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山

《盲山》不是能用以一句“跟前作《盲井》一樣震撼”就能形容我對此片觀后的喜愛。

從女主角大學生白雪梅被送上山的開始，我就知道又會是一部與《盲井》類似的描寫中國社會問題的電影。所以從一開始我就知道故事“應該”如何開始，經過如何，甚至再猜想著結局如何地發人深省。

《盲山》就是講一部中國八十年代初販賣人口的社會問題。正處於中國改革開放經濟轉型年代，女大學生畢業后急於四處找工作幫補窮困的家庭。不料卻成爲人口販子的目標，謊稱招入中藥公司，佯裝上山與農民商談中藥生意時，7000元人民幣留下女大學生白雪梅。接著電影進一步生動地展現了白雪梅與農民們一次又一次地逃脫與阻撓的過程。

在看電影的時候，一直都這樣認爲：農民都是施暴者，應該受法制制裁；被販賣到農村的白雪梅應該是受害者。後來聼李楊導演的一說，才發覺，這其實是一個誤區。我們如果從農民的角度去看的話，他們也是其中的受害者之一。一輩子賺的錢買一個老婆，卻被人看成拐帶。或者說，由於當時的社會信息不對稱，如此偏遠的農村裏要招一個老婆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用錢買老婆是他們的唯一的出路。

爲什麽白雪梅一次又一次的逃跑，而農民們去一次又一次拼了老命地把她找回來，原因很大程度上就是錢。7000元人民幣，就是他們一輩子十幾二十年賺回來的錢一下子跑掉，他們能不拼老命嗎？

從一開始白雪梅被販賣到村裏的時候，農民們其實是想和她好好過日子的。找個老婆，生個孩子，過過小農的生活，延續下去，就是他們最基本的願望。最後還是不得不強迫白雪梅還是出於她的堅決抵抗不得已而做出的野蠻行爲。當然從農民們的教育程度來看事情，7000元人民幣買回來的東西，爲什麽不能佔有。

村裏就是這樣的氛圍，買老婆是一種大家一直以來後代延續的作爲，無可口誹的事情。所以老婆逃跑或者說丟失了，農民們當然團結地去找。即使是村委的幹部，也不會去管這些他看起來再平常不過的事情。而村上已經被販賣許久的婦女也心甘情願地留下來好好地過日子，因爲她們知道即使自己能逃出去，生活也不一定好過，改嫁的機會也等於零。

村上唯一有文化的農民德貴表弟也只讀過高中，白雪梅與他發生的戀愛也只是一種利用與被利用的關係，白雪梅通過他爲了逃離農村，而德貴表弟通過她，得到自己所要的性需求。

最後，白雪梅通過小孩的通風報信，公安來了抓人的時候，農民也跟公安講理 - 人帶走了，誰賠他們的7000元人民幣。 公安被農民包圍，也不得不讓步回去想辦法。

電影結尾白雪梅向“丈夫”砍去那一刀，其實在“丈夫”洗頭的時候就有埋伏，當時白雪梅在切菜，“丈夫”命令她拿毛巾時，白雪梅就已經緊緊地握著菜刀，似乎正要給“丈夫”一刀。結尾這一刀，我覺得是因爲“丈夫”在毒打著白雪梅的爸爸，所以比起之前要來得怨恨要多。如李楊導演所說，這是一個開放式的結尾，給了觀衆想象留有空間。李導演也給了我們一個暗示，這一刀給了白雪梅自由，同時又給她限制了自由。我非常認同的。因爲故事由始至終都圍繞著白雪梅不斷地失去自由和爭取自由來開展的。

爲了拍好這部片子，李楊是經過兩年多時間去到當地對被販賣的婦女一一進行採訪的，並且還成功地接觸到出獄后的販子進行更深入的了解。而電影中的演員們除了演白雪梅的是來自北影的大三女學生和演表弟的男演員外，其他都是第一次觸電，都是來自于當地的農民家庭。他們的演出非常地到位和出色。

觀影后，李楊來到現場，一一解答了觀衆的問題與自己拍攝《盲山》的初衷。“盲”字並不是特意接著上部電影《盲井》而來的，只是突發奇想，盲字在反映這部電影主題上非常的到位。“亡”字加“目”字，死亡的眼睛，不是人死了，是因爲人有眼睛卻視而不見。 《盲山》電影名的由來，或許是電影裏白雪梅要逃出生天惟一的路就是越過一座山去到鎮上。李導演還透露電影中那位通風報信的小孩的名字也是有意識地取的，留得“青山”在，哪怕無材燒。

謝謝李楊導演，期待你的下一部《盲x》系列。

一个女大学生被拐卖到深山给人当媳妇的故事，李杨导演延续了前作的纪实风格，再次犀利的揭露了社会的黑暗面，女主仅仅是千千万万偏僻农村妇女的一个缩影，一切罪行来源于传宗接代的封建思想，盲目要比杀人可怕多了，最后女主砍去的那一刀戳中人心，但是不太痛快，更多的是压抑，戛然而止，引人深思！
从头一直压抑到结尾，一群大山里愚昧、落后、野蛮，没素质的人，对拐卖女人竟然觉得理所当然。最后本以为警察出现将带来圆满大结局，但是警察是如此的无助，正不压邪，正义竟然变得苍白无力，当雪梅手起刀落时却没有一种痛快的感觉，随之带来的是深深的压抑和思考。

　　李杨来报社放新片【盲山】，尽管放的是已经通过电影局审查的版本，还是看得很难受，电影题材本身固然是原因之一，但让我更难受的是这个：

　　一个电影剧组来到一个小山村，拍摄一部关于拐卖妇女的电影，恰好这个村里就有一个（也许更多）被拐卖来的妇女，剧组甚至请她及她的“丈夫”充当群众演员，而这个电影的主题是探讨“为什么一个妇女活生生卖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人，大家都知道，但她就是逃不出来。我们人的眼睛都干什么了？就是逃不出来。”然后电影拍完，剧组离开，山村还是山村，拍电影的还拍电影。

　　她们为什么逃不出来？“我们”是否也有责任？
　　当时读朱红军的黑砖窑报道，有一段读得有些心酸：

　　"几年来，王兵兵一直在设法谋求发家致富。他曾一度以运输为业，但所获寥寥；还承包过两年全村的农田灌溉业务，却屡因收缴资费，与人发生龃龉。２００２年，他还曾开办石灰窑，但适逢临近的广胜寺风景区搞建设，石灰窑因被本地电视台记者三度曝光，只好关停。"

　　我在想，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民（其实像王兵兵一般背景的人，在这个国家应该遍地都是吧？），难道他就活该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就该一辈子按“城里人” 的逻辑去办事，守着几亩薄田，养点鱼，种点果，然后运到县城卖还要被城管驱赶？为什么他想实现过上好一点的生活的卑微愿望如此难实现？这个社会向所有人，包括农民，展示了拥有财富的可能性，但真的有向他们提供获得财富的途径吗？
　　在当地，除了开办各种小工厂，小手艺，农民有其他致富的途径吗？有的话，有人教过他们吗？没有的话，我们可以用“正义”“人性”"愚昧"这样的道德高度去“批判”他们吗？也许我们可以说，王兵兵的行为都是“非法”的，那哪些是合法的呢？存在么？

　　我宁愿相信，一个人并不是有意去漠视另一个人的生命和尊严，而是，这本来就是一个生命和尊严轻如鸿毛的时代，如果一个农民活在世上，根本没有感觉到自己存在的意义，或者社会对他的尊敬，那他又怎么会去尊重另一个人的生命？
   
　　还没思考出答案，也许永远没有，所以我没有当面向李杨导演提出这个疑问，只是难受...

翻阅报纸的社会版，常常会在豆腐块大小的文章中看到诸如“女大学生遭诱拐”之类的新闻，我们只当它是生活的边角料，用来存为经验主义的教条，告诫自己，告诫孩子，不要轻易相信别人。它的社会效应充其量如此，对于事件本身并不具任何意义。
是的，这样的故事层出不穷，一点也不新鲜，我们司空见惯，却也视而不见。有人说李杨的电影《盲山》根本就是一出法制在线，其实这部电影讲述的“女大学生被拐卖”这个故事的确有太多社会借鉴的成分，但它的意义在于，它是放大的，它是以一整个大荧幕的苦难来让人们正视的。
看《盲山》的过程，从愤怒到失语，最终觉得一切的情绪都是枉然，因为它的“盲”，“盲”的那么全面，“盲”的那么彻底。
记得从前在《那山那人那狗》里看到的大山是苍翠的绿色，它纵然沉默无言亦是生机勃勃，山歌嘹亮，民风朴素，满目都是实实在在的顶天立地，就宛如我们在黄金周从城市奔赴边远的山区，我们感叹风景秀丽，感叹溪水潺潺，感叹乡民的朴实，浮光掠影地走了一圈，回到城市里过安逸的生活，然后不断遥想乡村的美好。
然而在电影《盲山》里，依然是高山流水，依然是远离市嚣的村民，依然有城市难得见闻的羊群和山歌，朴实依然在，但它不再发光，它竟然是恶臭的，朴实延伸而来的“盲”成了所有罪责最有力的借口，它背离我们的法律，背离道德，背离人性，但它用“盲”承担了所有的不义，如果说“无知者无罪”，那这“盲”难道该获得我们的原谅？
《盲山》里，被拐卖到陕北山区的女大学生白雪梅所遭遇到的一切是社会新闻的细节化，我可以想象那些被拐卖的女子被强奸、强迫生子、与外界一生隔离的状态，但却不曾想过她们在这过程中挣扎的种种，不曾想过“事件”之外那些人的一切态度。李杨做了一只无功无过的显微镜般的角色，他的任务就是将渗透在这拐卖事件中人们丝丝缕缕的行为呈现在世人的眼前，他要用村民的“盲”来对比所谓有知者的“盲”，无疑，是一次令观者尴尬的提醒。
女大学生白雪梅被用七千块的价格买下，从一个独立的个体成为了交易的物品，她的“丈夫”在老父老母的呵斥和帮手下强奸了“老婆”，同样作为女人，“丈夫”的老母亲只会对这个女孩说：“事情已经这样了，女人家嫁谁不是嫁，你给我儿子做媳妇，不会亏待你的……”，我不确定这个母亲有多少恶，她成为帮凶大部分的成分可能只是觉得七千块不能白花，只是觉得儿子需要传宗接代。你愤怒，你憎恨，但是无用，这种大山深处的原始与无知，是让愤怒都显得无力的。仿佛你对着一个失聪者大吼大叫，而对方只见你嘴唇的蠕动，却丝毫也无法接收到你想表达的一切。
除了白雪梅的“丈夫”一家，还有那道貌岸然的小叔子，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表面来行无耻之实；村委会主任对白雪梅的求救置若罔闻；邮递员这厢拿了雪梅殷切递出饱含希望的求救信，那厢就把信交到她的“丈夫”手里；村民们对这个被买来的“老婆”也只是不断夸奖雪梅的“丈夫”艳福不浅；这种原始的生存环境是一把双刃剑，它一面带来朴实，一面也带来因无知愚昧而导致的野蛮与恶。而更令人无言的是，他们对自己的恶理所当然地认可，而并不视其为恶。这是大山内人们的“盲”，是被高山阻隔的，与外界道德和法律认知的背离。
然而令人难过的是，山外的世界竟也是难堪的，而这种难堪却又那么真实地存活在我们的周围。
白雪梅曾有两次翻越大山逃到公路上，第一次在通往外界的唯一一条公路上因为三块钱的车费而遭到司机的拒载，让她被“丈夫”抓了回去；她自此明白逃出去需要钱，于是用自己的身体跟小卖部老板讨价还价，最终以四十块成交，她揣着这钱终于买了二十块的车票乘上了长途汽车，眼见着就要脱离黑暗，却看见“丈夫”一行人在车门外，她泣不成声地恳求司机千万别开车门，然而司机、卖票员以及全车的乘客，就这么眼睁睁地视而不见，不闻不问，并且心安理得地看着雪梅被他的“丈夫”带走。
跟大山深处的“盲”比起来，这种山外的“盲”还要让人觉得可怕。它摆脱了原始、摆脱了愚昧、摆脱了无知、摆脱了隔绝，却更生冷，更凛冽，宛如一把尖刀般不留余地。一切未伸出援手的观者，其实在这罪恶里又何尝不是扮演着帮凶的角色，纵然没有做什么，但这无为比行凶还让人憎恶。
白雪梅最终在一个小学生的帮助下与外界取得联系，得到警察的解救，她终于带着一场噩梦般的经历和父亲一起离开沉默无言的苍山，这样的结局几乎就是报纸新闻的格式，警察是她们苦难的“救世主”。
然而我知晓，《盲山》在嘎纳放映时是有着另一个迥然不同的结局：“丈夫”的母亲以死要挟，村民暴动，以至于警察不得不停车离开，让女孩的父亲留下，虽然警察说一定会回来营救，但第二天当女孩的父亲要带女孩离开时被男人们抓住，并遭到殴打，女孩情急之下拿刀把男人砍了。然后黑屏，电影结束，这个结局更黑暗更绝望，然而我却更愿意相信它是真的，更相信这座高大的“盲山”也许是无法翻越的。
我们国内可见的是一个安全的，符合社会安定团结的“和谐”版本，就像电影里省委领导来大山视察，却早早知会村委会。听一听村委会的广播里是怎么喊的吧：“谁要是败坏了咱们村的名声和形象，一切后果由他自己负责，我们绝不会对他手软。”所以领导还没到来，被拐卖的妇女们就被藏了起来，领导们看到的是一个民风纯朴，风景如画的和谐山村，于是满意地离开。他们要的不是真正的真相，而是一个被制造出的真相，它欣欣向荣，与社会主义和谐发展。这难道不是一种更深刻更刺骨的“盲”？
也许，社会罪恶的制造者从来不是个人，也从来不是小团体，它是一个社会的整体罪恶，是直接实施者，装聋作哑者以及我们这些视而不见的观者们共同的罪恶。
这种无法翻越的“盲”是眼盲，是法盲，是文盲，更是心盲。
而我在这里敲下的字句，我抛出去的愤怒和指责，却又毫无例外地又弹回到我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