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爱博士

剧情片美国 / 英国1964

主演:彼得·塞勒斯,乔治·C·斯科特,斯特林·海登,詹姆斯·厄尔·琼斯,格伦·贝克

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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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3-09-04 20:44

详细剧情

美国空军将领杰克•瑞(斯特林·海登 Sterling Hayden 饰)怀疑苏共的“腐朽思想”正在毒害“正直善良”的美国人民,他于是下令携带核弹头的飞行部队前往苏联,对敌人进行毁灭性的核打击。苏联方面得知此事,立即致电美国总统墨尔金•马夫雷(彼得·塞勒斯 Peter Sellers 饰),并威胁如若领土遭到攻击,苏联将不惜一切代价按下“世界末日装置”。该装置的威力足以摧毁地球上所有的生命。

 长篇影评

 1 ) 《奇爱博士》:或者我们如何克服对黑白片的恐惧,并热爱库布里克

恐惧(panic)在希腊人那里原本只是一个人在林中漫步时突然袭来的畏惧感,他们用一位神祈来为这种感觉命名:潘(Pan);到了中世纪,人们的恐惧集中在吸血鬼、狼人这些幻想的产物和麻风病、黑死病等真实的灾祸上,当然,恐惧有时候也是神学上的,比如各类心怀鬼胎者对天罚日和末日审判的恐惧;近代工业的发展逐渐滋长了城市的堕落和阶级的矛盾,人们的恐惧对象主要成了开膛手杰克这样的变态杀人狂和法国大革命中肆无忌惮的革命屠杀。二十世纪的恐惧是什么?有人说是纳粹集中营。但对大多数没有进过集中营的人来说,那里的苦难是遥远而陌生的,只是读完安妮•弗兰克的某页日记时的瞬间想象,而曾被关在集中营的人尽管为数众多,但他们中大多数都已经死去。对于今天再次在资本主义丰裕的物质文明中安逸度日的人来说,核弹同样是遥远而陌生的,人们只是在看国际新闻时,在某超级大国对某邪恶国家的制裁报道中,偶尔听到这个词。但对经历过冷战的那代人来说,从广岛的“小男孩”和长崎的“胖子”一直到苏联解体,核的梦魇整整围绕了长达半个世纪,可谓二十世纪最主要的恐惧。
斯坦利•库布里克导演的《奇爱博士》就是关于这种恐惧及其后果的。冷战中的苏联和美国都担心对方率先使用核武器,于是各自设计了相应的报复措施。美国的R计划:只要苏联的导弹攻击了华盛顿,美国的中层将领就有权力绕开总统的命令直接启动R计划,几十架部署在美国本土以外的轰炸机将满载着核弹去摧毁苏联的主要军事目标。苏联的世界末日装置:只要美国率先使用核武器,这个由计算机控制的自动装置就会启动,其威力将摧毁地球上的所有生物。美国空军将领杰克•瑞朋从苏联人只喝伏特加推知地球上所有的水都已经被“氟化”了,自己宝贵的“体液”正在被毒化,于是决定率先采取措施:他在苏联没有入侵的情况下直接启动了R计划,同时打电话给美国总统要他全面发动战争,因为召回轰炸机的密码只有他知道,而他已经把他的基地封锁了起来……
核弹的发明使战争变得至为简单:它只是两个超级大国首脑之间的博弈游戏。唯一有制约性的力量只是某种脆弱的人道主义。使人们恐惧的是:谁能保证这种人道主义永远有效,谁能保证不会出现杰克•瑞朋这样的妄想狂。而杰克尽管一半是偏执狂和疯子,但他的行为又何尝不是出于某种恐惧。对核的恐惧与古典时代的恐惧十分不同的是:它不再是某种幻想或者来源于某种自然力和不可控的非理性因素,它本身就是理性科技的产物,同时又反过来作用于理性思维。人们试图用理性的思维去控制作为科技理性产物的恐惧,比如让核弹的力量控制在某个由计算机控制的装置手里,这种思维却反过来被恐惧所俘虏,恐惧成了这种思维。弥漫在冷战意识中的正是这种恐惧思维,恐惧成了某种本体化得东西,到头来唯一使人感到恐惧的其实是这种恐惧本身。
《奇爱博士》集中表现的不是对核弹的个体心理恐惧,而是被恐惧所俘虏的理性化思维本身。该片的空间主要集中在三个地方:军事基地内杰克•瑞朋的办公室,总统的作战指挥室和轰炸机内部。决定地球和人类命运的不再是广阔的战场,而是这三个内部空间,命令的发布与传递是无形的。人类的和平仰赖这三个地方的合理化运转,只要某个环节被非理性的恐惧心理所俘虏,就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影片不厌其烦地叙述了R计划从发布到执行的所有细节:杰克•瑞朋广播通知基地士兵苏联已经入侵,他已启动R计划对苏联展开报复性攻击,所有士兵上缴所有通讯设备并严守自己岗位准备作战:敌人有可能在任何时刻穿着任何衣服向基地进攻。这些命令都是军事集团内部完全理性化的作战反应,除了它们的前提是出于一个人非理性的幻想。轰炸机内部,从接到命令到最后的执行的过程都由摄影机巨细靡遗地再现出来:接受命令、向基地取得确认、取出R计划的函件、计划的具体内容、任务的分配、战后飞行员个人生存物资清单的罗列、切断对外信号的措施、锁定通讯频率的措施、飞行高度的数据、里程的数据、投弹后逃生线路的计算……执行R计划需要按动轰炸机内无数的按钮,每发布一条具体的命令,就需要按动一个按钮,摄影机就会给这个动作一个特写给与强调,人类的命运就决定在这些按钮上。所有那些命令的具体实施程序及所有那些按钮都是事前经过完全理性化地运算和设计的,它们的运作几乎是万无一失的,与核弹一样,它们是人类理性的精巧结果,但是当某个源头被非理性的恐惧心理所俘虏,恐惧便随着这条理性的锁链一步步传递并增值,最后产生的完全是非理性的毁灭后果,于是,人们反过来对这条精巧的理性锁链产生巨大的非理性的恐惧。
杰克•瑞朋并非完全是一个妄想狂,他还是一个被彻头彻尾地具有冷战思维的人,这从他一边发布执行R计划的命令一边打电话给总统要求发动全面战争可以看出。冷战思维是一种以恐惧为起点的完全理性化的思维。除了这位杰克,电影中还有一个人物是它的主要代表:巴克将军(影射美国著名的“热爱”战争的巴顿将军)。他在获知杰克已经启动R计划的消息后先是故意拖延时间不向总统汇报,后来又极力鼓动总动发布全面战争。最后当得知苏联的世界末日装置将会启动,人类面临毁灭的命运,美国总统和他的政府要员们商量如何挑选一部分人进入地下矿洞以繁衍人类后代时,他的建议是:如果苏联人偷偷带了一枚炸弹进入矿洞,九十年后人们从矿洞出来,苏联的科技将会领先美国。在这个疯狂的带着小丑色彩的人物身上,以恐惧为起点的思维逻辑被推演到极点,同时恐惧也带上了一层丛林法则的色彩:人们恐惧的只是在强力的较量中处于弱势。
《奇爱博士》一片的全名是《奇爱博士:或者我们如何克服对炸弹的恐惧,并热爱核弹》,听起来像是一本指导手册。片中的奇爱博士是个夸张的漫画般的人物,他对科技的力量怀着一种 “奇怪”的爱,正是他这样的人设计了像“世界末日装置”这类东西。他的原型是科幻小说中疯狂的科学家,库布里克更新了这一类型人物,使他与爱欲结合在一起。奇爱博士在为总统讲解“世界末日装置”的建造原理和核弹爆炸后逃生的方法时眼神中带着疯狂的神采,他似乎根本不在乎几十亿人的生死,他唯一所爱的只是他的“装置”和科技力量本身。讽刺的是,这个科技的骄子本身半身不遂地瘫痪在轮椅上,讲到兴奋处,他的一只手便不受控制般地直冲冲伸向半空中,其姿势颇像“希特勒举手礼”。库布里克似乎想借此讽刺纳粹极权主义的产生在科技的理性化中的根源。“热爱核弹”,正如片名所示,本身就是一种“奇怪的爱”,库布里克想回答的是,爱欲能否改变科技的非理性力量,或者说爱欲能否使人克服对科技的非理性恐惧。《奇爱博士》发行的1964年正是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发表十余年后,以性解放和反战为标志的68年革命运动前夕,人们普遍迷信文明压抑了人的自然欲望,性欲的解放可以使人类从科技与制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库布里克以这部电影表达了他对这种思潮的看法:在非理性的恐惧面前,即使是爱欲也有可能被导向畸形,人们可以爱男人、爱女人,但也有可能爱核弹。人们突然之间只看到了性的自然健康的一面,却遗忘了性的扭曲的黑暗的一面,畸形的性欲的无法满足要求各种非理性的“代偿”。实际上,《奇爱博士》一片中许多戏剧性的场面和形象都来自于一种无法满足的“奇怪的爱”。除了奇爱博士这一形象,还有比如影片开始时被评论家成为“史上最性感画面”的两架军用飞机加油的镜头。“巴克”将军出场时,他性感的女秘书正穿着“三点式”泳衣晒日光浴,后来将军与总统开会时,这位秘书还打来电话撒娇,无疑,这位热衷于战争的将军同样也热衷于做爱。美国总统在跟苏联总理德米特里打电话时,那位总理显然也在寻欢作乐,显然,性爱有时不过用来缓解军备竞赛带来的焦虑。那位启动R计划的杰克•瑞朋在被问到什么时候第一次想到地球上的水都已经被“氟化”,他的“体液”正被毒害时,他答道,“与女人做爱时”——性的无能需要战争来补偿。
战争无疑导致恐惧,而人们也时常因为恐惧而发动战争。二十世纪的恐惧是对核战争的恐惧,同时也是对被非理性的恐惧所抓住的理性化的科技的恐惧,在后面那种恐惧面前,爱欲也好,理性的科技也好,似乎都无能为力,文明变得岌岌可危。《奇爱博士》最后著名的核弹爆炸的蒙太奇,就像哀婉的预言一样,笼罩在人类文明的上空久不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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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天才和普通人的区别

    电影课的老师让我认识了库布里克。于是找来了他的几部片来看。如果说《洛丽塔》出彩的地方还是在演员的话,那么这部《奇爱博士》真的是展现了库布里克的天才之处。

    同样是反冷战题材,如果让我拍,根据小学作文中学到的以小见大的方法,我可能会选取一两个平凡人,描写冷战对他们生活的冲击。我看过一些反映一个大时代背景(战争,文革等)的片子都采用了这种手法。或者我们也可以干脆来个大场面,描写一下美苏有多少新式武器,国内有多少反战游行示威……

    我等终究还是凡人,看看大师是怎么拍的吧。谁都没想到的是库布里克把这一题材拍成了一部黑色幽默剧。几十架载着核弹的B52、靠蒙就能猜出来的绝密密码、会议室里将军轻松调侃的语气、美国总统在电话里不停的叫着苏联总理的小名……这些看上去有些荒谬的元素组合在一起,期间再穿插一些类似生存箱那样的小幽默。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一部喜剧。但就是这样的方法,像一连串的冷笑话将冷战大大的鄙视了一番。冷战是什么?不过是政客们在会议室玩的过家家游戏罢了。

    影片里有三个细节让我难忘,一个是在基地的将军决定将错就错不发出撤回B52的命令时给他的那个稍微仰视的镜头,那个镜头给人的感觉不是伟岸,而是一种征服的狰狞和满足。人类中的一些人总是希望能够征服别人并从中获得快感,只要这种人还在,冷战,或者类似的竞赛就不会结束。第二个细节是Dr.strangelove时时扬起右臂作出的那个手势。他的残疾,代表着整个人类社会的畸形:一方面是极度聪明的头脑,另一方面确是对纳粹的信仰。在人类走投无路的时候需要仰仗自己智慧的头脑,然而最终也是智慧毁掉了人类自己。第三个是在核弹终于爆炸,苏联启动了毁面世界的程序之后,美国政要们关心的居然是幸存者们冷战的继续。同时,苏联大使也在忙着偷拍会议室中的机密。死到临头之际,人们还在忙着这种事,啼笑皆非之余不免会感到悲哀……

 3 ) 人类命运的囚徒困境

一,人类命运史上最承重的两封书信

1962年10月27日,美利坚合众国史上最帅的总统肯尼迪,也就是那个与弟弟共享全球最性感风中女郎梦露,后来被开花弹打爆头盖骨的帅哥,向苏修分子赫鲁晓夫发出了一封接受他10月26日星期五"提议"的信:

“亲爱的主席先生:

我非常仔细地阅读了您1962年10月26日的来信,对您表示愿意迅速谋求一个解决办法的声明表示欢迎。然而,需要做好的第一件事是,在联合国的有效安排下,停止在古巴进攻性导弹基地上施工,并使古巴一切可供进 攻之用的武器系统都无法使用。 ……

但是让我强调一下,其首要的因素还是要在有效的国际保证之下,停止在古巴的导弹基地上的工作,使这一威胁继续存在下去,或者使这些问题同欧洲和世界安全的一些广泛问题联系起来而拖延这一有关古巴问题的讨论,肯定将会加剧古巴危机并严重危害世界和平。因此,我希望我们能按照此信和您1962年10月28日的信件中提出的办法迅速取得一致意见。

约翰·肯尼迪”

在此之前,10月24日,美国陈兵从佛罗里达到波多黎各的弧形海域,68个空军支队,8艘航母,90艘军舰参与 了封锁古巴海峡。更严重的是,美苏两国在全球的军事基地都进入警戒状态,核弹头上弦,核大战一触即发。

在热核战面前,陨石撞击,两次世界大战,飓风野火海啸黑死病,都只是小儿科,因为当前全球储存的核武库足够把地球毁灭几十遍以上。

10月28日,星期六。莫斯科电台广播了赫鲁晓夫的回信。

信中说:

“我非常理解您以及美国人民对于您所称为进攻性武器所感到的忧虑,这的确是一种可怕的武器。您和我都了解,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武器。为了尽快地消除这一危及和平事业的冲突,为了给渴望和平的各国人民以保证,苏联政府除了此前已下达的在武器的建筑工地停止施工的命令外,现又下达新命令拆除您所称为进攻性的武器,并将它们包装运回苏联。”

这就是著名的古巴导弹危机。

所幸关键时刻,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都选择了审慎与克制。

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好在当年美国的总统不是小布什同志。

如果说人类在其亿万年漫长的历史,有哪一次无限接近过毁灭的话,谁都无法否认这是人类史上的第一次,而人类却无法担保什么时候就会发生第二次。

二,红色警戒

也是在1962年,为了拍摄一部核威慑影片认真学习了三四年的库布里克忽然读到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在《原子科学家通讯》上发表的一篇《红色警戒》评论文章,当即联络原作者彼得·乔治并以3500美元购买下了该书电影改编权。

2005年,托马斯·谢林,因广涉运筹学、外交学、国家安全、核战略、军备控制理论,以其博弈理论(game theory)增加了我们对于冲突与合作的理解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他当年在《原子科学家通讯》的那篇评论,指《红色警戒》是一篇绝好的偶然核大战案例,核威慑的逻辑是建立在“对等摧毁保证”上的非逻辑思维上,令任何一方都不敢轻举妄动。

但问题出在启动核大战的按纽掌握在人手上,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不受情感逻辑或者意外事件干涉,从而让核战争意外启动,基于此原因,核威胁理论又开始向分散下放指挥权发展,这让诸如战区的空军司令都有机会发动核战争。

遭受攻击的一方,为避免被先发制人打击失去还手能力,就有必要启动一套自动还击系统,也就是说如果本方受到核攻击,一组电脑程序自动发出攻击指令,启动毁灭性核攻击。

这套系统,就是影片《奇爱博士》里苏联使用的DOOMSDAY MACHINE,当系统检测到相当剂量的核辐射判定己方被攻击时,就指令发射全部核弹头饱和攻击,摧毁整个世界。

而《红色警戒》的原作者彼得乔治,从此深陷核战恐惧症中不能自拔,终于在1966年6月1日饮弹自杀。

三,中导条约

你别以为这些都只是电影和书中的情节,政治和军事哪有这么荒诞不经?

举个栗子,特朗普,就问你服是不服!

继2002年退出《反导条约》山姆大叔在全球各地大肆布置反导系统后,2019年8月3日,美国又在非典型政客鸡冠头大统领带领下,撕毁了1987年由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签署的《中导条约》,从而让射程在500-5500公里的中远程导弹研制和生产不再受到任何限制。

世界将再一次陷入军备竞赛,上一次是海军的航母潜艇竞赛,这一次,除了核力量的装备竞赛,还有中子武器,激光武器,基因武器,太空武器。

人类向自我毁灭又成功迈出了一大步。

在武器装备的竞赛上,自有人类历史以来,世界各国就一直深陷囚徒困境,事实上,没有哪一个时代人类曾走出过这个困境。

四,库布里克

斯坦利库布里克并不是以导演职业出道,他初期的职业是记者,但对于电影的热爱让他成为了著名的地下电影创作者,并扬名好莱坞。

他的作品不多,加一起大概也不超过20部,但他的每一部作品却都禁得起观众和时间的检验,这一点连光影国师老谋子也是做不到的。

不重复自己,这是观众看库布里克的电影第一感受。他的电影样式不一,风格多变,有史诗商业片《斯巴达克斯》,人物志《巴里林登》,问题青年族群《发条橙》,科幻片《2001,太空漫游》,越战片《全金属外壳》,黑色荒诞剧《奇爱博士》。但所有的影片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充满了哲学遐思。

如果说库布里克的电影,有什么一直在遵循的个人风格,那就是哲理化。

他深深地关注人类的命运,在对人类的过去和现在观察中,还预测着未来。虽然他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词的发明者,但他却绝对是最有力的鼓吹者。

他的最后一部影片是《AI》,可惜他并未能亲自完成就因病去逝。斯皮伯尔格接手了他的遗愿,拍出了一部惊世骇俗的机器人消灭人类的电影。相信这也正是库布里克的初衷,人类社会迟早被人工智能颠覆。

在他拍的电影中,《奇爱博士》并不是最好的作品,但却是他对人类未来关切得最深的一部作品,对人类的未来比他创作的史上最佳科幻片《2001,太空漫游》揭示得更深。在特朗普撕毁《中导条约》后,他在《奇爱博士》里讲的故事,正在一步一步向现实演变。

五,奇爱博士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这是一部只有三个场景七个主要人物的黑白电影,空军基地和基地指挥官瑞皮将军,B53战略轰炸机和机长昆少将,总统作战室里的总统,参联会主席,苏联大使和核科学家。

但是这部场景和人物都不多的黑白影片却不简单,"关于核战略的所有东西,你都可以从《奇爱博士》中学到",美国科学家联盟的太空战略、国际安全及军情分析大腕约翰·派克(John Pike)如是说 。

整个西方世界的领导人都相信苏联人已造出了能毁灭世界的终极武器并布置在北极某处,为了不被苏联先发制人使用核武摧毁己方,美国通过遍布全球的空军基地保持了24小时不间断有一个支队的轰炸机携带着上亿吨当量的核弹头在距离苏联境内目标两小时航程的空域飞翔,一旦美国被攻击,这些飞在天上的每架轰炸机就会向苏联倾泻相当于16倍二战炸弹总和的核弹头。

而为了防止苏联的斩首行动令总统无法下达命令导致的指挥中断,空军基地司令被授权可以向飞在空中的轰炸机群下达启动Plan R的命令打击报复苏联。

换句话说,就是全球任意一个美军战略轰炸机基地司令都有权启动与苏联toe to toe的核大战。

而保证基地司令不会滥用这种职权的机制,就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对他们的忠诚度测试。

这个机制的漏洞就是万一有人发神经呢?

所以全人类的命运可能只是系于某个基地司令的裤腰带上。

这不就还真有人会发神经!

皮森基地司令瑞皮将军因为性无能,怀疑是苏联特工在水里投毒而迁怒于共产主义,下令所辖轰炸机支队执行plan R。

为了让他的命令得到有效执行,他在确定go code后,关闭了基地并切断了基地与外界的所有联系,并在总统派遣的部队攻进基地时举枪自尽,把只有自己知道的轰炸机群召回代码一同带进了地狱。

当他的攻击行动被通报到参联会主席巴克将军时,这位军方首脑不得不中断了与女秘书行鱼水之欢而回到总统作战室汇报情况,临走他告诉女秘书等我很快回来。

作战室的会议,总统以下的三巨头均缺席了,他的国务卿正在越南,国防部长在老挝,副总统在墨西哥,来参会的,是他们的秘书。

决定世界生存的,并不是台面上的人。

我们来看这个密室政治是如何进行的。

参联会主席压下声调通知总统他的下属越权行为时,压抑不住心里的兴奋,既然结果已无法逆转,他进一步建议起飞更多的飞机攻击苏联所有的核基地,一击致命,彻底解决苏联威胁,但是他只能保证这样的饱和攻击也只可以解决苏联90%的核力量。

他说,美苏导弹比是5:1,我们向他们的每个导弹基地发射3枚导弹,剩余的导弹打败他们还绰绰有余。他一句话道出了各国疯狂的军备竞赛是多么的必要,伊朗,朝鲜为何砸锅卖铁也要研制核武的逻辑就正在这里了。

在军方好战鹰派眼里,美国的代价只是2000万平民可能被苏联漏网的10%核力量消灭,这是一个可接受的平民伤亡。而如果不先发制人,这个损失可能是1亿5千万人口。

幸好总统是鸽派,他声明他的国家不会是首先使用核武的一方。可是现实中加州牛仔小布什就公开宣布美国采取的是先发制人战略,到目前为止,人类史上唯一使用过核武的一方也正是美国。

为了将人类从核战边缘拉回,敌对方的苏联大使也被邀请参加了这个绝密会议。

这大概是史上仅有的一次交战国双方一起参加一方的作战会议了。

大使给总统和作战室的政要带来了两个信息。

一是苏联的终极武器是doomsday,这是一套机器控制的系统,当检测到相当剂量的核辐射系统判定苏联正在遭受核攻击时,这套系统会自动发出攻击指令,能够毁灭地球的核装置会自动启动,氯化钴G炸弹,它爆炸后的核辐射半衰期是93年。也就是说,地球表面一切生物消失后,93年内不会再产生任何新的生物。

二是苏联总书记正在喝酒,而且他已经喝醉了。

这第一个信息令在场所有人都慌了,刚刚滔滔不绝大讲一击致命的参联会主席也无法保持淡定,他的可接受牺牲2000万平民来打赢战争的理论,说到底是别人的生命,当轮到自己也得赔上性命时,他表现出的求生欲却是最强烈的。

首先他是不相信有这样的骚操作,然后奇爱博士证实了这个骚操作不但可以有,还相当简单容易制作。这个末日机器的遏制理论是让对方产生害怕进攻心理的艺术,所以必须排除人的因素,因此该装置的启动完全交于机器,并且是不可逆的。

但是奇爱博士也提出了置疑,末日机器的设计思想是必须让对方知道这个机器的存在,苏联怎么可能对此保密,除非是根本就还未造出这样的机器。

大使给了他可信的回答:总理希望在下周一党代会上宣布,他是一个喜欢制造意外惊喜的人。

惊喜和意外,你永远不知道哪一个会先来。

这一下轮到作战室的政要们惊慌了,政客和将军们再也没有了鸽派鹰派之分,所有的人都在焦虑如何避免末日机器被触发。

轰炸机群联系不上,撤回命令无法传达。现在敌对的两方首脑必须合作了,美国总统请求苏联总理在轰炸机群进入对方雷达时悉落击落。

他提供了自家轰炸机的数量,航线,一国首脑向敌国首脑出卖自家军事情报以协作打掉自家轰炸机群,这大概又是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了。

千钧一发之际,基地司令的副官解出了死鬼司令设置的通讯代码OPE,向机群发出了撤回指令。

看见大屏幕上回撤的机群,作战室的高官们都长吁了一口气,相互拥抱庆祝。“死神刚刚从我们头顶掠过”,眼含热泪的鹰派巴克将军抑制不住的激动,“我提议大家一起向主祷告”。

然并卵,有一架由昆少将指挥的轰炸机,由于被苏联导弹击伤,无线电失灵没收到指令,继续向苏联境内飞去。

这是一个由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人员组成的机组,但他们却都有最好的飞行素养,在他们的高超技术和无间协作下,受损的轰炸机通过低空飞行躲过了苏联雷达搜寻,成功抵达目标上空。

看起来上帝还是不忍就这样灭了人类,投弹时核弹头卡壳了。

but 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

尽职尽责的昆少将,手工修复了投射系统,骑着核弹头冲向了大地。

蘑菇云腾起的那一刻,全球各地相继腾起了一模一样的云层。那是一层半衰期为93年的氯化钴G辐射云。

作战室现在的主角已变成了奇爱博士,主持美国核武研发的布兰德公司武器研发主任,他现在提议在深矿井保存人类精英。

为保存人类,井下生活将是一个男人配十个女人,这令在场的男人全都双眼发光。

而半身不遂乘坐轮椅的核武专家,奇爱博士,也奇迹般地从轮椅上站了起来,他情不自禁地喊了声:mein Führer. I can walk.

召回机群的代码,OPE, of purity essence. 精华之液!就是基地司令挑起核战争的原因。

影片对此进行了无数次暗示,片头的空中加油,瑞皮向上翘起的雪茄,昆少将骑在胯下的核弹头,甚至是相关人物的姓名,Jack Ripper, Major Kong, Buck, 都全充满雄性气息或性暗示。

原来对交配权的争夺,才是人类一切争斗的起源。

库布里克把题材如此凝重的电影拍成了黑色幽默,很多地方看似荒诞不经,而世界恰恰就是这样荒诞不经地在运行。

神经病和酒鬼抓住人类未来的睾丸,明天和意外,谁都不知道哪一个会先来。

 4 ) 库布里克的黑色幽默:没人敢如此戏弄战争

库布里克,很善于玩转黑色幽默。

电影《光荣之路》中,法国陆军将军下达了一个士兵们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当任务失败,士兵撤退时,这位将军痛下黑手,准备让没有吃到德国枪子儿的士兵,尝尝法国的枪子儿。

《全金属外壳》里,士兵小丑头上写着“天生杀手”,胸前别着“和平印章”的行为艺术装扮,是库布里克对美国越战赤裸而无情的讽刺。

这两部电影中,处处可见黑色幽默。而真正让库布里克成为黑色幽默大师的,是《奇爱博士》。

这部被称为库布里克“未来三部曲”之一的电影,表达了库布里克对人类未来的基本看法:人类的未来就是没有未来 。

1964年,电影上映,冷战还未结束,库布里克送去了一份礼物,在此之前还从未有人敢如此戏弄战争。

一、

美苏两大阵营冷战时期,美国空军基地的一位空军将军突然下达命令,启动R计划,34架携带数千万吨核弹的飞机进攻苏联。(相当于整个二战期间核弹量的11倍)

这意味将爆发一场核战争。

这位瑞皮将军,是私自下达命令的,并切断了和华盛顿总部的一切通讯设备,事前他没有报告他的上级图吉德森将军,更没有经过总统的签字。

他疯了吗?为什么这么做呢。

原来这位看着强悍高大,嘴里喜欢叼着雪茄的将军,性生活有问题,所以他不能征服女人,就要用炮弹征服世界,推行极端的种族主义。

他这一点倒是很像那位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元首希特勒,

于是乎,瑞皮将军因为自己的隐疾,把冷战变成热战,第三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

二、

得知这一消息的图吉德森将军,并没有显示出生气和惊讶,因为此时他还在跟他的女秘书打情骂俏。

等他在作战室平淡的把这一信息告诉总统梅尔金时,总统慌了。而他依然像个没事人一样若无其事,甚至还接到女秘书打来的一通抱怨电话,在核武器准备进攻苏联的时候,他还在安抚女友的情绪,许诺将来一定将她扶正。

同时,也可以看出,图吉德森将军是一个好战分子。对于阻止这一行动,他向总统表示无计可施。对于先发制人,进攻苏联,他倒是激情四射。

三、

当梅尔金总统电话告知苏联总理时,这位总理喝的醉醺醺的,像个女人一样喋喋不休的闹情绪。

此时,苏联大使透漏一个惊天秘闻:只要苏联遭到进攻,会立即启动“世界末日机器”,可以毁灭地球上所有生物和人类。

作为美国战略顾问的奇爱博士,这种机器是电脑程序设定好的,一旦有人想关闭它,它就会自动爆炸。

这位奇爱博士本来就是德国人,曾经为纳粹服务,二战后移民美国。虽然改名换姓,依然遏制不住心中的法西斯情节,身残志坚的致力于摧毁这个世界。

核弹在苏联基地爆炸后,奇爱博士提出了一项“人类精英计划“:从数十亿人口选中几十万人藏于深埋地下的矿井中,等到百年后,核污染散去,才重返陆上。

这位坐着轮椅的奇爱博士,每次说到激动点的时候,他总会脱口而出,大喊“我的元首”。更为滑稽的是,他的右臂会不受控制的自动行“纳粹礼”。

当奇爱博士提到“人类精英计划”中的男女比例是1:10时,在场的男士们沸腾了,因为这将意味着人类将取消“一夫一妻制”,连苏联大使都称赞这是好主意。而最兴奋的莫过于图吉德森将军,他听的两眼发光,也许他和女秘书之间的秘密情史终于可以正大光明的进行了。

四、

一场毁灭人类的核武器大战爆发,而并没有人真正关心。

整个统治世界的男人们,不是吃着口香糖想女人,就是想着如何尽快行动,如何尽快占领地下矿井,好在下一轮的两大阵营的对立面中占据优势。

最后,奇爱博士,再次想出一个绝妙计划的时候,残疾的双腿竟然奇迹般的站起来了,这是是一个巨大的隐喻:意味着纳粹重生。

其实奇爱博士、瑞皮将军、图吉德森将军,他们是三位一体的,他们是战争的设计者、发起者、受益者。世界是他们的,而游戏规则从未变过。

撕下文明的外衣,库布里克表示,人类的未来就是没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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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角色姓名的性隐喻伪考

此考并不完全,也不知库布里克是否有此意,如果有,那庆幸鄙人尝试去猜了,如果没有,喂,这也太巧合了吧。

Group Captain Lionel Mandrake
Mandrake在植物上名为风茄,也就是哈利波特中出现的曼德拉草,形状奇特,阿拉伯人称之为“妖魔的蛋”,在希伯来语中意为“爱的植物”,在某些亚洲文化中,人们相信风茄有使妇女受孕的功能,直白点就是春药、怀胎药。此处为男性生殖隐喻。

President Merkin Muffley
Muffed:To screw something up
在粗俗语言中指妓女、阴户,或二椅子。

General ‘Buck’Turgidson
Buck
1.v: slang for the act of fighting
2.v: slang for disagree'ing and feeling angry towards something
3.n: slang for a young black man
4.n: a male deer
5.n: slang for money
指打斗行为、暴力、年轻黑人男性、雄鹿、钱
此词真乃是赤裸裸的雄性特征
Turgidson
Turgid意思为肿胀,son这词儿大家都认识,此姓意为勃起的生殖器。

rigadier General Jack Ripper
Jack Ripper一说,只能联想到Jack the Ripper,大名鼎鼎的开膛手杰克,他于1888年8月7日到11月9日期间,在伦敦东区(East End of London)的白教堂(Whitechapel)一带,以残忍手法连续杀害至少五名妓女的凶手。死者的遗体显示受害者喉咙被割开,死后腹部往往被剖开,部分受害者甚至外阴被凶手切下。

Major 'King' Kong
金刚,雄性特征还用提吗

Russian Ambassador Alexi de Sadesky
Sadesky来源于Sade,和萨德挂钩的除了“性虐待”以外还有什么好词儿么

Dr. Strangelove
对战争、毁灭、破坏、野心、阴谋这些畸形的爱

 6 ) 【转】Almost Everything on "Dr. Strangelove" Was True

(PUBLISHED IN THE NEW YORKER, BY ERIC SCHLOSSER, ON JANUARY 23, 2014)

This month marks the fiftieth anniversary of Stanley Kubrick’s black comedy about nuclear weapons, “Dr. Strangelove or: How I Learned to Stop Worrying and Love the Bomb.” Released on January 29, 1964, the film caused a good deal of controversy. Its plot suggested that a mentally deranged American general could order a nuclear attack on the Soviet Union, without consulting the President. One reviewer described the film as “dangerous … an evil thing about an evil thing.” Another compared it to Soviet propaganda. Although “Strangelove” was clearly a farce, with the comedian Peter Sellers playing three roles, it was criticized for being implausible. An expert at the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called the events in the film “impossible on a dozen counts.” A former Deputy Secretary of Defense dismissed the idea that someone could authorize the use of a nuclear weapon without the President’s approval: “Nothing, in fact, could be further from the truth.” (See a compendium of clips from the film.) When “Fail-Safe”—a Hollywood thriller with a similar plot, directed by Sidney Lumet—opened, later that year, it was criticized in much the same way. “The incidents in ‘Fail-Safe’ are deliberate lies!” General Curtis LeMay, the Air Force chief of staff, said. “Nothing like that could happen.” The first casualty of every war is the truth—and the Cold War was no exception to that dictum. Half a century after Kubrick’s mad general, Jack D. Ripper, launched a nuclear strike on the Soviets to defend the purity of “our precious bodily fluids” from Communist subversion, we now know that American officers did indeed have the ability to start a Third World War on their own. And despite the introduction of rigorous safeguards in the years since then, the risk of an accidental or unauthorized nuclear detonation hasn’t been completely eliminated.

The command and control of nuclear weapons has long been plagued by an “always/never” dilemma. The administrative and technological systems that are necessary to insure that nuclear weapons are always available for use in wartime may be quite different from those necessary to guarantee that such weapons can never be used, without proper authorization, in peacetime. During the nineteen-fifties and sixties, the “always” in American war planning was given far greater precedence than the “never.” Through two terms in office, beginning in 1953, President Dwight D. Eisenhower struggled with this dilemma. He wanted to retain Presidential control of nuclear weapons while defending America and its allies from attack. But, in a crisis, those two goals might prove contradictory, raising all sorts of difficult questions. What if Soviet bombers were en route to the United States but the President somehow couldn’t be reached? What if Soviet tanks were rolling into West Germany but a communications breakdown prevented NATO officers from contacting the White House? What if the President were killed during a surprise attack on Washington, D.C., along with the rest of the nation’s civilian leadership? Who would order a nuclear retaliation then?

With great reluctance, Eisenhower agreed to let American officers use their nuclear weapons, in an emergency, if there were no time or no means to contact the President. Air Force pilots were allowed to fire their nuclear anti-aircraft rockets to shoot down Soviet bombers heading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And about half a dozen high-level American commanders were allowed to use far more powerful nuclear weapons, without contacting the White House first, when their forces were under attack and “the urgency of time and circumstances clearly does not permit a specific decision by the President, or other person empowered to act in his stead.” Eisenhower worried that providing that sort of authorization in advance could make it possible for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foolish down the chain of command” and start an all-out nuclear war. But the alternative—allowing an attack on the United States to go unanswered or NATO forces to be overrun—seemed a lot worse. Aware that his decision might create public unease about who really controlled America’s nuclear arsenal, Eisenhower insisted that his delegation of Presidential authority be kept secret. At a meeting with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he confessed to being “very fearful of having written papers on this matter.”

President John F. Kennedy was surprised to learn, just a few weeks after taking office, about this secret delegation of power. “A subordinate commander faced with a substantial military action,” Kennedy was told in a top-secret memo, “could start the thermonuclear holocaust on his own initiative if he could not reach you.” Kennedy and his national-security advisers were shocked not only by the wide latitude given to American officers but also by the loose custody of the roughly three thousand American nuclear weapons stored in Europe. Few of the weapons had locks on them. Anyone who got hold of them could detonate them. And there was little to prevent NATO officers from Turkey, Holland, Italy, Great Britain, and Germany from using them without the approval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December, 1960, fifteen members of Congress serving on the Joint Committee on Atomic Energy had toured NATO bases to investigate how American nuclear weapons were being deployed. They found that the weapons—some of them about a hundred times more powerful than the bomb that destroyed Hiroshima—were routinely guarded, transported, and handled by foreign military personnel. American control of the weapons was practically nonexistent. Harold Agnew, a Los Alamos physicist who accompanied the group, was especially concerned to see German pilots sitting in German planes that were decorated with Iron Crosses—and carrying American atomic bombs. Agnew, in his own words, “nearly wet his pants” when he realized that a lone American sentry with a rifle was all that prevented someone from taking off in one of those planes and bombing the Soviet Union.

* * *
The Kennedy Administration soon decided to put locking devices inside NATO’s nuclear weapons. The coded electromechanical switches, known as “permissive action links” (PALs), would be placed on the arming lines. The weapons would be inoperable without the proper code—and that code would be shared with NATO allies only when the White House was prepared to fight the Soviets. The American military didn’t like the idea of these coded switches, fearing that mechanical devices installed to improve weapon safety would diminish weapon reliability. A top-secret State Department memo summarized the view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1961: “all is well with the atomic stockpile program and there is no need for any changes.”

After a crash program to develop the new control technology, during the mid-nineteen-sixties, permissive action links were finally placed inside most of the nuclear weapons deployed by NATO forces. But Kennedy’s directive applied only to the NATO arsenal. For years, the Air Force and the Navy blocked attempts to add coded switches to the weapons solely in their custody. During a national emergency, they argued, the consequences of not receiving the proper code from the White House might be disastrous. And locked weapons might play into the hands of Communist saboteurs. “The very existence of the lock capability,” a top Air Force general claimed, “would create a fail-disable potential for knowledgeable agents to ‘dud’ the entire Minuteman [missile] force.” The Joint Chiefs thought that strict military discipline was the best safeguard against an unauthorized nuclear strike. A two-man rule was instituted to make it more difficult for someone to use a nuclear weapon without permission. And a new screening program, the Human Reliability Program, was created to stop people with emotional, psychological, and substance-abuse problems from gaining access to nuclear weapons.

Despite public assurances that everything was fully under control, in the winter of 1964, while “Dr. Strangelove” was playing in theatres and being condemned as Soviet propaganda, there was nothing to prevent an American bomber crew or missile launch crew from using their weapons against the Soviets. Kubrick had researched the subject for years, consulted experts, and worked closely with a former R.A.F. pilot, Peter George, on the screenplay of the film. George’s novel about the risk of accidental nuclear war, “Red Alert,” was the source for most of “Strangelove” ’s plot. Unbeknownst to both Kubrick and George, a top official at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had already sent a copy of “Red Alert” to every member of the Pentagon’s Scientific Advisory Committee for Ballistic Missiles. At the Pentagon, the book was taken seriously as a cautionary tale about what might go wrong. Even Secretary of Defense Robert S. McNamara privately worried that an accident, a mistake, or a rogue American officer could start a nuclear war.

Coded switches to prevent the unauthorized use of nuclear weapons were finally added to the control systems of American missiles and bombers in the early nineteen-seventies. The Air Force was not pleased, and considered the new security measures to be an insult, a lack of confidence in its personnel. Although the Air Force now denies this claim, according to more than one source I contacted, the code necessary to launch a missile was set to be the same at every Minuteman site: 00000000.

* * *
The early permissive action links were rudimentary. Placed in NATO weapons during the nineteen-sixties and known as Category A PALs, the switches relied on a split four-digit code, with ten thousand possible combinations. If the United States went to war, two people would be necessary to unlock a nuclear weapon, each of them provided with half the code. Category A PALs were useful mainly to delay unauthorized use, to buy time after a weapon had been taken or to thwart an individual psychotic hoping to cause a large explosion. A skilled technician could open a stolen weapon and unlock it within a few hours. Today’s Category D PALs, installed in the Air Force’s hydrogen bombs, are more sophisticated. They require a six-digit code, with a million possible combinations, and have a limited-try feature that disables a weapon when the wrong code is repeatedly entered.

The Air Force’s land-based Minuteman III missiles and the Navy’s submarine-based Trident II missiles now require an eight-digit code—which is no longer 00000000—in order to be launched. The Minuteman crews receive the code via underground cables or an aboveground radio antenna. Sending the launch code to submarines deep underwater presents a greater challenge. Trident submarines contain two safes. One holds the keys necessary to launch a missile; the other holds the combination to the safe with the keys; and the combination to the safe holding the combination must be transmitted to the sub by very-low-frequency or extremely-low-frequency radio. In a pinch, if Washington, D.C., has been destroyed and the launch code doesn’t arrive, the sub’s crew can open the safes with a blowtorch.

The security measures now used to control America’s nuclear weapons are a vast improvement over those of 1964. But, like all human endeavors, they are inherently flawed.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s Personnel Reliability Program is supposed to keep people with serious emotional or psychological issues away from nuclear weapons—and yet two of the nation’s top nuclear commanders were recently removed from their posts. Neither appears to be the sort of calm, stable person you want with a finger on the button. In fact, their misbehavior seems straight out of “Strangelove.”

Vice Admiral Tim Giardina, the second-highest-ranking officer at the U.S. Strategic Command—the organization responsible for all of America’s nuclear forces—-was investigated last summer for allegedly using counterfeit gambling chips at the Horseshoe Casino in Council Bluffs, Iowa. According to the Iowa Division of Criminal Investigation, “a significant monetary amount” of counterfeit chips was involved. Giardina was relieved of his command on October 3, 2013. A few days later, Major General Michael Carey, the Air Force commander in charge of America’s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s, was fired for conduct “unbecoming an officer and a gentleman.” According to a report by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the Air Force, Carey had consumed too much alcohol during an official trip to Russia, behaved rudely toward Russian officers, spent time with “suspect” young foreign women in Moscow, loudly discussed sensitive information in a public hotel lounge there, and drunkenly pleaded to get onstage and sing with a Beatles cover band at La Cantina, a Mexican restaurant near Red Square. Despite his requests, the band wouldn’t let Carey onstage to sing or to play the guitar.

While drinking beer in the executive lounge at Moscow’s Marriott Aurora during that visit, General Carey made an admission with serious public-policy implications. He off-handedly told a delegation of U.S. national-security officials that his missile-launch officers have the “worst morale in the Air Force.” Recent events suggest that may be true. In the spring of 2013, nineteen launch officers at Minot Air Force base in North Dakota were decertified for violating safety rules and poor discipline. In August, 2013, the entire missile wing at Malmstrom Air Force base in Montana failed its safety inspection. Last week, the Air Force revealed that thirty-four launch officers at Malmstrom had been decertified for cheating on proficiency exams—and that at least three launch officers are being investigated for illegal drug use. The findings of a report by the RAND Corporation, leaked to the A.P., were equally disturbing.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rates of spousal abuse and court martials among Air Force personnel with nuclear responsibilities are much higher than those among people with other jobs in the Air Force. “We don’t care if things go properly,” a launch officer told RAND. “We just don’t want to get in trouble.”

The most unlikely and absurd plot element in “Strangelove” is the existence of a Soviet “Doomsday Machine.” The device would trigger itself, automatically, if the Soviet Union were attacked with nuclear weapons. It was meant to be the ultimate deterrent, a threat to destroy the world in order to prevent an American nuclear strike. But the failure of the Soviets to tell the United States about the contraption defeats its purpose and, at the end of the film, inadvertently causes a nuclear Armageddon. “The whole point of the Doomsday Machine is lost,” Dr. Strangelove, the President’s science adviser, explains to the Soviet Ambassador, “if you keep it a secret!”

A decade after the release of “Strangelove,” the Soviet Union began work on the Perimeter system—-a network of sensors and computers that could allow junior military officials to launch missiles without oversight from the Soviet leadership. Perhaps nobody at the Kremlin had seen the film. Completed in 1985, the system was known as the Dead Hand. Once it was activated, Perimeter would order the launch of long-range missiles at the United States if it detected nuclear detonations on Soviet soil and Soviet leaders couldn’t be reached. Like the Doomsday Machine in “Strangelove,” Perimeter was kept secre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ts existence was not revealed until years after the Cold War ended.

In retrospect, Kubrick’s black comedy provided a far more accurate description of the dangers inherent in nuclear command-and-control systems than the ones that the American people got from the White House, the Pentagon, and the mainstream media.

“This is absolute madness, Ambassador,” President Merkin Muffley says in the film, after being told about the Soviets’ automated retaliatory system. “Why should you build such a thing?” Fifty years later, that question remains unanswered, and “Strangelove” seems all the more brilliant, bleak, and terrifyingly on the 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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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IS IS REALLY COOL:
Top secret documents released by the Pentagon:
http://www.newyorker.com/online/blogs/newsdesk/2014/01/primary-sources-permissive-action-links-and-the-threat-of-nuclear-war.html

 短评

三大场景:机舱、作战室、基地。过半场登场龙套男奇爱博士。骑氢弹的牛仔。向可口可乐公司要硬币的英国绅士。

5分钟前
  • 恶魔的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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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冷战史必看

9分钟前
  • 袁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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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tlemen, you can't fight in here! This is the War Room!

11分钟前
  • 浪味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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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译名太囧了,看的好累中间还睡了,大脑都空白了。哦天

12分钟前
  • UrthónaD'Mors
  • 还行

正经的喜剧,通篇的讽刺,疯子的忧伤,好看得丧心病狂。

14分钟前
  • 木卫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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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接触库布里克的片子,倍受打击~~

17分钟前
  • 战国客
  • 还行

没看懂,好像有黑色幽默的地方在嘛就是觉得不好笑...科幻控可能会看懂?

20分钟前
  • 阿朽
  • 还行

彼得塞勒斯和乔治斯科特都逗不过那个德州口音的机长 

22分钟前
  • 妖灵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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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最好的政治讽刺剧没有之一。库布里克用这部氟化水一般的电影玷污了战争机器们最纯洁的体液。

23分钟前
  • 喂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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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战争片,战争与男人,战争与性,导演描述得太隐晦太有魅力了。最后昆少将骑着导弹轰炸敌人阵地,实在太酷了,那是每个男 性的梦想。

27分钟前
  • 有心打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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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毁灭世界,但不许在作战室打架!这里是作战室!

28分钟前
  • 范克里夫大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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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100 你知道把整个时代的恐惧和幻想如此直观的拍出来有多难吗?

29分钟前
  • SEL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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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布里克从来不让人失望

33分钟前
  • 扭腰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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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in Führer, I can walk!

37分钟前
  • jazzki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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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Strangelove比Dr. Strange更懂爱。

38分钟前
  • 朝暮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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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也是理所當然,如果一場核爆為男人帶來的不是恐懼而是破處似的快感,他們當然會從此開始大幹特幹呀……

39分钟前
  • 焚紙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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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此片竟然全面败给窈窕淑女,奥斯卡这哪是中庸保守,根本就是脑残。

43分钟前
  •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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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体的纯洁

46分钟前
  • c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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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是冷战的时代背景,但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于人类头顶的事实远没有改变。在漫长的最后一分钟营救中,展现官僚的无能、人性的罪恶、和某种奇异的幽默感,在世界还未毁灭时他们已经想着在新世界瓜分利益了(以人类之名),对俄国、英国、德国人都采取了典型化处理。极端的戏剧冲突展示深刻的当代现实。

47分钟前
  • xī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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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库爷跪了,不仅仅是起源的设想者,还是末日的预言者啊,他大概不是地球人。演博士的哥分饰三个角色,不仅让观众来劲,他自己也一定爽得要命吧

51分钟前
  • 米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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