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席地而坐

去年胡波自杀的事，

以及和王小帅的恩怨，

动静弄得挺大。

不少网友说这是一个天才的陨落，

也因为此，

我一直对《大象席地而坐》（后面简称《大象》）的水准心存怀疑，

甚至后来有些反感。

你们看都没看过，

就知道这是个天才了？

就算看过，

你们确定你们知道怎样去评判一个电影的好坏？

仅仅因为导演和王小帅的恩怨，

仅仅因为讨厌王小帅，

仅仅因为导演自杀，

就下结论，

这是一个天才导演，

而且铺天盖地的。

确实一度引起我反感——那时候看过片子的就没几个人。

直至得金马最佳剧情片，

我还是存疑的。

因为有几个问题是绕不过去的。

如果导演还活着，

这片是否能面世？

如果导演还活着，

这片是否能入选（围）金马？

如果导演还活着，

这片是否能得金马？

总之，

大家对《大象》的赞誉和认可，

情感因素到底占了几成？

也就是说，到底是影片本身很好，

还是大家心里唏嘘代入，拔高了影片，

这是很大的问号。

然后，

我这几天看完了《大象》。

以下是我的观感，

导演的能力，

跟活着还是已经离去没关系，

咱们就事论事。

以及，

可以放心看，

基本没有剧透。

这个片，

一个看不到希望的导演，

拍了一群没有希望的人。

有着浓郁的绝望气息。

总体来说，

剧本比演员好，

演员比导演好。

（注：不是说导演不行，是在说这部影片中，这几块的比较）

很多人都说，

如果能再多些资金，

做得再精致会，

会如何如何。

我不这么看，

这就是一部粗粝感气质的作品，

就像很多音乐，是demo的时候，

无比有动人的原始、简陋感——和歌词，音乐气质恰好吻合，

待打磨精致以后，

反而没有了那种精神内核。

《大象》也是，

目前呈现的那种粗粝，原始的气息，

跟故事的气质是吻合的。

打磨精致了，很可能就没这股劲了。

你可以想象一下《小武》，

如果贾樟柯现在重拍一下，

搞得漂漂亮亮的，

是否还会有那种感觉。

包括音乐部分，很多人觉得非常精致，动听。

恰恰不精致，

音乐部分跟影片一样，

处于demo的状态，

离精致远得很，

但它恰好和影片气质吻合。

导演很有自己的想法。

但从镜头语言可以看得出，

他暂时无法驾驭他的想法，

甚至有些吃力。

如果有个电影工业熟练工的导演来真正做这部影片的监制，

镜头可能会把电影的质感再拉升几层楼——注：不是说精致。

就是镜头的表达和流畅度等。

影片里的主角韦布，

大致就是导演自己的投射。

对这个世界充满了不屑，

但可悲可叹的是，

自己文不能安邦（文艺），武不能定国（打架），

虽然满嘴狠话，

目光凌厉，

却经常被坏人一招撂倒。

从这个角色的设定可以看得出导演对自己的自负深深厌恶，

同时对能力的自我怀疑。

导演版有3小时50分钟。

我想说的是，

很多对导演版津津乐道，

但其实，

不管是音乐（有歌词的那种），还是电影，

加长不是难的地方，

难的是减少，

写文章也是，

写一大堆不难，

难的是简练，

难的是砍掉，

且说清楚了，

要再上一层楼就是，

简练，且说清楚了，且留有想象空间。

要再上一层楼就是，

简练，且说清楚了，且留有想象空间，还出了意境。

这方面，王家卫的《一代宗师》和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堪称范本。

详见：

高汤对大肉——观《刺客聂隐娘》

醉里挑灯看剑——观《刺客聂隐娘》II

前面说了导演“坏话”，

我不会因为他不幸的故事，

就极尽美言，

在我眼里，他就是个导演，

跟活着还是走了没关系。

我想，

这恰恰是对创作者的尊重，

就作品论作品。

总之，

推荐看这部片，

比绝大多数文艺片导演的片都要好。

这个好不是说技术上的，

是那种气质，那种气。

这样的剧本，这样的故事，

我可以得罪的人说，

现在的贾樟柯，王小帅这一批导演，

都可能创作不出来了。

它让我想起左小祖咒的《庙会之旅》（专辑），

还会间歇地想起许巍的《在别处》（专辑）。

它也让我想起我自己正在录制的专辑《祝你昨天快乐》。

但我还是想说，

金马把大奖给了《大象席地而坐》，

应该是占了情感因素的，

至少有一部分是颁给了一种精神，

如果单说导演功力，

我觉得还是差些火候的。

接下来我又要说“坏话”了，

看到腾讯大家（公号）一篇文章的标题，

大意是 “这是我最丧的一次观影体验，没有之一”，

我直接拉到最下面，看了下作者的标签之一：文艺评论工作者。

真的引起了我的心里不舒服，

文章也不想看。

如果不是个文艺评论工作者，

有这样的感慨，

我觉得倒也没什么。

作为一个以此为职业的人，

观影量应该得有吧。

不可能没看过有些片吧。

要说丧，比这丧，比这绝望的片，

我不用去翻我的记录都能列出一堆来。

《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

《都灵之马

《廷巴克图》》

《当我们离开》

《熔炉》

《爱》哈内克导的。

《焦土之城》

《狗镇》

《无声婚礼》

《酒神小姐》

华语片也不用想都能列：

《小武》

《到阜阳五百里》

《盲井》

《活着》

《孔雀》

《万箭穿心》

《踏血寻梅》

《暴裂无声》

《大佛普拉斯》

等等。

都没看过吗？

至于吗。

为了拔高，

自己心里完全没底线的吗。

算了，不想说了，没意思。

总之推荐看《大象席地而坐》。

以上列的片如果没看过，也推荐看。

此文首发于公号“陈哈闲话”：撇开特殊状况，客观地看电影，是对创作者最大的尊重

“悲”与“惨”引发的误解，是始料未及的；仍旧在中文语境里理解这两个字，误会不可避免。

搁置掉“悲”和“惨”在汉语里原初的意思吧，把它们清洗一番，然后捞出来继续使用。

我们所说的“悲”，从西方的“悲剧”概念引申而来，指一种关照生命的态度。

西方悲剧“tragedy”，其本质核心乃是人对不可改变命运的抗争，是为了显示存在的尊严和价值。

那么，“悲”便是这样一种生命态度：抗争生活的不公，即便结局已定，仍然行动。

相反，“惨”是在没有预见到命运结局的情况下展开行动，或者说在预见到命运结局的情况下放弃行动。

在此，“悲“和”惨“不再是描述情感的词汇，而是指生命态度。

“惨”背对“悲”而立；先有“悲”，再有“惨”。

“飞蛾扑火”的故事能帮我们在“悲”与“惨”之间作出区分。

我们并不知道动物意识的有无，因此有两种可能。

如果飞蛾像人一样有意识，那么扑火行为显示的就是一种“悲”。

如果飞蛾没有意识，那么扑火行为显示的就是一种“惨”。

这是为了区别两个概念举例罢了，但很形象。

而且也从来没说，“悲”是西方专属，正如“惨”是中国专制一样。

因为两者只是关照生命的态度。西方文化的底色是“悲”的，不排除有“惨”。

同样中国文化的底色是“惨”的，但也没有说没有“悲”。

董存瑞炸碉堡，不是一种“悲”吗？他明明知道会殒命，仍然作出英勇举动。

刘胡兰就义不“悲”吗？邱少云呢？……

于是我们发现，残存在中国的极少数“悲”多出自革命叙事，这不是源自中华文华的基因，而是西方现代思想的影响。

为什么革命叙事要用“悲”，而不是“惨”呢？

因为“悲”比“惨”更有激励效果，类似于古希腊悲剧英雄引发的情感效应。

如果革命叙事用“惨”的概念，谁还会上战场，谁还会牺牲就义？

中国文化的根底终归是“惨”的，没有对命运真正的抗争意识；有群众，无个体；言语或许是强势的，但行动向来是矮子。

文艺领域，“惨”的叙事潮流几千年未变也就不足为奇。

王小帅的《地久天长》自然是“惨”的，人认命了，并自我安慰；求助于时间的万能解药，这是屈辱，是懦弱。

胡波的《大象席地而坐》自然是“悲”的，人物认清了现实，却无力改变，他们咒骂着。

就像他自己一样，在一条死胡同里献祭了自己的生命。

这种愤怒能和《燃烧》一样吗？

《燃烧》中的李钟秀放火烧掉汽车，是因为认识到摆在他面前的命运是毁灭，但他仍然继续这样做？

李钟秀缺乏自我认知，他陷于茫然之中。这是村上春树小说中人物的普遍状态，也是为何李沧东要将结尾一幕拍成似真亦幻的原因（燃烧行为可以看成是虚构的写作）。

《大象席地而坐》的愤怒基于人物对自身的认知，他们没有憋屈着，要把愤怒发泄出来，无论发泄在什么地方。

但他们的发泄超出不了“人”，因为视野很窄，看不到那么远，只能在人身上动手。

他们不是丧失了行动力，也不是他们不愿意行动，而是找不到行动的方向，只能自我折磨。

这是一种话语上的“悲”与行动上的“惨”的混合：认清了自己，发泄愤怒；认不清环境，找不到行动方向。

明知道一切都是速朽的、无出路的，仍然奋力扑过去，这不正是“飞蛾扑火”吗？

作为观众的我们也知道这是创作者给自己找的末路，他原本是可以走出来的。

这引发了“悲壮／悲凉／悲悯”，电影的配乐是完全准确的。

年轻人的状态更接近一种“悲”，“初生牛犊不怕虎”引来的失败便是一种“悲”。

“惨”才是中年男人的专属，所以《地久天长》的“惨”也属精准定位，是一幅自画像。

人到中年，反抗殆尽，以为自己掌握了“生活的智慧”，满世界跑着教育年轻人。

这只能是来自中国的怪象：当所有中年男人都在给你讲大道理，你也就知道这个社会为何停滞不前了。

这是一个奇怪的“惨”之国度。

PS: 至于说《大象席地而坐》不是“悲”，而是“丧”，混淆了“丧”与“惨”的不同。“丧”与“惨”两者都是（假装/真的）妥协，在认清现实后都放弃行动，但关照生命的态度是不同的：一个把妥协变为主动寻求的结果、变为审美对象（日本，消极抵抗），一个是把妥协当做被迫作出的决定、变为现实本身（中国，放弃抵抗）。

至于说“哀”的，希望你在满洲里找到大象。

1

2019年2月16日，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这一天距离《大象席地而坐》在柏林电影节首映，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年。其实那一天我本人就在柏林，但由于日程紧迫，我放弃了所有华语电影。当时我觉得，这些电影总可以在国内看到的，何必那么着急？没想到这么一等，就是整整一年。

在这一年之间，网上出现了各种关于导演胡波和《大象席地而坐》的报道和信息：先是关于胡波与王小帅的纠葛，然后是《大象席地而坐》资源的泄露，然后是电影击败了实力极强的几部提名影片，从张艺谋的老相好、评委会主席巩俐的虎口里硬生生夺出一块肥美的大肉，拿到了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最后，电影终于在全国各地开始小范围点映，尽管院线公映仍然遥遥无期。

直到今年2月柏林电影节如期举行，时间刚好走过了一个循环，而且是多重意义上的循环：时隔整整一年之后，电影在北京首映了，而在柏林，王小帅执导的长达三个小时的《地久天长》同时获得了最佳男演员和女演员两个奖项，在场刊评分钟名列第一位。阴阳相隔的师徒二人就这样再次相遇了。有人质疑，为什么王小帅自己能拍三个小时，胡波就不能拍四个小时？之间差的这一个小时，真的值一条人命吗？

这是一个多么致命，又多么恶毒的问题啊。《大象席地而坐》里的人们，就是这样说话的。

2

尚未看到《大象席地而坐》之前，我对它抱有怀疑态度。虽然这么说有点一竿子全都打死的意思，但对于年轻导演，我本能地不太信任。尤其是在作品里看到太多导演本人的“童年记忆”之后——搞笑的，悲伤的，冷静的，动情的，绵密的，碎片的……我开始对他们（以及它们）彻底失去了兴趣。因为实话说，这些童年，跟我有什么关系？如果一个创作者只沉浸在自己的回忆里，而对现实生活充耳不闻，无法把自己的经历转化为共性的体验，仅仅意图呈现出自己的直觉，只对自己的过去“忠实”，那么我想，他们也确实不太需要观众吧？

对于胡波，我曾经有类似的担心。此外，我确实很难相信，全年最好的电影的导演，恰恰就是那个无法承受生命之重的人。难道人们对《大象席地而坐》的种种赞扬里，不带有任何对已逝之人的同情、怀念和过度追捧吗？我很怀疑，太怀疑了。直至亲眼看到这部电影为止。

看《大象席地而坐》的过程，就像做梦一样。当然，这种说法已经非常陈腐了，很多人都会在心目里把梦作为电影的最高模仿对象，拍电影也确实被很多人说成是“造梦”。但这里我说“做梦”，是因为这部电影的观感确实非常像梦，尽管胡波可能无意为之：它并不像大多数人所描绘的那样，“非常丧”，非常压抑，看下来让人没有生活的欲念；它只是“不快乐”，是排除了快乐的所有情绪的集合。所以坐在角落里观看四个小时之后，心绪是复杂的，甚至可以说因为过度复杂而变得平静下来，灯亮了，梦也就醒了，就算胸口真的有一块大石的话，也会自己一点一点失重，直到重量彻底消失，一切回归日常。

丧，生活的苦闷和无趣，并不是胡波想要传达的东西。似乎应该想当然地认为，胡波的自杀与他电影本身的气质之间，一定有某种因果关系吧？但在我看来恰恰相反，他在这部电影中灌注的，是一种始终压抑着、但非常强大的希望。远方的“满洲里”，是片中几个主角共同的梦想，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去那里，寻找一种全新的生活，想要看看那里马戏团里的一头大象到底是如何像章宇所说的那样，被叉子扎完还可以坐着不动的。对大象的幻想，对满洲里的向往，给了他们生活下去的勇气，同时也给了他们逃离的冲动。这种冲动摧枯拉朽、压倒一切，哪怕是杀了人的韦布，也想先去满洲里走一趟再行伏法。

这又怎么能被称为丧呢？

《大象席地而坐》里的人物，都不是普通人。他们是活塞。压抑，弹开，再压抑，再弹开，最后因为压力过大，彻底弹出了生活的预定轨道。在一辆无法直达的长途汽车里昏昏欲睡，做着关于终点的梦。

3

《大象席地而坐》可能是最近几年以来，我所能够见到的纯度最高的华语电影之一。这里不是在说胡波，而是在说他的电影。因为诚实地讲，我并不知道胡波其人到底有多纯，哪怕一些文章中，贝拉·塔尔对他的所谓艺术家的纯粹气质赞不绝口。我对他的了解，仅限于一些自媒体文章，而自媒体作者对胡波的了解，绝大部分又仅限于他去世之后旁人只言片语的追忆、种种证据的拼凑……我们清楚地明白，胡波去世之后，就已经不存在于任何一个地方，除了在他的作品里。

影片的纯粹，在于它排除了几乎绝大部分“杂质”：导演让镜头紧紧围绕着人物的面部，至于周围的一切——无论是旁人的面部，还是更远处的景观——都在焦外漂浮。角色们出现在一个不需要任何具体名称（虽然确实被摄入镜头里），没有任何历史背景，人物着装中性到没有特点，连季节都分辨不清的地方。换言之，一张张脸在一个被压缩的、近乎抽象的空间里行走、交流；它们栖居在银幕的最表层，不再具有任何“背后的意义”。

与之类似，影片里几个人物间的关系也单纯到了极点，甚至在理应亲密的关系之间，都有十分明显的距离感，这让人想起构成气体的分子，似乎只能在（心灵的）极远处相互吸引着。譬如，血缘亲属间存在着一种莫名的斥力，让他们无法有效交流；朋友、恋人和有一面之缘的人之间则被一种若有若无的理解牵连。而当主角们意识到，所谓的亲密关系无非就是各种各样自私行为的掩饰之后，一切对生活的幻觉又都开始崩塌了。他们希望在“满洲里”重新拼凑起自己对人和生活的认识，大象的声音在他们的心头共鸣。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近似安东尼奥尼式的生存状态——人人皆孤岛，现代的虚无感让每个人都与世界格格不入。胡波和他的“导师”王小帅之间，由此出现了本质上的区别：《大象席地而坐》中的每个个体都和环境分离开来，而王小帅的任何一部电影如果去掉了环境、归属和历史背景，都将失去展开的基础条件。不妨这样总结：王小帅讲述的是时代故事，而胡波讲述的，是人的困境。

最大程度上祛除环境背景和人物关系，固然是一种表达上的选择，是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深刻理解，但它更是一种压缩复杂叙事必要性、为影像“提纯”的做法，一种对电影本体的信念和坚守。事实证明，影片里只有极少数镜头离开了人物面部，而这些镜头里要不就是白茫茫的雪地，要不就是黑黢黢的夜晚——恐怕整个世界上也没有什么比这更表象、更“无聊”，同时也更纯粹的事物了吧。

4

作为一部长片处女作，《大象席地而坐》不仅证明了胡波惊人的场面调度能力，更体现出他对演员极强的控制力和引导力。对于一个初次拍摄长片，且一上来就是四个小时的新人导演而言，能同时做到两点不能不说是天赋使然。他让我们几乎不会注意到演员的存在——虽然这么说很奇怪，演员的脸始终在银幕上最大化地呈现着——他们与场景、氛围融为一体，同时也相互融为一体，在电影中表现出极强的一体性。这表明，胡波不仅对电影有着完整的构思，更能把这个构思传达给所有演员，将他们塑造成影像质感所需的形状，而这一点在近年来的华语电影、尤其是大陆电影当中，还是十分罕见的（巩俐对此片的青睐不无道理）。

虽然如此，我也反对将这部电影神化，认为它白璧无瑕、臻于完美，毕竟，这只是胡波的第一部长片作品，他本来有太多机会可以更新自己的美学观念，发展自己的视听语言。如果说电影还有什么“杂质”，最大的还要数胡波对贝拉·塔尔和拉斯洛·奈迈施肉眼可见的参考——《撒旦探戈》式的结构，《索尔之子》式的场面调度，可以说几个匈牙利电影作者成为了实质上的“《大象席地而坐》之父”。不过，胡波的这种参考是观影经验充分内化后的结果，比如奈迈施之所以使用浅焦，主要是意图通过对面部的注目接近人物内心的焦灼和偏执，同时营造更加庞大、可怖的画外空间，在虚与实之间营造一种张力。而胡波一方面并没有让摄影机剧烈运动起来，另一方面也不在乎人物和外部环境的互动。

作为导演的他比较关注的是困顿中的人，如何压缩在摄影机的镜片与镜片之间。作为编剧的胡波，则眼睁睁看着这些自己创造出来的生灵，想把他们解放出来。

大象这种生物的海马体与人类一样肥大，所以也对痛苦经历有着超凡的记忆，这也解释了影片为什么独独选择大象这种不经常被影像化、甚至很少被提及的庞大动物。它们在马戏团里被观赏，正如观众观赏着影片中无能为力的角色一样。但在《大象席地而坐》里，它竟然又代表希望。在影片的最后一秒，“希望”嘶吼起来，恰如韦布对着虚空大喊。大象痛苦吗？是愤怒吗？还是平常说话就是如此？我不懂象语，不知道它的想法。胡波就以这样一句象语，结束了全片，留下了一个人类无法解答的谜团，而这确乎让我想起《在细雨中呼喊》里余华的那声嘶吼：

老天爷，你下屌吧！操死我吧！

大概正是因为生活与关系如此无望，大象才需要嘶吼吧？也正是结尾处那些凑在一起踢毽子，却谁也接不上谁的陌生人，才让人异常感动吧？他们是多努力地在无可避免的黑暗中，寻求一丝轻微的羁绊和联系啊。

5

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

事实上，这个世界上所有“有幸”看过《大象席地而坐》的观众，恐怕都面临这样一种矛盾。如果你在柏林看了这部电影，那么很遗憾，虽然你是全球最早看到这部电影的幸运儿，但你看到的是一部尚未完成的电影，这可能会直接影响到观感，甚至会让严苛的影评人直接把评分降下一级；

如果你是在网上看的泄露资源，那么很遗憾，泄露的版本仍然不是最终版本。不仅如此，你还会因为看盗版而受到众人的谴责，这让你不得不因为自己不道德的好奇心和对艺术的过剩追求而在社交媒体上小心翼翼；

如果你有幸在金马奖之后看到了《大象席地而坐》，无论是为了这部电影越洋前往台湾，还是在各地点映时凭借超人的手速抢到一张珍贵的电影票，那么恭喜你，终于看到了最终版。然而问题又来了：这个最终版显然是在胡波去世之后才完成的，它是否呈现出了导演本人的意图？我们清楚地知道，所谓“导演本人的意图”，已经永远不存在了，那么是否可以认为，柏林的未完成版，才是最接近导演的版本？……

当然，如果只是一个既没去过柏林，也没看过资源，同时也抢不到票的普通观众，肯定会觉得这些想法实在有点矫情，因为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太多选择。但这毕竟是一个悲剧，一个始于生命骤然消逝的悲剧。

现在我又想到那个问题：三个小时和四个小时，真的差了那么多吗？其实我更倾向于认为，王小帅和胡波都没有错，他们生于不同的年代，面临不同的任务，解答不同的问题，制作不同的电影。如果非要解释清楚的话，我更倾向于将之理解为一道无法填补的代沟。这道代沟建立在很多人之间，沟里也还有很多尸体。

看完《大象席地而坐》的这些日子里，不知道为什么，余华的一句话总在脑子里回响。他说，“生的终止不过一场死亡，死的意义不过在于重生或永眠。死亡不是失去生命，而是走出时间。”

没有什么遗憾。如果指责建立在遗憾之上的话，大可不必。胡波已经在《大象席地而坐》的里里外外，为这个时代的人们，留下了最珍贵的东西。

2018年2月16日，农历新年第一天，电影《大象席地而坐》在柏林举行了世界首映。这是本届柏林电影节论坛单元唯一一部中国导演的作品，官方称赞它"极富视觉震撼力，细致入微地刻画了一个自私自利的社会"，并授予费比西国际影评人奖。

影时长将近4小时，现场300多名观众几乎全都没有中途离场，放映结束后，导演的母亲上台作了简短致辞："今天来到电影节，感到又痛苦又欣慰。痛苦的是，我儿子为大象失去了年轻的生命。欣慰的是，大象能够在柏林电影节上映。"

四个多月前，《大象席地而坐》的导演胡波在北京自缢去世，年仅29岁。《大象席地而坐》是他的第一部长片，也成为他最后一部电影。很多人是通过他的自杀才第一次知道胡波这个名字，他迅速变成一种符号，承载各怀心事的人们的胸中块垒。

胡波去世后，作者采访了二十余人，包括他的父母、朋友、邻居、同学、师长、剧组同事，并观看了《大象席地而坐》的4小时版本与2小时版本。斯人已逝，每一个自杀者都会留下秘密与传说，但他作品中的愤怒表达，在他短暂一生所面临的内外困境中，皆有迹可循。

本文为《智族GQ》未刊稿，经同意，首发于真实故事计划。

一

2017年10月12日，王磊在家里做好了饭菜，想叫胡波过来一起吃饭。他们是新认识不久的朋友，是同行，聊天又投契，经常聚在一起。胡波是个单身汉，自己独住一套两居室，每天要么在外面吃饭，要么叫外卖，冰箱里堆满了各种速冻食品。自从两人搬到北京五环外的同一个小区后，王磊就经常叫胡波到家里吃饭。

微信不回，电话不接，王磊决定去胡波家里找找看。他有胡波家里的钥匙，因为胡波老是忘带钥匙，就放了一把备用的在他那里。推开门，没有人，家里也没有什么异样。王磊又给另一个朋友打电话，想问问两人是不是在一起，他边说边往外走，顺手推开了楼道里的消防门，看见了挂在那里的胡波，他对着手机说："胡波上吊了。"

白色的绳子系在16层通往17层的楼梯扶手上，一直向下垂到通往15层的空间。这栋楼总共18层，一梯两户，平时很少有人走楼梯。胡波的对门当时没有住人，王磊过来时还碰到中介带人去对门看房，但都没有人发现。王磊马上报警，警察和救护车赶来后，胡波当场被证实已经去世。

消息很快传开，不少同学和朋友赶来，警察封锁了现场，大家都聚集在楼下。尸体被装进白色袋子拖上车带走，有人忍不住小声抽泣，大部分人沉默不语。

没有人清楚胡波的死因，只听到现场一位四十多岁的女人，大声地对周围人说：胡波这小子酗酒啊，这小子嗑药啊，这小子骚扰我们的女演员，经纪人都告到我这儿了。

她是刘璇，《大象席地而坐》的制片人。2016年，刘璇在西宁举办的FIRST影展创投会上看到胡波创作的剧本，介绍给了她的丈夫、著名导演王小帅。两人的公司冬春影业决定投资制作这部电影，这让胡波拥有了执导自己的第一部长片的机会。影片在2017年初完成了拍摄，后期制作却陷入僵局，胡波一度认为他将失去自己的处女作：

完成这部电影用了一整年时间，而最终，没有一帧画面属于我，我也无法保护它。它被外力消解掉了。（胡波，2017年8月26日，《牛蛙》后记）

胡波死后第二天，FIRST影展发布讣告，向这位年轻的导演表示了哀悼，还说，"警方现场勘验初步排除了刑事案件可能"，除此之外就没有了。随后，警方出具的尸检报告证实，胡波的血液中没有酒精或者药物。胡波的父母从家乡济南赶到北京，拒绝了解剖尸体及进一步检查的提议。

胡波自杀的消息传出后，网友们找到了他的个人微博。这是一个只发过132条微博的账号，大部分留言数量只有个位，但在10月12日之后，首页的留言数量猛增到4000条，其中一条微博的转发数量将近1万次。那是2017年9月3日，胡波写道：

这一年，出了两本书，拍了一部艺术片，新写了一本，总共拿了两万的版权稿费，电影一分钱没有，女朋友也跑了，隔了好几个月写封信过去人回"恶心不恶心"。今天蚂蚁微贷都还不上，还不上就借不出。关键是周围人还都觉得你运气特好，CTMD。

最近一直在跟一个朋友喝酒，喝了一个月，他教我呲妞，费老劲了也没用，某个关键时刻从面前横穿一辆超跑，他说："开这个就分分钟的事儿了"。真给力，毕业那年，去接那个狗逼恐怖片拍，现在我也改装个排气筒横穿马路了。之后的几年还得攒钱，把自己第一部电影版权买回来，两辆超跑钱，以拍艺术片的收入来看，不去贩毒很难做到。

接下来拍下一个电影，弄下本书，看起来忙得跟晒咸鱼似的，但只要不跟朋友吃饭就得在家煮速冻水饺。

之前在南京先锋书店遇到一个师弟，我说你不要拍电影，也不要写作，人觉得我在害他。所以为了不害人，我觉得即便想做跟艺术有关的工作，美术和音乐就比较好，起码能装点下自己，自我感觉好点儿，哪怕去跳跳舞呢。

当那些人拍着网剧写着商业片剧本胡吃海喝换车旅游的时候，走过来说你运气真好啊真羡慕啊，我真想取出我珍藏的凿子和斧子。

什么都不能做，哪儿也去不了，还得收"恶心不恶心"的这种回复。MMP你才恶心呢你个文盲。

一个多月前看徐浩峰更新的博客，我盯着那句"一念之愚，千里之哀"愣了半小时。不是因为那会儿"千里之哀"了，是意识到这句话时，一切都已不可改变，早些年即便知道这个道理，也不会信，现在哀也没鸡毛用。三月份在剧组时就听说了好几个自杀的，当时还没觉得什么，等我自己的电影在半年后没了才发现，都他妈完了。

人年轻时挺好，什么都不信，等岁数大了，信什么都没用。

留发之后也开始掉头发，同时佛珠子，大金链子，茶具，都准备好了，就差一个契机了。

当时，这几乎是关于胡波本人生活的最丰富的叙述，许多媒体报道的焦点集中在胡波的经济状况上，暗示胡波自杀可能是因为不堪忍受"生活困窘"。胡波迅速变成一种符号，承载各怀心事的人们的胸中块垒。

导演胡波

几天后，网络上又开始流传一张胡波和王小帅的微信对话截图，王小帅对胡波说："那个长版本很糟很烂。明白了吗？……你以为别人是傻逼看不出来你那要表达的肤浅的东西？"王小帅曾经担任《大象席地而坐》的监制，媒体报道的焦点很快转移到两人艺术主张的不同，以及电影行业的权力分配问题。

但很快，这张截图就被删除了。有记者联系到了王小帅的妻子刘璇，但她婉拒了采访，只表示希望"逝者安息"。

二

"满洲里的马戏团有一只大象，它他妈就一直坐在那，可能有人老拿叉子扎它，也可能它就喜欢坐那儿，很多人就跑过去，抱着栏杆看，有人扔什么吃的过去，它也不理。"

《大象席地而坐》以一个人的独白开头，有点没头没脑。这是一个看起来30岁左右的男人，瘦小，留着似乎是九十年代的分头，嘴里衔着一颗烟，嘴皮干裂。他坐在一扇窗前，旁边躺着一个半裸的女人，但灰暗的画面和倾斜的角度，让人感觉不到半点情欲的成分。男人和女人在说话时，眼神完全没有交流，与其说是对话，不如说是自说自话。

女人："你快滚吧。"

男人："我晚上再走。"

女人："不行。"

男人："为什么？"

女人："我得去单位交报告，下午可能要开会。"

男人："你点烟，有时候会沾上嘴唇的皮，然后烟蒂上会有血，看见了吗？"

女人："所以呢？"

男人："因为你刚才没给我水啊。"

女人："我真得走了。"

电影并没有交待两人对话的来由，导演也不急于向观众解释，两人发生了什么。胡波把镜头推进，脸部特写占据了画面的大部，他用这种方式，让观众直接体会人物的心理。荒芜的世界，冷漠的人们，理解难以达成，这种气质在影片里一以贯之。

男人名叫于城，他和自己哥们的女人上床，被发现后哥们跳楼自杀。但在由他主导的偷情故事中，看不出他有任何悔意，他甚至都不愿意和女人一起收拾残局。到此为止，他似乎什么都不在乎，什么都不害怕，一个无名之辈，身处无名之地。但在之后，正是由他串联起三个人发生在一天之中的"失去"和"逃离"的故事。

韦布，高中生，他的好朋友被污蔑偷了校霸的手机，韦布为好友出头却不小心把校霸推下楼梯，让人受了重伤，随时可能死去。在众人的围追堵截中，韦布逃离了学校。

黄玲，韦布喜欢的女孩，她和酗酒的母亲生活，在学校，她和教导主任有一场秘密的师生恋情。但她无法从任何一个人身上获得慰藉，恋情变成了众所周知的丑闻，这个城市没有了她的容身之处。

老金，韦布的邻居，他蜗居在自家的阳台上，女儿女婿以买学区房为由，想要把他送到养老院。陪伴他的只有一条老狗。老金和追堵韦布的混混发生争执，胆小怕事的女婿把老人关在门外，老金只能去漫游。

一连串的生活琐事，让三个人都变成了各自生活中的局外人，他们只好逃离。在逃离的一天中，他们一直在失去。

剧照 | 《大象席地而坐》

韦布回家准备逃亡时，发现自己积攒的压岁钱被赋闲在家的父亲拿去。他想去找奶奶躲一躲，却发现奶奶已经在家里独自死去。为了凑够车费，他把自己心爱的球杆押给了老金，随后又亲眼撞见了黄玲和教导主任在一起。他不满朋友被污蔑偷手机才打伤了校霸，后来朋友却承认自己确实偷了手机。就连他好不容易凑够的车费，也被换成了票贩子手里的一张假票。

黄玲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迅速传播开来的丑闻，她的母亲仍旧只会谩骂，恋人为求自保独自离去。面对找上门来的教导主任的老婆，她无所适从，离家出走。

老金被家人关在门外，陪伴他的老狗被另一只狗咬死了。老金找到那只狗的主人，却被他们当成讹钱的羞辱一番。

在这一天的末尾，三个局外人终于登上了开往满洲里的大巴，他们想去看看，那头席地而坐的大象。

三

2017年春节刚过，胡波带着剧组一行人到达河北井陉，简单的开机仪式过后，就开始了《大象席地而坐》的拍摄。

井陉位于河北省西部，与山西相邻，这里曾经遍布大大小小的煤矿，是历史上著名的"百年煤都"。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煤矿资源逐渐枯竭，遗留下很多塌陷的土地和开裂的房屋。胡波选中井陉，还因为这里的雾霾，冬季尤其严重，天总是灰蒙蒙的。胡波心目中的《大象》，就是那样的色调。

但剧组抵达后，井陉的空气质量明显好转，每天都是大晴天。为了捕捉想要的色彩，胡波只能抢拍。早上5点多起来，拍到太阳出来之前，然后下午3点多再出工，拍到黄昏，只有这两个时段的光线是晦暗的。

制片方冬春影业给的拍摄时间总共只有30天，后来又减到了25天。时间紧急，胡波还决定全部用长镜头完成拍摄，更不容许出错，胡波就利用白天的时间反复排练。等到开拍时，他总是紧紧跟在监视器后面，经常一路小跑，这样发现错误才能及时更正。

和他对光线的要求一样，胡波希望演员的表演也没有任何"色彩"。 影片中，于城的朋友跳楼自杀，朋友的母亲赶来事发现场，站在楼下抬头看自己的儿子一跃而下的阳台。剧本里，母亲当时只有一句台词，三个字："太高了。"一开始，演员说这句台词时带着哭腔，被胡波纠正了好多次，他要演员没有任何情绪地说出来。胡波说：小猫小狗死了，你会这么难过，但是人死了你不要那样说。

这是胡波第一次做长片导演，剧组成员也多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拍摄时总会遇到问题。

有一场关键的戏，原本应该在井陉火车站拍，但被火车站管理人员制止了。这场戏既不可能删，也不可能改，胡波就带上剧组成员，跑到石家庄火车站去偷拍。他们把摄影机装在包里，跟在演员后面，不光拍下了演员的规定动作，还拍下了演员与现场售票员的真实对话。这种操作其实是被明令禁止的，但所幸胡波成功了。

更大的困难来自胡波和制片人刘璇的博奕。采访中，我得到一份标题为"青年导演的死亡"的文档，是胡波的一位朋友在他去世后，从他的电脑里找到的，写作日期不详。胡波在里面提到说：

开机后，公司对我的拍摄方式进行严重干扰，每日监视我所拍摄的素材，并通过威胁"随时都可以换导演"来让我妥协（一般其他电影制作的情况是，只要按时没有差错的完成，公司就不会提出意见，现场事情繁杂压力巨大），我均没有听取他们的建议，最初靠造假场记单来掩盖，他们发现已经在一周以后，换导演会影响制作，所以作罢。

拍摄第四天因为受到大雪天气影响了工作进度，公司不问前因后果以"每天拍不完该拍的就换导演"威胁我。并在后续制作中与制片主任一起多次蒙骗我"场景有问题了不让拍了"，我均是在滞后几日才知道是为了省钱。

拍摄到中后期，制片人又突然来到剧组，对拍摄计划指手画脚，严重影响剧组工作节奏，其认为我制定了不合理的拍摄日程，但当时我已经在规定日期内完成了百分之八十电影内容。

2017年3月14日，《大象席地而坐》顺利杀青。接着就进入后期制作阶段，剪辑、调色、配乐，一切顺利的话，胡波马上就将拥有自己真正的处女作。

剧照 | 《大象席地而坐》

胡波很快就完成了剪辑，对于他来说，这不是难事。早在开拍前，他就打定主意，《大象席地而坐》将是一部全部由长镜头连缀而成的影片。一场戏一个长镜头，只要长镜头拍好，把素材放在剪辑台上搭好就是全片了。

监制王小帅认为这样做风险太大，对于一个没有任何长片经验的年轻导演更是如此，直到电影开拍前几天还在劝胡波放弃。看到胡波仍然坚持，王小帅又提出，至少要增加一个备选的常规机位，以防万一。等到电影开拍后，这个保障方案也迅速被胡波放弃了。为了赶进度，胡波决定调动剧组一切资源，拍出他想要的《大象》，没有备选，也没有退路。

"剪完了"，只用了十来天的时间，胡波就宣布。王小帅和刘璇兴致勃勃地去看，看完后，他们告诉胡波，根本不行，必须重新剪。

胡波觉得为难，但还是用了一个月的时间，重新剪辑出一个约2小时的版本。在这个版本中，剧本设定的发生在从早到晚一天中的故事没有了。为了压缩时长，胡波珍视的长镜头被剪碎后重新拼接，不得不加入很多"某年某月某日"的字幕作转场，看起来有些生硬。影片时长确实变短了，但并没有让《大象》变成一部精彩的情节剧，碎片化的剪辑方式稀释了人物本身的情感，原本通过留白、迟疑、停顿、静默烘托起来的独特气质不复存在，电影最动人的部分没有了。

但是，冬春影业的一位前员工回忆说，王小帅和刘璇看过2小时的版本后，觉得"终于有样子了"，让胡波按照这个思路继续完成剪辑。就在这个时候，胡波不干了。

四

4小时版本的《大象席地而坐》被王小帅和刘璇否定后，胡波自己也对影片的质量产生了怀疑。他还是不甘心，于是将影片寄给一部分专业人士观看，想要听听他们的意见，其中就有廖庆松。

廖庆松，人称廖桑，台湾著名剪辑师，和侯孝贤长期保持合作关系，近年颇受好评的《踏血寻梅》、《八月》、《二十二》等影片的剪辑工作都出自他手。2014年，胡波到台湾参加金马电影学院时认识了他。

《大象》剧组的场记瑶瑶说，2017年5月初，胡波交出2小时的剪辑版不久以后，收到了廖庆松的回复。廖庆松对胡波4小时的版本表示赞许，这让胡波很兴奋，一下"证实了他的直觉"。

胡波马上找到刘璇，提出想要重回4小时的版本。在冬春影业的北京办公室，两人因此爆发过激烈的争吵。刘璇明确拒绝了胡波的要求，但还是让他继续配合完成后期工作。

5月28日，正值端午假期，王小帅、刘璇请大家吃饭，席间胡波又提出了重回4小时版本的请求。王小帅再次拒绝，胡波当场反驳道：你这不就是在干涉我的创作吗？

刘璇腾地站了起来，指着胡波大骂：你把话说清楚，谁干涉你创作了？你要这么说的话，你就是一个臭傻X！你想一想当时你那个项目在FIRST，谁理你？没有我们理你，你能有今天吗？！

当时在场的一个人回忆说，刘璇"骂了很久很久很久，所有人都惊呆了，王小帅也没有站出来制止她，胡波也没有回应，一句话都没有回应"。我曾多次联系王小帅和刘璇求证，但都没有得到回复。

这不是胡波第一次听到刘璇的辱骂了。在井陉拍摄时，胡波因为场地问题和制片组产生争执，刘璇一个电话打到剧组，让工作人员把手机放在胡波耳边，一顿臭骂，胡波也只是闭上眼，一句话都不说。剧组杀青后，在北京举行的庆功宴上，刘璇当众数落胡波在拍摄期间的种种问题，也是同样拍桌子，爆粗口。

端午节的这场饭局，以胡波提前离场告终。那晚过后，胡波跑到冬春影业的办公室，想把素材偷偷复制出来，但被刘璇发现了。刘璇没收了胡波的钥匙，锁上剪辑房的门，对全公司说：这片子我不做了，如果这个片子入围任何电影节，我就拒绝，我不去！

胡波开始积极联系其他电影公司，希望能找到人把影片从冬春影业手里买回来。影片的预算是90万，实际花费73万，冬春开价350万，其中"王小帅的监制费就是200万"，这让胡波感到难以接受。

我所签订的导演合同中，前期制作费为九十万，整个拍摄过程公司不考虑质量只考虑省钱，导致大量场景和演员不能按照导演要求来选择，这样制作成本控制在了七十三万，依靠损失成片质量莫名省下百分之二十的制作费，这些钱省下来干吗了呢？省下的十七万也没有用于后期制作。

整个过程我最困惑的一点就是，如果目的是省钱，那八月份为什么要说服我拒绝另一个公司来这里拍摄这部电影？不拍不就一分钱不用花吗？

进入后期阶段后，公司不认可我最初的剪辑版本，通过长达半个月的羞辱与打压，打击我自信心，之后我用了两个月时间剪出他们所认可的版本。

在五月底，我将两个版本对比后认为后者没有体现我所拍摄电影的本意，向公司提出用最初的版本，但他们不给任何回旋余地，拒绝我的要求，同时提出"拿来三百五十万，你拿走这部电影。"我知道制作费只有七十三万，询问"为什么是三百五十万？"，他们答复说"因为监制费和公司运作费用"。（胡波，《青年导演的死亡》）

没有人愿意接盘。半个月后，胡波对一位朋友说，他准备重新找冬春影业沟通："装孙子，不然片子就没了"。他向王小帅和刘璇分别道歉，并表示自己将全力配合完成2小时版本，"唯一的想法是保留一个导演剪辑版"。

王小帅回复说："如果你以二个小时是为配合我们的话，请你不要配合了，因为我尊重导演，但不尊重一个导演的痴念。你不怕丢人，我还怕呢。"

刘璇回复说："明天就会给你发律师函。已经一而再再而三了，请你不要再找借口拖延了。你自己做事不负责任，恕我们也不能再奉陪了。这不是开玩笑的事。"

6月27日，冬春影业向胡波发送违约行为沟通函，"提出损害赔偿请求"。几天后，冬春影业向胡波发送第二次沟通函，直接要求解除导演聘用合同。

解除合同后，除电影剧本的署名权归于你之外，现在已经生成的所有电影素材、剪辑工程、剧本其余著作权等电影相关物料的著作权、收益权及所有权归于制片方冬春。（冬春（上海）影业有限公司，2017年7月7日）

五

"我不接受把一种油腻的虚伪当作所谓的复杂真实性与生动，不接受人际勾连为核心的规则，不接受存在中功利性的那部分。"（胡波，2017年8月26日,《牛蛙》后记）

在电影《大象席地而坐》中，每个人都和自己身处的环境格格不入，他们无法从任何一个人身上感受到温情，所以他们逃离。在逃离的一天里，他们能够凭借的东西，只有一个擀面杖，一根台球杆，一支棒球棍。

一间幽暗的房间里，韦布用胶带一层一层地缠着擀面杖。他咬断胶带，狠狠挥舞了几下。上学路上，韦布对朋友说："我爸以前用这个审犯人，不留伤。"他决定用这跟油条一样的擀面杖为朋友出头。

逃离的韦布没钱买车票，他拿出自己珍藏的台球杆换钱。那是一根公爵，上面刻着WB。韦布在路上碰到自己的邻居老金，准备向老金开口借钱，碰到了纠缠老金的大白狗的男主人。韦布拿起砖头，想要保护老金，被男人一脚踹倒，站起来，又一脚踹倒。

老金从口袋里翻出一小摞钞票，递给韦布，他不要韦布的台球杆，但韦布还是硬塞给了他。后来，韦布的台球杆意外地变成了老金打赢小混混的武器。

教导主任的妻子找到了黄玲家，隔着门破口大骂，教导主任什么话都不敢说。黄玲抓起棒球棍，朝着主任的肩膀狠狠抡过去。

面对无情的世界，胡波的主人公选择了暴力。他们认死理，一根筋，不愿转弯，不计后果。但暴力无法解决问题，所以他们愿意相信，在遥远的满洲里有一只席地而坐的大象。他们无力改变现实，只能选择远方的奇观作为微弱的希望。

在北京，胡波经常骑一辆白色的小摩托车，右边的后视镜早就被撞没了。从他租住的小区到市中心，经常需要走机场高速，胡波骑着这样一辆摩托车，速度能达到120迈，有时候甚至到150迈。

对于胡波的自杀，他的几位高中同学，都觉得并不意外。在他们的印象里，他总是特立独行，"上吊也是够标新立异，像他"。

那时他天天顶着个大油头，头发又长，像铲子一样。总有老师特别欣赏胡波，但也有老师特别讨厌他。高中第一节体育课，他和体育老师吵了一架，之后三年没上体育课。他写过一篇文章交给语文老师，想让老师点评一下，结果回来后对同学说：这老师没文化。数学课老师嫌教室太乱，说不想听的可以出去，胡波就和同学去操场玩去了。

他爱睡觉，有个绰号叫"睡神"。他家里为了他上学，搬到学校附近，也就200米的距离，但他还是天天迟到。

他办过一期主题是"中国文化"的黑板报，偏偏把黑板中间的一个"性"字突出放大，变成了"中国性文化"，现在想起来还让人忍俊不禁。

有一阵子，胡波喜欢看韩寒，看《萌芽》。上不喜欢的课，他就看小说，晚自习的时候写小说。后来，他不知从哪里搞来一台相机，先是给同学拍一些非主流的照片，后来还拉着同学们拍过一个短片。短片讲的是一个身体有残疾的男孩，每天坐在窗边看别人在楼下玩，有一次他扔了一个纸飞机，被另外一个男孩捡到了，然后把他从楼上背了下来，和大家一起玩。

上高二时，胡波突然对同学说，从今天开始，他不说济南话了。同学问为什么，他说他要考北京电影学院，现在就要练习普通话。高三时，他去北京蹭课，买了几麻袋电影盘回来看。他考了三次才考上，中间干过几天婚庆摄像，又从山东的一个专科学校退了学。2010年，他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时候22岁，是班里年龄最大的学生。

在北京电影学院，大一，胡波气得张建栋老师踹过桌子，大二，气得姜伟老师离开教室。毕业时，他拍的短片被老师批评太艺术，让他模仿韩国人那样拍商业片，他照做了一个，一家电影公司看过后直接邀请他做商业片导演，但他拒绝了，他对自己的妥协感到烦怒。

他总是记得，在网吧通宵看《十诫》、看《红白蓝》时的震撼，他决心创造一种新的电影语言。

六

和冬春的矛盾激化后，胡波在家里喝了二十多天的的朗姆酒。2017年7月，他到西宁参加青年导演训练营。在那里，他见到了自己的偶像、匈牙利导演贝拉·塔尔，拍摄了一部短片，得到贝拉·塔尔的肯定。

返回北京后，胡波的精神状态明显好起来。他跟很多人说，事情过去了，接下来他要准备新的工作。他甚至有些斗志昂扬，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将来王小帅去参加哪个电影节，他也去参加哪个电影节，他要用作品压倒王小帅。

那段时间，他忙着和出版社联系，出版第二本小说《牛蛙》。FIRST已经确定投资他的第二部长片《天堂之门》，并且提前向他支付了6万元稿费。他重新开始写作，除了小说，还在写话剧，这是全新的文学尝试。他发疯一样地工作，感觉自己已经"从黑暗中生还"。

与此同时，FIRST还在帮忙斡旋他和冬春之间的关系。9月底，FIRST组织了小规模的电影放映，请一些行业人士观看《大象席地而坐》，希望有公司能够接盘。电影放映一场后，被刘璇阻止，不得不换到另外的场地。

当天，胡波就听说了放映被刘璇阻止的消息。那天晚上，胡波和朋友王磊一起喝酒，回来的路上胡波情绪激动，反复说：我恨死他们两个了，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他认为，冬春和他的合作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骗局，"是从上自下一条龙的欺诈服务"。

2016年7月，我带着《大象席地而坐》（当时名为《金羊毛》）的电影项目参加FIRST西宁影展的创投会，回京时有一家公司联系到我，同意按照我所申请的三百万人民币预算投资电影，冬春影业的刘璇女士也在同一时间联系我。

当时我以为冬春影业的核心王小帅导演一直在做艺术片，所以对其完全信任，刘璇女士以"投资你电影的那家公司做商业片的，以后肯定会干扰你创作"为理由说服了我。

之后，以"立项需要剧本版权协议书"为理由，让我签了版权转让合同，再之后，以"新导演经验太少"为理由强制性签了没有定剪权与演员选择权的合同（当时剧本版权已经被他们全部拿走，没有了其他选择，原因是我个人的，对行业认识不清，电影学院也从没有教学生要提防前辈）。

这样，这部电影启动，同时启动的还有另一位青年导演的电影。我最初的要求是三百万制作预算，四十五个拍摄日，公司在签第一份合同之前没有否定我的要求，随着一份份合同的落实，每一份之后均没有任何选择，这个项目最终只有几十万预算，二十五天拍摄日。

事实上当把剧本版权无条件签出时，这部电影整个制作就开始不受导演控制的缩水，而最初促使我放弃其他公司更为良好条件的理由是"不干扰创作"。

至今，我仍无法了解到这部电影的融资状况。去年九月份，公司鼓励我发朋友圈免费招美术和其他组员，导致该项目在电影学院美术系毕业生中成为笑柄，这种不正常的免费招人状况只适用于个人筹拍电影，但从公司的合同，到流程，已经是标准的电影制作流程。

绝大部份主创几乎以零片酬来参与这部电影的制作，我靠去年夏天得到的奖金撑过下半年，但因筹备期无法进行其他工作，之后也没有任何收入。但整部电影的流程不是独立电影制作体系，从融资到宣传均属于商业行为，同时公司强制要求零片酬来拍摄剧照与视频的两位工作人员签订版权转让合同，均被拒绝。（胡波，《青年导演的死亡》）

10月8日晚，胡波自杀前四天，他和一位朋友约在望京的一家酒吧喝酒。那天胡波穿得特别整齐，一件毛茸茸的灰色卫衣，天蓝色背心，新球鞋，戴着顶渔夫帽。

胡波一边埋头吃鸡翅，一边对朋友说："我最近在写戏剧的间隙买了很多潮牌。你看，这样别人就看不出你是干什么的了。像我以前，老穿得黑黑白白的，一看就知道是个落魄作家。谁都能过来说你一嘴。烦不烦啊……"

两人从晚上一直聊到凌晨，从电影、戏剧聊到写作、生活，从贝拉·塔尔聊到《百年孤独》里的奥雷里亚诺上校，最后还是聊到死亡。

"以后我的墓碑上要刻一个吊死的人。"胡波说。

"墓志铭上写什么？这里吊着全宇宙最孤独的人——吗？"

"反正活着也没什么好事，就是像工具一样，写作，拍电影。但创作本身是去经历几何倍数的痛苦。"

闲谈间，胡波还问起朋友最近在忙什么，朋友答说在休息，胡波就一边笑一边说："你等着啊，过两天我给你找点事儿干。"

四天后，胡波上吊自杀。

七

胡波去世四个月后，我到济南看望他的父母。正值寒冬，他们租住的房屋里没有暖气，客厅里虽然放着两台电暖器，但还是感觉很冷。胡波生前养的一只白猫被带回来了，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这套房子临近济南高铁站，胡波的父母告诉我，当初选择在这里租房，就是为了方便胡波去北京上学。朝北的一间卧室是胡波的房间，里面陈设简单，写字台上放着胡波的遗像。

他们不愿意多谈胡波的过去。既是因为害怕回忆伤心往事，也因为那时《大象席地而坐》的后续事情尚未确定，他们担心和我的交谈会影响电影版权的交接和收益。胡波出事后一周，冬春就答应把电影版权"捐赠"出来，但直到我到济南时，仍然迟迟没有解决。

"王小帅真的能一手遮天吗？"胡波的父亲问我。他说，他们不愿意再追究任何人的责任，只希望他和胡波妈妈的后半生能有个指望。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能重复表达自己的采访立场。

胡波的父亲有点不耐烦，对我说："我们接受你的采访，能有什么好处？"他是想知道，这篇采访能不能帮忙解决钱的问题。儿子已经去世了，他们需要钱来养老。

胡波的母亲劝他不要着急，她的精神尚佳，这段时间她一直在和FIRST的工作人员联系，夫妻俩租的房子快到期了，她还在张罗找新房。她听别人说，胡波养的猫值8000块钱，如果真值这么多钱，她就把猫卖了。"7000我也卖。6000我也卖。"

现在，电影版权的问题终于解决了。《大象席地而坐》在柏林上映时，结尾的字幕出现了电影版权归属者的名字，其中一位是胡波的母亲。

去年过年的时候，胡波在家没待几天，就去井陉拍《大象》了。临走前，胡波还和父亲说，让他提前准备好时间，至少6个小时，下次回家好好和他聊一聊。那是胡波最后一次回家。

胡波的父亲对我说，他至少看了四遍《大象席地而坐》，就是不明白：电影里的人为什么都不笑呢？

回到北京后，我重新翻检胡波手机里的100多张照片。以前，我只注意到，这些照片大部分都是他和王小帅、刘璇的对话截图，一些合同文本、往来信函的照片，或者就是他的新书封面、扉页。只有3张图片和他的作品没有任何关系，那是一篇文章的截图，讲的是作家沈从文的经历。

我在网上找来了这篇文章，里面有一段写道，沈从文初到北京，写信给文坛大佬们希望得到赏识，其中有一封信寄给了郁达夫，两人因此相识。郁达夫去见沈从文，看到他大冬天躲在一间没有火炉的小房间里取暖。后来，郁达夫请沈从文吃了午饭，还把身上的零钱都交给了他。临走时，郁达夫对沈从文说："我看过你的文章。你要好好写下去。"

我忽然想起，《大象席地而坐》里是有人笑的。影片末尾，韦布、黄玲、老金都登上了开往满洲里的大巴车，那时已经是晚上。大巴车在中途停下的时候，韦布下车，独自走到荒野中，踢起了毽子，慢慢地，黄玲和老金也加入进去。他们围成一个圈，一起踢毽子。

（文中王磊为化名，部分细节取自水鬼和王凯的纪念文章，特此致谢。）

-END-

原署名作者 | 康路凯 原署名编辑 | 曾鸣 原署名摄影师 | 潘图

转载自http://www.myzaker.com/article/5a97357f1bc8e0bc5d000004

我还是愿意把《大象》称为狗屎现实主义。这不是把现实拍成狗屎的现实主义，而是实实在在地把狗屎呈现为狗屎的现实主义。为什么我们不敢像胡波一样承认这个世界实际上已经糟透了呢？！这里有当代年轻人稀缺的愤怒品质，种种的扭曲、压迫和不公向我们揭示着这是怎样一个大部分人都得不到自由发展的社会，而反抗本身也在围观者的冷漠和嘲笑中被无情地消解。

如果我们不再次欺骗自己，就应该听到胡波的声音：在这个社会里，人们靠出卖自己和他人的尊严度日，一切过去给人寄托和幻想的神圣光环：爱、道德、法律、教育、艺术，都在资本和权力的碾压下化为乌有。在这里，人作为这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显得如此猥琐不堪。如果你感觉良好，只证明你已出卖的够多。

但不是一切已经完蛋。大象席地而坐的满洲里，正是一个给予希望的乌托邦，尽管大象同样身处绝望的囹圄之中。也许并非凑巧，被囚禁的大象作为一个隐喻，指向在东北这片土地上曾经真实地发生过的对理想社会的实践，同样也指向这种历史想象被主流意识形态扫进垃圾堆的困窘。

我建议不要再纪念胡波，如果你们只是把他当做一个本该熬到真正出人头地的电影天才。因为这种纪念无非是一种精打细算的遗忘。胡波实在提醒我们应该纪念的东西还有多少。比如，去年今天这个日子发生了什么？那些被迫离开的人去哪里寻找他们的大象？去年以来又发生多少惨烈和令人羞耻的事件，我们忘了吗？所以很快，胡波也会被我们忘记，包括他的电影。

去找一找那些还在战斗的勇士吧，年轻人们。他们在等待着你们。少一些纪念，多一些行动。不要丧，不要自杀，要向狗屎开战。

最后说说获奖名单，如果连名单都完整不了，其他的必定也是残缺。这个地球上只有一个世界，属于大陆，属于台湾，属于每一个人。我们曾经以引以为豪的制度去占据道义的制高点，但当资本主义跨过太平洋的收编早已完成，我们还以什么来形成外部（满洲里）使人产生向往呢？总有一天我们会意识到，那头失落的大象，才是足以沟通海峡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