来的实际斗争中间的经验，加强这个政治领导，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军队要做群众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至于会议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他这个不正确。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红四军攻克上杭县城后，在九月下旬召开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并致信毛泽东要他出席大会。据陈毅回忆，毛泽东回信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之钉，陈毅要我作“八边美人四方面讨好”，我办不到；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够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了。回信送到上杭，前委给了毛泽东党内“警告”处分，并要他马上赶来。毛泽东只得坐担架到上杭。但他赶到时，会议已经结束。大家见毛泽东确实病得很重，让他继续养病。红四军八大开得很不成功。第二年，红四军军委代理书记熊寿祺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由于“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制’，开会就得争论半天。”大大小小的问题，事前没有准备意见，就拿到会场上来争，往往争论到最后还得不到一个结论。甚至“为了一个红军法规中的党代表权力问题，讨论了两天仍旧没法解决，结果还是决定请示中央。”中共红四军“八次大会时，无组织状态的开了三天，毫无结果”。“这就是九次大会前各级指导机关的极端民主化倾向的现象。”

讲真，自己掏钱购票的话基本不会进影院看这部影片（不排斥主旋律或军事题材，《建军大业》就自费看过），今天是单位组织的。

这段历史在教科书上也许只是平乏的几段，但背后的内外角力血雨腥风今天一般人看不到，也缺乏主动了解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电影有价值——很少见到影视作品直接表现军队和党的领导人早期革命时的“权游”与台面上下的斗争。为这份少见，2颗星。

为部分含蓄内敛的煽情段落（李幼斌送纸）和有点动人的煽情小细节（支持革命的人的多元构成、小红军、开场航拍的土楼与舞龙和结尾的阅兵、音乐配合）加1星，为始终贯穿好歹没散掉的脉络“古田军号”1星，为张一山王志飞李幼斌本就有的、甚至胡兵都迸发出来的演技1星。

但前半部分画外音太多（大约是为了配合浓缩紧凑的节奏推进）又尬，闪回频频，领袖非要踏着鼓点用一种江湖似的广告片氛围霸道总裁既视感出场，会师场面非要一遍遍复现那种一脸阳光灿烂直奔镜头的宣传片既视感，让我看着有点儿出戏，扣2星。

总体感觉还不错，这个历史事件、思想政治工作，真心不好拍。电影既强调了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的重要性，然后收尾时军民鱼水情体现了得民心者得天下，使得这部影片明确了主旨。

真不是革命战争，而是思想工作。

来来来，基层党支部建设可以作为一次不错的学习活动看起来了啊！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看完《古田军号》，感觉导演有很强烈的现实关怀，将古田会议的很多情节置于今天，依然有借鉴意义。 一是思想政治教育要不要搞的问题。思想不统一，没有政治观念，就是一盘散沙。红四军在赣南、闽西根据地面临无比危险的形势，危机四伏，斗争环境极其恶劣，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同志依然坚持，队伍不整顿，那么拉出去也是死路一条。秉承苏联革命信念的刘安恭则坚持要军事训练，思想政治上的事情可以先放一放。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是正确的，而且这也被之后历次胜利直至夺取政权直至现在所证明。 思想政治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是根子上的东西，解决不好，行动上就会有偏差。包括现在正在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有的人就说现在国内国外形势这么严峻，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这么艰巨，工作压力这么大，还有没有必要开展？反映在行动上，就是对主题教育表面上重视，实际上放松，在学习中以工学矛盾为借口走过场。这恰恰说明了开展主题教育必要性，只有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才能更好卸下包袱，增长本领，开展工作，才能更好地完成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任务，应对好国内国外的风险挑战。 二是民主集中制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是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上创建的，自建党伊始就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关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传统。贯穿影片始终的问题就是民主集中制问题，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既明确要求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又明确要求善于发挥下级党组织的积极性，体现了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充分发挥下级主观能动性的有机统一。

现在要求做到“两个维护”，并不是对于中央命令机械地执行。毛泽东同志曾指出：“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现在，有些地方动辄以中央没有发文为由不予办事，其实是不研究政策，不主动担当，在消极抵抗中央命令，这不仅无助于维护中央权威，反而还消减了中央权威。正确的做法是在执行基础上，根据发展中遇到的情况问题，及时反映，再予以调整。古田军号中，党中央得知粤桂军阀正在激战，命令红四军主动出击，由于信息不通畅，等到命令下达到红四军时已经过了二十六天，粤桂军阀激战已经结束，红四军急忙派陈毅去向中央反映情况，中央也及时对此进行了纠正。也正因为陈毅去上海向党中央反映，才有了对红军和党的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九月来信”。 三是执政基础的问题。党的执政基础，就是包括阶级基础在内的党的群众基础。党员干部密切联系群众是增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的基础工程。影片中，红四军要建医院，当地群众把家中的门窗拆了送来医院当病床，毛泽东同志看到暴风雨中无门无窗的农户家，把自己和战士的床板送了出去；毛泽东同志为了掌握实情，经常主动下去搞调查研究，同三教九流都能打成一片，跟裁缝店老板、造纸厂工人同吃同住，也赢得了他们的拥护和信任，裁缝店老板为红四军定制军装，造纸厂老板临走前送了一大厚摞纸。在革命战争的艰难岁月里我们党同人民群众建立起来的血肉相联的关系，在今天看来依然让我们为之动容。

黄炎培先生曾对毛泽东同志说过，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都没有跳出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聚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现在看来，黄炎培先生所说的话并不是危言耸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看到，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一些问题还相当严重，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黄炎培先生的先见之明。多少人现在不是眼睛向下，而是耳朵向上？不是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而是想领导之所想、急领导之所急？不是一门心思为人民服务，而是一门心思钻研官场厚黑学？说来也好笑，电影放到毛泽东离开上杭的时候，造纸厂老板在清晨的薄雾中抱着一摞纸送行，号手急忙跑过去接了过来，这本来是体现同群众深厚感情的情节，旁边的人却由衷赞叹道：“这个号手很有眼力劲，以后前途一定很好”。同样的事，见仁见智很正常，但是如果歪门邪道成了风气，并且驱逐了清风正气，那么就很应该再读一读黄炎培先生的话了。

四是宣传发动、改变思想的问题。宣传思想工作是我们党的一项重要工作。而宣传工作的目的，就是要润物无声地改变思想，使人民衷心地接受。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不是天才。我本来是想当一名教书先生”。他也是这么践行的，亲自为夜校学生上课，教他们识字，教他们唱歌，为他们改变“地主是人、我们连牛马都不如”的思想，也将“男女平等”的思想播散进妇女的脑中。尤其是男女平等，绵延数千年的“夫为妻纲”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破除它谈何容易，而毛泽东和红军当时做到了，给了妇女平等的地位，为她们提供受教育、工作的机会，倡导“妇女也能顶半边天”，这才使得今天中国男女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当然，学校中、职场中、家庭中也时不时会有性别歧视的事情出现，但每一次出现，都会像过街老鼠一般，人人喊打，性别平等已经成为了社会的共同价值准则和不可触碰的红线。在当时恶劣的环境中，作出了大破大立、影响深远的事情。

反观之，现在宣传手段丰富了、条件完善了、人力物力也有了，有的人反而不愿做、不会做宣传思想工作了。有的本领不强，不去研究宣传工作规律、创新宣传工作方式、改进宣传工作手段，反而说之前宣传工作好做，编两首歌唱一唱就可以了，不去看当时的条件下，识字的都没几个，更不用说能够作曲了，能够生动地编进歌中、广为流传地传唱下来，就已经是殚精竭虑、耗尽心血了，扪心自问，自己在说这话的时候，又在宣传工作上花费了多少心血呢？有的动不动就推脱人们思想不好改变，比如农村彩礼，说是几千年流传下来的，改变不容易，当然这不是一时之功，但这绝不是畏难的借口，相比于普及男女平等，工作的难度不知道降低了多少。我们应该怎么抓、怎么抓好宣传思想工作，看完电影之后应当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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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松民

注：本文作者郭松民，在豆瓣刊发是为了更好地宣传本片，让更多的人学到郭老师的点睛之语。原文转自微博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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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历史上，1976年是一个令人悲痛的年份。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这三位中国革命的巨人相继去世，给中国人民的心中留下巨大空白。

七十年代末，领袖形象开始出现在银幕上，这给了群众以很大安慰。记得那个时候，每当银幕上出现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的形象时，黑暗的电影院里往往会响起热烈的掌声。从那时起，四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在电影、电视剧中表现领袖，早已不再是新闻，但银幕、荧屏上的领袖形象，也很难再激起观众的热情，原因何在呢？从电影艺术的角度来说，也许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三个字：平面化。

银幕上的领袖似乎就是宣传画中的领袖，他生活在一个和谐世界中，得到同事的尊敬和大力支持，他总是在发号施令，总是能够心想事成。敌人有时候会给他造成一些困难，但这只能反衬他的英明，因为这些困难，他在谈笑风生当中就解决了。

缺乏对激烈的党内斗争的表现，缺乏对领袖在这些斗争中承受压力，面对考验，并最终排除万难取得胜利的表现，领袖的性格、人格特质等就不能得到充分展示，就很难在银幕上塑造出真正有魅力的领袖形象。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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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英国电影《至暗时刻》，对丘吉尔的形象但塑造取得了很大成功，导演是如何做到的呢？

简言之，就是把丘吉尔置身于矛盾的漩涡中。

丘吉尔接任首相后，不仅要面对内阁里仍忠诚于前首相张伯伦的势力，如哈利法克斯勋爵制造的重重障碍，还要应对王室的质疑，同时还必须采取十万火急的措施营救被包围在敦刻尔克的英国远征军，准备迎接希特勒对英伦三岛可能的入侵。

在巨大的压力下，丘吉尔甚至有些失常了，他在地下指挥中心像一个老妇人一样喃喃自语，靠诅咒希特勒来释放自己的心理压力。

扣人心弦的电影通常是先抑后扬。

正是因为“抑”的如此之深，所以当丘吉尔最终战胜这一切，在国会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激励英国人民团结一致抵抗纳粹时，观众的压力也得到了释放，甚至像自己取得了胜利一样高兴——“扬”的也就非常之高了。

至暗时刻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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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田军号》的突破，就在于没有回避矛盾与斗争。《古田军号》让我们重温了一个曾经耳熟能详但后来又被渐渐忘记的真理——正确的路线总是在同错误路线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

从井冈山到中央苏区，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党内、军内争论到焦点之一，就是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包括红军除了打仗之外，还要不要做群众工作？要不要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要不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建立根据地？等等。

影片开始的时候，毛委员和朱军长已经率领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来到了闽西，此时，虽然经过了“三湾改编”，但在红四军内部，在毛泽东和朱德之间，关于上述如何建军的问题上，仍然存在严重分歧，而“中央特派员”刘安恭的到来，更是大大加剧了这种分歧。

如何表现这种分歧，对导演陈力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但《古田军号》驾驭得相当好。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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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在井冈山和毛委员并肩战斗、耳濡目染的经历，朱军长对比他年轻7岁的毛委员是信服的，但他毕竟是旧军人出身，还需要并且正在经历痛苦的转变。

陈力导演用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细节表现了这种张力：朱军长抓到了几个偷偷出去抽大烟，还打伤了小号手老部下。对这种严重损害红军形象，破坏纪律的行为，朱军长怒不可遏，他一方面痛斥这几个人是“军阀作风”，一方面又羞辱性把银元摔在地上，让他们用被反绑着的手困难地把银元一一捡起来。

“用军阀作风反对军阀作风”，矛盾吗？的确是矛盾，但却反映了真实的历史。历史就是这样在矛盾中走来，并在矛盾中逐渐变得清晰的。朱老总正是战胜了这些矛盾，才从一个旧军人变成了“革命老英雄”，变成了备受全军爱戴的总司令。

“苏联范儿”的刘安恭，思维方式明显带有形而上学的特征，他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指示，有严重的单纯军事观点，主张军队只管打仗。“中央特派员”身份和对“苏联十月革命经验”的坚信不疑，使他非常强硬，甚至跋扈。

影片中，敌人的“会剿”即将开始，毛委员还在给受压迫最深，受侮辱最重的妇女上课，讲授妇女解放的道理，这让刘安恭既不理解又不耐烦。他不明白的是，除非红军代表一种解放的、进步的、文明的力量，否则绝无可能战胜军事上远比自己强大的白军。

只有毛委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清晰、深刻、并且坚定不移要贯彻到底的——

红军必须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也就是说，相对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红军必须代表一种更高层级的政治文明，必须具有显著的先进性，只有这样，才能实现革命的胜利，才能救中国。

这时候的刘安恭并没有意识到，离开毛委员的路线越远，失败就来得越快。以后还要流很多血、牺牲很多生命，才能使全党、全军明白这一点。

后来的开国元勋陈毅元帅，此时还是红四军的政治部主任，对这个问题认知还相当“混沌”，甚至没有过多考虑。

他最年轻，比朱德小15岁，比毛泽东小8岁，像是夹在两位“大哥”之间的“小弟”。他对朱、毛都非常尊敬，不愿判断谁是谁非，只是一厢情愿地希望他们两人和好——而在毛委员看来，这简直是忽悠他放弃原则，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才会怒气冲冲地对陈毅大吼：“我不和没有立场的人讲话！”

“八面美人”陈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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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军事观点，走州过府，大吃大喝的流寇主义思想和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等革命早期难以避免的种种幼稚病结合在一起，再加上前委内部的意见始终不能统一，竟然在红四军七大上酿成了一场“事变”——毛委员以一票之差落选了总前委书记，而“八面美人”（毛委员对陈毅对批评）陈毅则当选了。

在毛主席的政治生涯中，曾多次受到过不公平的对待，但这些打击都是来自于执行了错误路线的中央。在红四军七大上落选，这是毛泽东唯一一次被自下而上地“推翻”。可想而知这对毛泽东的震撼是巨大的，他离开红四军，到上杭蛟洋指导闽西特委工作，不久他又患上了疟疾，打摆子、发高烧，只得辗转到位于深山中的永定县牛牯扑养病，却又被国民党保安团突袭，几乎落入虎口，以至于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认为他已经牺牲，在《国际新闻通讯》上为他发了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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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委员永远不是能够被命运击倒的人。他到了闽西之后，闽西特委的工作很快就变得有声有色，土地改革、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妇女解放等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但对红四军来说，则是另外一番景象。

毛委员的离去，反而凸显了他才是红四军真正的灵魂。失去了毛委员的红四军，出现了“人心涣散，队伍不好带了”的情况。9月，红四军召开八大，但由于由于没有领导核心，只能无组织地自由争论，开了三天，七嘴八舌，毫无结果。不久，红四军冒进东江，遭遇重大挫败，二纵队司令员刘安恭牺牲，第一、第二纵队各减编1个大队，第三纵队缩编为1个支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有了中央决定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的“九月来信”（红四军接到这封信时已经是十月底），才有了朱德、陈毅联袂迎接毛泽东重返红四军，也才有了毛泽东整军方案的提出和“古田会议”的召开。

不经风雨怎见彩虹？毛泽东的领袖形象，正是在激烈的冲突中才显得有血有肉，观众在观影过程的感受不是疏远膜拜，而是为他揪心、为他紧张、为他忧虑、也为他释然，为他高兴。

古田会议上，毛委员粲然一笑，红四军的天就亮了，中国的天也亮了！

林彪（张一山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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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田军号》中，张一山塑造的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形象也是一大亮点。

影片中，他始终表情严肃，目光炯炯，作战归来汇报时，先问“毛委员呢？”虽然他是黄埔学生，又是跟着朱德一起上的井冈山，但在红四军七大到九大这段命运攸关到时间里，他始终是毛委员的坚定支持者。林彪的戏不多，但他作为红四军中最优秀青年将领的政治态度，却体现的毛委员在红四军中深厚的政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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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维民塑造的“老裁缝”，则是《古田军号》中的另一大亮点，也体现了编导的别具匠心。

优秀演员总是演什么像什么，孙维民的老裁缝造型，很难让人和《周恩来的四个昼夜》、《海棠依旧》中那位亲切、儒雅的周总理联系起来。

红军占领长汀，需要为3000名战士每人订做两套军服，这是一张大单，红军又讲究买卖公平，对一家裁缝店来说，真是好运来了。但事情并没有就此止步，红军的政治理想，红军内部人人平等的相互关系，毛委员的人格魅力，最终使老裁缝带着两个儿子，背着缝纫机加入红军。

老裁缝的选择，就是对毛委员建军思想的一个绝好注脚，实际上也是为影片中的全部争论做了一个明白无误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