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2019)

Q：您在蒙费梅伊（Montfermeil）长大，曾多次拍过关于蒙费梅伊的纪录片，以及一部名为《悲惨世界》的短片，这可以说是同名长篇的序曲：您拍摄这座城市的方式有什么变化？把它拍成一部故事片的这个想法是怎么产生的？

A：我一直都在拍摄这片土地，17岁时，我拍了第一部短片，19岁时，我买了第一台摄影机，我现在39岁了，拍来拍去，已经20年有余了。我为什么要开始拍东西呢，很简单，因为它吸引我，然后慢慢的，这个想法就开始成形了。刚开始，我拍的是警察，在美国这种行为被叫作“copwatch”，不过，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个词。我拍他们，是因为我住在一个很复杂的街区，警察们常常滥用职权。我拍了很多视频，然后把它们传到网上，我这才意识到这些视频是有影响力的。我成了警察的眼中钉，他们一来，我就拿出摄像机。他们远远地看到我就喊：“注意，拉吉来了！” 他们讨厌我。

直到2008年的某一天，我拍下他们正在殴打一个铐着手铐的小男孩。第二天，我就被叫去警察局了，被要求交出这个视频。他们看了视频之后，意识到遇到麻烦事了。当时大概有20多个人围着我，然后威胁我… 我对他们说，视频可以留下，我也不会把它传到网上。当然，来之前，我已经把视频拷贝存底了。放我走后，我就去了Kourtrajmé（译者注：是一个关于视听艺术的组织）在蒙特勒伊（Montreuil）的办公室，跟他们解释了我的情况。大家聚起来，开了个会，决定打电话给罗曼·加夫拉斯（Romain Gavras）的父亲科斯塔·加夫拉斯（Costa-Gavras）。他建议我们去找Rue 89 (译者注：法国一个新闻网站)。然后，我们通过Rue 89发布了那个视频。一经发布，便引起公愤，媒体开始关注，检察机关成立调查组，涉事警察被停职。这是第一次有警察因为一个视频而被停职。

《在蒙费梅伊的365天》

这个故事，可以算是《悲惨世界》这部电影的一个起点：我意识到了影像的力量，我的摄影机是一把武器。拿起摄影机的我就是这个街区的眼睛。电影里巴兹（Buzz）这个角色是我的儿子饰演的，也是一个现代化版本的我，用无人机拍下城市的地理风貌、结构类型，以及城市的偏僻程度。所以，大概是从2009年开始，就有拍一个故事片的想法了。在此期间，我仍继续拍摄，比如关于2005年骚乱事件的《在蒙费梅伊的365天》（365 jours à Clichy-Montfermeil，2007）；关于非法交易大麻的《Go Fast Connexion》(2008); 为了拍摄《在马里的365天》（365 jours au Mali, 2014）去马里呆了一年，拍下了当地发生的一些冲突；还和斯特凡·代·弗雷塔斯（Stéphane de Freitas）一起拍了《大声说出来》（À voix haute, 2017），是关于辩论比赛的纪录片… 拍这些影片的过程，同时也是我学习的过程，因为我既没去过电影学校，也没有参加过什么专业培训，所以我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另外，我还有一个压力，就是跟我同在Kourtrajmé的朋友，罗曼·加夫拉斯、金·沙比荣 (Kim Chapiron)，都已经有自己的长片作品了。我感觉我也得拍一部，拍一部给所有人“开罚单”的电影。

Q：所以您并不急，一直在养精蓄锐？

A：是，也不是。我需要时间来准备，但同时我也很想拍一部作品。要拍一部长片太难了，像在战斗一样，尤其是拍一个这样的题材。然后“蒙费梅伊的拉吉·利想拍一部长片”这件事，也不是任何人都关注的一件事… 还有要拍一个城区，拍这里的警察暴力，以及这里的悲惨，是非常复杂的。即便如此，我们仍在坚持，在斗争。我找了两个制片人，Toufik Ayadi和Christophe Barral，向他们解释了我的计划，并表达了我不想为制片公司拍，而是想拍一部独立电影的想法。他们找到了资金，并且任我自由拍摄。那时候，我已经写好了一个短片的剧本。对我来说，这是迈向长片的准备阶段。然后他们跟我说，先拍成短片吧，看看会收到什么反响。最后的结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我们参加了150多个电影节，获得40个奖，《大声说出来》和这部短片都被提名了当年的凯撒奖。有了短片的成功后，我以为，我们能轻松筹得长片所需要的资金，大概3百万（欧元）。事实上根本就不是这样，进展并不顺利，也没有收到CNC（法国国家电影中心）的资助，最后3百万的成本被缩减到140万。

《Go Fast Connexion》

Q：但我们并没有觉察出来这是一部成本只有1百万的电影。

A：虽然资金不足，但我们还是能找到解决办法。这个街区，是我生活的地方，我认识所有人，可以找他们帮忙，我们动员了大概有200多人。拍摄团队人数不多，我不太想让团队人数超过40人，而且我们也不需要那么多人，一个人就能负责化妆和发型这两项工作，完全足够了。但是，整体都非常有组织，正规，还申请了拍摄许可，等等。我是第一次这样拍电影，之前走的都是野路子。不过，如果在其他地方拍，这预算肯定不够。

Q：为什么CNC(法国国家电影中心)拒绝资助呢？

A：我不知道… 我听说，他们不会资助一部郊区小孩控诉警察的影片（笑）。但，其实，这不是电影想讲的点。

Q：但，还是有人觉得电影的结局会带来一些麻烦。

A：肯定。有人问我：“您不觉得这个结尾有点奇幻吗？” 我跟他们解释，剧本从开始到结尾都取材自真实的故事。最后一幕，我亲眼见过，就在我家楼道发生的事情，和电影里的情况一一模一样。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奇幻故事，是真实的。他们一阵惊慌，但是… 最后我们什么都没有做。

Q：您为什么突然把叙述视角换到警察身上？这跟您之前的作品都有所不同。

A：是的，我通常都把视角放在他们的对立面，我也知道，人们期待我拍出一部反警察的电影。有一次，电影映前点映，观众中有一位是警察，映后交流环节他拿到话筒说，他被电影说服了。他在看预告的时候，也觉得这部电影会是一部反警察的电影，但是看完以后，发现不是他想的那样，觉得既惊讶又感动，同时以他自身经验考量的话，电影里讲的东西很准确。我觉得通过警察们的视角展开情节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新来的警察，对当地的情况一无所知，通过他们的眼睛，观众们也跟他们一起开始探索这个街区。只有生活在郊区的人才知道那里的真实情况，外面的人都一知半解。我想为大家提供一个浸入式的体验。

《悲惨世界》剧照

影片中，大概有四十分钟，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可看的地方一点也不少：居民、地理环境、城市结构、各方势力… 这么长时间的铺垫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铺垫，情节才能继续往下发展。但也因为非常想保留这个铺垫，开拍前遇到的阻碍也不少：他们对我说，根据剧作法则，五分钟之后就情节就必须开始，否则观众会分心。我才不管什么剧作法，我不能让这些规则束缚住我的手脚。我认为没有生活在这个街区的人需要先观看这些铺垫，因为他们了解郊区的方式不外乎都是通过媒体，政治，或者一些具有陈见的电影。我的电影里，没有任何武器，没有嘻哈音乐，没有毒品，我们尽力在规避这些东西，同样也是因为担心讲这类事件讲得不够准确。我还尽量让对话也符合真实情况。当然，台词是写好的，但演员可以根据这个台词，用自己的话说出来，如果他们觉得那样说更好的话，只要是准确的，哪怕一个镜头要拍上17次都没有问题。

Q：您跟亚历克西斯·曼蒂（Alexis Manenti）和吉奥达诺·戈德里尼（Giordano Gederlini）三个人是如何一起创作剧本的呢？

A：我和亚历克西斯一起写了一部短片，我们有一些点子，可以写对话，但我们觉得还需要一位真正懂得技巧和结构的编剧来帮忙。于是我们联系了吉奥达诺。

Q：在写作时，你们已经想好事件发生的地点了吗？

A：是的，地点的选择很简单：因为一切都是真实的，只要去真实事件发生的那个地点就可以了。最后的一个场景发生在我的楼梯间，所以就在我的楼梯间里拍摄了这个场景。为什么要去别的地方呢？

《悲惨世界》剧照

Q：“市长”（Le Maire）这个角色是真实存在的吗？

A：当然是了。我没有虚构任何东西，无论是事件也好，人物也好。像“市长”这样的人物，在任何地方都有。他在当地保证社会安定，管理着所有人。出现问题的时候，政府会把他叫来，然后他会安抚人们的情绪，同时他还管理着一群小混混。这是一个微妙而复杂的人物。

Q：这是我们对电影的理解：一切都建立在各方力量的平衡之上，但这种平衡很脆弱，有利己主义在里面；主角们之间互相怀疑，拼命让对方身陷困境。结尾处的孩子们反抗的也正是这一点。

A：完全正确。各方力量的顾虑就是不要打破这种平衡，所以人们必须要沟通。这是各种权力之间的关系，要做出很多的妥协，出现问题的时候要互相对话。这并不是说时刻都会出现问题：在电影里是一个案件，发生在一天时间中，但很显然实际情况并非都是如此。这是一些被政府完全放弃的街区，而当人们被抛弃的时候，就要自己找到一种组织的方式。这些人互相交谈，因为他们必须要交谈。这并不代表他们互相喜欢；相反，他们互相厌恶。但他们会交谈，即使跟警察也一样。

《悲惨世界》剧照

Q：孩子们揭露的正是这种普遍存在的伪善，这部电影真正的视角就是孩子们的视角。

A：是的，这首先是一部关于童年的电影，关于在这些街区里长大的一群人。电影从一群孩子们开始，他们手里拿着国旗，要去支持世界杯上的法国队；结束于同一群孩子指责作为法国象征的警察。这些孩子是下一代人，一切都要依靠他们。我的电影是对政治界发出的一声警报，因为他们对此负有最大的责任。我想要保留一个开放式结尾，因为我想问一问，我们现在该怎么做？是坐下来找出一个解决方案，还是任凭情况恶化？对我来说，这个结尾表达的是我们仍然怀有希望。

Q：不过，最后的镜头并不是呼唤对话，您拍的是一场暴动：这些孩子们反抗整个世界。

A：是的，这是一场孩子的反抗。不仅仅是反抗警察，而是反抗一切形式的权威。因为他们处在一种绝望的情境中。我们怎么会不理解他们呢？我让电影结束在一个孩子手里拿着酒瓶火焰弹，但我展现的是酒瓶还没有爆炸，而只要它还没爆炸，就还有一点点希望，还有一扇打开的门。

Q：但孩子们的行为是英勇的：他们就像街垒上的伽弗洛什（雨果《悲惨世界》中的孤儿）。

A：是的，他们就像伽弗洛什，我们可以这么看待他们。

Q：《悲惨世界》与25年前的《Ma 6-T va crack-er》（1997）有些相通之处，导演让-弗朗索瓦·雷切（Jean-Francois Richet）在这部电影里将暴动的激情载入了郊区的历史中……

A：我不知道，我没有看过这部电影。

《悲惨世界》剧照

Q：最终，孩子们反抗所有控制这一街区的力量，然而街区中的重要人物莎拉（Salah），这位昔日的黑帮头目、如今的虔诚教徒却没有出现。为什么？

A：因为莎拉是浪子回头，现在想要做个好人。而孩子们明白这一点。巴兹一开始冲进他家把视频交给他，就是因为信任他，他认为莎拉不像其他人那么坏。

Q：他被塑造得像一位智者。然而他的第一次出场却带有喜剧色彩。

A：对，这个镜头很搞笑。莎拉很清楚这个可怜的警察是被两位同事开了玩笑，所以他嘴角带着一丝笑意，把玩笑继续开了下去。这也让他和膏米(Pento)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

Q：但莎拉究竟是什么身份？一开始警察们提到了“穆斯林兄弟”（Frères muz）。

A：人们一听到“穆斯林兄弟”，就会想到埃及的穆斯林，但二者完全没关系。这只是一种对留着大胡子的穆斯林教徒的称呼。莎拉不仅是一个宗教首领，也是一个开店的商人。媒体中描绘那种会哄骗小孩子去参加伊斯兰圣战的宗教信徒，我并不认识，也从来没有在蒙费梅伊见过。城市里的教徒们，其实是一些扮演社会角色的好人。当年轻人惹出什么问题时，他们就会来说：你们噪音太大了，你们破坏了邻里关系，来清真寺吃点小点心然后接受一点训诫……仅限于此。

人们看到留大胡子的人，会立刻想象这些人想拉年轻人入伙等等。然而这是一些值得信赖的人，他们不会做坏事，因为他们遵守道德，不想作恶。孩子们在结尾针对的是那些恶棍：“市长”、警察还有“钳子”(La pince)的人。与他们相比，教徒们是善良的。这让人很困扰，但这是事实。现实中的莎拉在蒙费梅伊，居民们有问题的时候会来找他，因为他们觉得他比警察更值得信任。

《悲惨世界》剧照

Q：他真的叫莎拉吗？

A：是的，就像“钳子”叫“钳子”，“市长”叫“市长”一样……我改动了几个地方，但不多。“市长”有一件足球球衣，上面印着“93省市长”，而且我在短片中告诉大家，是他扮演了他自己的角色。

Q：那吉普赛人们呢？

A：您可能看过Clash of Gitans的视频，讲的是Lopez家族。我跟他们接触过，曾去他们在尼姆的住所看望过他们，这太疯狂了。我对他们解释说我想要拍一部电影，他们不理解；我又给他们看剧本，但他们不识字，于是我给他们讲了电影情节。我跟他们做了初步尝试，发现效果非常棒。

Q：一切都是真的，但一切都带上了传奇色彩：狮子，吉普赛人们……

A：再次说明，我什么都没有虚构。之前某段时间流传着一个传奇，说树林里的人们有一只狮子，不要回到城市里，人们会被狮子攻击等等。这有一定的真实性，因为这个狮子的故事是真的，您看（他向我们展示了手机上的一张照片），这是18岁的我跟狮子的合影。

Q：是您偷了狮子吗？

A：不，是一位朋友……但事情的经过就跟电影里一样：我们把小狮子养了一个星期，吉普赛人们带着枪来了，警察们到处找这头狮子，在《巴黎人报》上还有一篇文章。这在当时我们那里是一件大事。

《悲惨世界》剧照

Q：这部电影真是一本回忆录，所以才如此强烈，因为这是真实经历，很有感染力。

A：这就是我想做的：讲述我所知道的真相，以及这些年来我看到的所有事情。我是拍纪录片出身的，我想把纪录片的这种拍摄方式带到虚构作品中：肩上扛着摄像机，靠近人们拍摄，每时每刻都保持节奏，保持运动。我们用两台摄影机拍摄，因为我们没什么钱，然后我们就把日常生活拍进画面中。如果有人在某个镜头拍摄时下楼梯并进入画面，我们就保留下来。我唯一一次使用相机支架，是为了拍膏米和瓜达(Gwada)在酒吧里面对面交谈那个镜头。把相机放在支架上让我感觉很烦。

Q：不过，警察们的身份信息比较重要，所以也有一些虚构的成分。在创作的时候，您尽力避免过度夸张地表现他们。

A：除了这里之外都没有虚构。我人生中被拘留过二三十次，所以我跟他们一起待过一段时间。我明白那种坐在警车后排听他们讲烂笑话的感觉。在警察局里带着手铐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这给了我观察他们的机会。由于拍摄Copwatch期间大量的接触，我甚至跟扫恶组的一位警察成了朋友，如今他是我的好朋友了。后来我发现，他们当中有好的也有坏的，但即使是坏的也有一部分人性。他们像这个街区的居民们一样，都是贫苦大众的一部分。当我们了解到他们的境况，就会发现他们的生活也不是尽如人意：薪水微薄，住在廉租房，欠债的时候住在郊区的小屋子里。我也想要展现这一点：既然我想要公正，那就应该对所有人都公正，包括警察在内。

《悲惨世界》剧照

Q：Jeanne Balibar的加入是电影里一个真正的惊喜。

她在蒙费梅伊拍摄时（《奇迹蒙费梅伊》Merveilles à Montfermeil，编者注），我帮她改善了拍摄环境。由于我们彼此非常了解，刚好这个角色还没有找到演员，我就提出让她来扮演。有了她的加入，电影就完美了。

Q：在采访的最后，我们想请您谈谈您创建的电影学院。

A：这是一所免费的学校，不需要文凭作为入学条件。它目前在克利希丛林市的美第奇工作室（les Ateliers Medicis），但我们将会在一月搬到蒙费梅伊的新校址。这些日子我忙着面试，因为第二学年从十月底开始。有2000位候选人竞争50个名额，专业包括导演，编剧，制片，后期制作和艺术/摄影。有两位教授，大师课的所有时间都是跟电影界的专业人士一起上。今年，我们扩大了规模，继科特迪瓦、马里、布基纳法索和摩洛哥之后，我们三月份在达喀尔（塞内加尔首都）开设了一所学校。2020年9月我们要在安古兰（法国）开设学校，还要在中国和巴西开设。尽管资金有限，我们的目标仍然是在缺少资助（尤其是缺少没有给我们任何帮助的当地政府的资助）的情况下，跟其他的电影学院竞争。但这正在一步步实现。在戛纳电影节期间，CNC了解了情况，并决定给我们提供帮助。去年，也就是第一年，我们培养了三十位年轻人，制作了五部短片和两部长片。看到这些成果，我们对这个项目更加充满信心。

《悲惨世界》是导演拉吉利根据其同名短片改变扩充而来的。没看过短片，也不比较二者孰优孰劣，仅从长片出发。

片名取自维克多·雨果的经典，单刀直入地概括了全片的概念，导演要展现的是水深火热的社会图景。这幅社会图景来自法国巴黎的东部小镇蒙费尔梅伊（Montfermeil），同样是雨果小说里的场所位置。而在这座小镇的Les Bosquets郊区，正是全片不断渲染的“交火地带”，电影透过这一微缩镜像借以反映盘根错节的宏大社会命题。

导演截取了2018年世界杯上法兰西夺冠后凯旋门前的人潮狂欢作为开场镜头，喧腾的人群来自不同的肤色，一场久旱逢甘霖的胜利制造了团结的假象。在中—远—近景之间来回切换的镜头很精准地把握了这种状态，开放式空间下渐进的紧迫感和危机感，此起彼伏的喧闹声效并不干扰叙事，而是将影片在还未正式开场就推向了高潮。场景内部的层次感加剧了观众的不安和困惑。

人群中高呼的“Mbappé”（姆巴佩）似乎是导演有意布下的反讽线索。这位有色人种在世界杯上如有神助，拯救了法兰西。开头不仅指涉了法国足球队的黑人化，并顺带引出了欧洲移民潮的注脚。简单的开头便包含如此丰富的寓意，交代了大背景下社会问题复杂的法国，并描述了法国人对边缘族群的双重态度。

影片跟随着巡逻警车的运动开始深入这一动荡的巴黎郊区。三位主人公皆为当地警察，相同的身份却有着各自不同的视角。影片中有大量的巡逻戏、楼道戏和追逐戏，导演采用了晃动的手持镜头，在持续跟焦的过程中保证了镜头的流动性，从而赋予了叙事在混乱之中仍具有一种荒谬的秩序感。这些镜头揭示了导演审视社会的意图，虽然手持镜头的运用在批判现实的电影里并不少见，甚至已有泛滥之嫌，但拉吉利却让平庸的手持镜像恢复了连贯的跳动性，当然这一方面当然与扎实的文本有很大关系。在《悲惨世界》里，Gwada用Flashball打伤Issa后，镜头游移在三个警察的脸庞之间，动与静的对峙中不但交代了事件的发生，同时为后续三人不同的态度作了细致的铺垫。可见，大量的手持镜头并非为了炫技，而是与文本之间相互增强，在情绪渲染之外拉动了暴力的延展性。

影片里，摄影机在某些时刻被淡化了，街上奔跑的小孩，偷拍隔壁女生的小孩，围在一起的黑人帮，怒气冲冲的警察，叫嚣着“永远不要道歉”的警察，本质上，他们是一样的，这个社会的一小块拼图，他们是设计好的角色吗？随着电影的推进，那种随时可能被点燃、被激怒的状态微妙地钳制着不同社群的力量，这背后可能是身份阶层，是权力，也可能是原始地位的交锋，来自最内部的鏖战。导演用这种方式去呈现社会暴力，某种戏剧化的又十分日常的暴力，偶然和必然的集合。

在周旋于外部矛盾的同时，导演对准了内部的异化，这是《悲惨世界》比较特别的地方。信奉“C’est moi, le loi”（我就是法律）的Christ暴躁粗鲁，一副种族主义者的陋相；身为黑人的Gwada稍微收敛但同样凌驾于法律之上，而新人Stéphane厌恶一切粗暴的执法手段，很多时候他犹如局外人（没有那么“白”，也没那么强权）。在外出巡逻中，这三人的分歧加剧着，直至枪击黑人小孩事件发生，蛰伏已久的矛盾终于刹向了高潮，此前的叙事铺垫令这一高潮的到来毫无设计痕迹。

flashball（防暴球弹枪）这种所谓非致命武器在西方一直争议很大，官方的定义是并不会侵袭皮肤，但通过网上的数据可知伤者并不在少数。在此前法国的“黄衫运动”，甚至十几年前法国的骚乱中，当地警方就频繁使用过。当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明确禁止该种武器使用时，法国的《内部安全法》早已赫然规定了Flashball的适用情形和适用人群。说是适用情形，但基本上一发生暴动，警方就有权使用，对于“暴动”的定义，警方实则拥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

另外一边，一个黑人小孩用无人机录下了这一幕。记载关键信息的无人机录像成了枢纽，人物又一次不自觉的陷入拉扯式的困境。前圣战分子Salah为首的势力集团与当地警力之间的利益交换说明了，有人存在的地方就有关权力，支配社会倒退抑或前进的力量来自于权力的更迭与交换，而非权力的消弭。

而整部影片描述的，恰好便是权力的流动状态，包裹在暴力的氛围中，个体不断被分解着，你很难用简单的善恶与对错观去衡量这些角色。Issa在从马戏团偷走狮崽的瞬间是他得到权力的开始，这场盗窃引发了全片最大的张力，某种程度上，警察，当地帮派争夺狮子所有权、占有权的行为都是权力的分割、控制。狮子是暴力与权力的象征，意味着，权力的诞生伴随着暴力，企图在这样的社会结构里铲除暴力如夸父逐日般荒唐。

当小男孩被压着身体关到狮笼中，在暴力的震慑与对峙下，他彻底丧失了权力（狮崽）。如何夺回主动权呢？于是才有了结尾的楼道对战。Stéphane所谓的“love&peace”似乎宣告无效（结尾处Issa面对Stéphane的恳求并不打算手软），暴力是乌比斯环，一旦开了头，费力去停止只会付出更大代价。开场的狂欢与结尾的闪弹混战是暴力的具象化，走不出的乌比斯环，以暴制暴，以牙还牙，古老的谚语在现代社会屡试不爽。扎根于人性的暴力，俨然成了不可抗力，无法预知、预防也难以抵抗。

值得一提的是，拉吉利镜头下的暴力世界也是一个男权世界。女性近乎软肋般的存在。在推进或是对抗暴力的过程里，她们无一不是失语的，像是无灵魂的、被动的容器。

与雨果的小说不同，影片中并没有如阿然让那样拥有无懈可击人格的角色。在小说里有一个情节，是警察沙威站在塞纳河旁陷入沉思；电影里的后半段，拉吉利也安排了类似的“沉思”镜头，Christ坐在沙发上紧皱眉头，沉默不语。雨果的小说里用宽恕为恶指出了方向，而在影片里，这样的宽恕不复存在。爱，变得很脆弱。

当失衡的高角度附拍镜头掠过日常的巴黎郊区，每个人走动着，奔跑着，阳光和尘埃淌过他们的头发，这些个体很相似，脏的灵魂，善的灵魂，看起来都是那么无足轻重的生命。

首先是片中的警察与其中的一个黑人老大谈判时所提到就是指2005年的巴黎大骚乱

2005年巴黎大骚乱 一、起因

2005年10月27日傍晚约5点20分左右，巴黎以北克里希丛林市3名男孩为逃避警察追捕跑入一所变电站，不料却遭到电击。15岁的巴努和17岁的齐亚德当场丧命，另一名男孩重伤入院治疗。警方否认曾追捕这两个男孩他们去当地是为调查一起未遂抢劫案。 二. 事态发展 1.法兰西岛陷入骚乱 事后，数以百计愤怒的青少年走上街头，焚烧汽车和垃圾桶，打砸店铺和一所消防站，并与警方发生冲突。参与骚乱的青少年向警察投掷石块，警察发射催泪瓦斯还击。

燃烧的汽车

11月4日发生骚乱的地区

法国华侨华人会副会池万升2000平方米的仓库在骚乱中被烧毁，新到货的皮包全部付之一炬。另一刘姓华商九千平米的钢结构仓库被焚，主要存放箱包首饰和丝织品。

11月5日骚乱已经漫延至法国其他城市

发生骚乱的全部地区

11月4日，模仿巴黎郊区骚乱的小型暴力行为出现在了法国南部城市图卢兹和里斯，以及北部城市里尔和第戎市骚乱分子焚烧了5辆汽车，南部城市马赛则有11辆汽车在骚乱中被焚。当晚全国有近900辆汽车被焚毁，其中巴黎大区近600辆，共有253名参与骚乱的人员遭到传讯。 11月5日早上，巴黎郊区奥奈丛林市大约2000至3000人参加了自发的游行活动，以默不作声的方式号召停止骚乱。参加游行的人包括了各个年龄段的人，时间持续近一个小时。法国内政部发布消息说，当日晚上，全国至少有918辆汽车被烧。警方逮捕了186人 。暴乱扩散到了法国首都巴黎市区，暴徒在巴黎市区烧毁了28辆汽车。警方当晚在巴黎南部埃夫里地区发现位于废弃建筑物内的一个制作汽油炸弹的窝点。法国司法部11月6日称，巴黎已有20多名参与骚乱的青少年被判刑。法国警方发言人说，当晚暴乱分子共焚烧了1400多辆车，并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36名警员受伤。家住巴黎北部郊区的简-雅克·奈尔在试图扑灭家门口垃圾箱燃起的火时遭到袭击，被活活打死。 11月7日，巴黎附近的兰西市市长埃里克·拉乌尔宣布，该市自当夜实行宵禁。当夜法国各地有1173辆汽车被焚毁，有330人被捕，有13名警员受伤。 11月8日，法国政府内阁上午举行特别会议之后宣布启用1955年制定的紧急状态法，授权各地方政府实施宵禁和禁止公共集会12天，警方有权突击搜查那些怀疑藏有武器的处所。稍后，法国北部城镇亚眠宣布实施宵禁，从当晚零点开始，禁止16岁以下的人在每晚10点至第二天早上6点出门，除非有成年人陪同。巴黎西部的奥尔良和巴黎以南的萨维尼安治河市也分别宣布宵禁措施。法国官员表示，当晚被点燃的车辆数目下跌到617辆，有280人被捕。 11月9日，法国当局在巴黎以及三十多个城镇实施了宵禁。法国内政部长萨科齐说，有120名外国人被判定参加了骚乱，因此他们将被立即驱逐出境。 11月10日，法国总统希拉克为动用紧急状态法平息暴乱做辩解说，眼下当务之急是恢复法律和秩序。稍后，法国内政部宣布将对八名警察停职调查。其中两名警员被控殴打在巴黎近郊的新庭市被捕的一名青年男子，另六名为目睹了事件的警员。事件被法国电视二台的摄影机拍摄到。 11月11日夜晚，共有380多辆汽车被烧毁。两名警察受伤，162人被逮捕。在南部城镇卡彭特拉斯有人向一座清真寺投掷汽油弹，清真寺遭到了轻度损坏。巴黎11月12日格林威治时间上午9点到13日夜晚禁止一切公共集会，以防可能发生的骚乱，11月12日下午5点左右，里昂市中心地带的贝拉克广场发生骚乱，有大约50名年轻人袭击了售货亭并损毁机动车。购物者急忙撤离这一地区。大部分店主关门停业。警察发射催泪瓦斯驱散数伙闹事的年轻人，实行了两次逮捕行动。 11月13日，法国著名民意调查机构IFOP所做调查显示，71%的法国人认为，总统希拉克不能解决导致骚乱发生的根本社会原因。近四分之一的法国人认为，右翼领导人庞勒能实现这一目标。里昂市警方同日禁止公众举行任何公开集会，防止有人趁机闹事。但是晚上全国又有284辆车被烧毁。115人被捕入狱。 11月14日，法国内阁会议提出申请，希望将国家紧急状态延长3个月以对付骚乱。骚乱以来，法国总统希拉克首次直接发表电视讲话说，骚乱显示了身份认同的危机。 11月15日，法国议会下院批准了政府把紧急权力延长三个月的建议。 11月16日，法国议会上院辩论通过了政府提出的建议，把紧急权力延长3个月。

骚乱现场

骚乱中被烧毁的汽车

(以上资料和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二：我自己的观后感（我觉得我的根本就不是影评，只是一些感想）

本片从一只狮子的失踪开始。

马戏团老板发现自己心爱的小狮子不见了就去找当地社区的老大理论，在冲突即将升级的时候警察到场制止了冲突，并向马戏团老板保证会找到狮子。于是两家就都各退让了一步。警察为了解决冲突开始寻找狮子。通过社交软件查出偷小狮子的是当地社区的一个黑人男孩。但是在追捕偷狮子的小男孩的过程警察误伤了小男孩，且整个过程被另一个孩子的无人机拍到。至此，事件变得复杂起来，一旦视频被曝光，警察的工作就可能不保了，而且可能会引起黑人团体的抗议。

所以警察不得已请求社区黑帮的协助来寻找无人机和拍视频的小男孩，无人机小男孩在警察的追捕下逃到社区另一个帮派老大的那里。最终在老大的三明治店里所有的势力得到集合。在新来的警察与三明治店老板的谈判下，老板将视频交给了警察。这时事情看似得到解决了，但是在警察内部却爆发了冲突，针对视频的解决方法，三人各执己见，不欢而散。晚上新来的警察将视频交给了开枪的黑人警察，让其自己决定视频该如何去处置。问题在这里开始好像告一段落，三人又一起巡逻。

但是事情却远没有结束，无人机事件看似得到完美解决，但是平静中蕴含着大危机。从黑人小男孩的角度来看，自己只是偷了一只吉普赛马戏团的小狮子就被警察追捕还被闪光枪击受了重伤，最后还被警察拎到马戏团哪里被人羞辱，恐吓。不满情绪在男孩心中不断积累，他计划了后面针对警察的报复。他集结街区其他对警察不满的青年和小孩向警察和黑帮老大复仇。

而影片在就在暴乱中警察与男孩的对峙下结束。

复盘整个电影可以看出导演是站在中立的视角去审视整个事件的，没有偏袒任何一方。像斯派克·李在《为所应为》中对黑人社区的全景式展现，本片也对巴黎当地的黑人社区进行了全面的展示并且也展示了社区里的暴力是如何一步步升级的和复杂化的。电影用一只狮子的失踪案牵涉出种族问题的严峻，撕开问题表面的温情面纱，导演试图用两个小时时间告诉我们，种族问题似乎永远不能被解决，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一天，这个问题就会像梦魇一样伴随在我们左右。

本片中开头就点出黑人小孩偷鸡被抓到警局（这也是为下面这个小孩偷小狮子埋下伏笔，小男孩偷鸡应该就是为了喂小狮子）还展现了当地的黑人帮派互斗争夺社区的控制权，吸毒贩毒（这里很有意思，警察说这里，原来是毒贩的老窝，但是伊斯兰教的人来之后，就把毒贩给赶跑了。但是贩毒的没了，又来了妓女，我想伊斯兰教应该也不会允许卖淫，所以这里之前也发生过对于势力范围的争夺，不过是打着宗教的旗号）与警察勾结。

而影片对于警察的描写就更复杂，片中一共有着重描述了三个警察，三个警察各有指意首先是新来的警察他像误闯桃花源的渔夫对自己接下来所遇到的一切都感到陌生，不解甚至愤怒，同时他又代表着有着同情心和有良知的白人参与到这一系列事件中。而两个当地的警察则完全站在他的反面。

首先当地的白人警察就像以前的好莱坞电影中典型反派，他歧视讨厌黑人，好像是个种族主义者（影片开头与黑人警察之间的谈话可以看出，他宁愿别的国家的球员获得金球奖也不愿自己本国的黑人球员得到），他自私冷酷，枪打到黑人小孩他第一反应不是送小孩去医院，而是要去抢到视频，想到自保。他与当地的黑帮勾结，无论怎样看，他都是不是一个好警察。但是从他对新来的警察说的话中可以看出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也许是经历了太多的当地黑人与警察的暴力事件，他就成了暴力最虔诚的信徒并且对于黑人充满了厌恶。这种厌恶夹杂着原本自己的歧视，导致他对于黑人发自内心的不信任与怀疑。

而最复杂的角色就是片中黑人警察，他成长于黑人贫民窟，是外来移民，但是对黑人小孩的那一枪就是他打的。他自己幼时可能就被压迫，被侮辱，被歧视的对象而长大后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也开始压迫侮辱他人。但他还是有同情心的，从他回家之后见到母亲的哭泣可以看出他内心的挣扎。

狮子在电影中则是权威或者是权力的象征。而偷狮子这一行为就有着冒犯权威，挑战原有权力的意思。而男孩受到的伤害也如同权利迭代时旧势力对于新生势力的打压。在电影结尾男孩反击的时候，参与这场爆乱的全部都是年轻人，而他们打击的不仅是警察，连赶来支援警察的两派黑帮的人也是他们的目标。这就很像《上帝之城》的结尾，一派的衰落，另一派会迅速崛起，不仅更年轻还更狠，更不留任何余地。就像轮回，一代一代轮回，永无出头之日。

电影《上帝之城》

我们不能轻易用对错或好人坏人来进行评价判断这电影中的人物，整个事件是无解的，换句话来是无法避免的。

这背后折射的是法国移民政策对外来移民的影响在《法国“共和模式”移民政策的困境》（宿亮｜2015-11-10）这篇文章中写到：“法国的移民政策与其他国家不同，其与“民族大熔炉”多元文化发展模式不同，法国采取独特的“共和模式”，以制度化方式弱化移民的族群意识，以国家地域为中心强调基于“个人—政府”契约的公民身份带来共同性，以此同化外来族群，而不是突出族群的多元化特征。

换句话来说就是外来移民必须放弃自己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宗教，接受法兰西文化，语言，以此来融入当地社会。法国政府所希望的不是文化多元共存，而是试图弱化族群特征，所以法国政府统计中，尽量避免把种族或人种作为基本统计的单位，法国的人口普查从来不用肤色来进行调查，结果就是不知道法国究竟有多少黑人，多少白人，多少黄种人，通过这种做法来以防移民有遭到孤立排斥的感觉。这种做法受到很多质疑，人口统计学专家Patrick Simon曾在《世界报》文章中发问，要反对歧视新移民却不许用种族或人种作为基本统计单位来衡量社会歧视的程度和负面影响那怎么反歧视呢？而且在战后，随着20世纪60年代开始，来自法国前北非殖民地马格里布地区的移民大量进入法国。语言、宗教和文化上的较大的差异挑战着政府的移民政策。法国人发现，新移民既没有愿望、也没有能力在“共和模式”下完成同化，这样的政策也给国家带来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在政坛引发争论。右翼政党要求变革授予国籍的法规，怀疑新移民对国家的忠诚；左翼政党要求改善社会环境并设立专门机构协助“同化”移民。不过它们都认为，移民无法融入是受文化、宗教或传统家庭关系影响。陷入困境中的“共和模式”移民政策没有像其设想的那样给法国带来整齐划一的国家认同。以“同化”做幌子，用“肤色无差别”的政策做掩饰，而非推动多元文化共生发展，这种做法反而加深了族群对立。”而种族对立的的一大后果就是暴力事件的猛增，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上面所说的2005年的巴黎大骚乱。这一事件也被看作是法国移民政策的破产，在这之后这一政策受到了广泛质疑，其他欧洲国家也开始审视本国移民政策。

这种矛盾性也在电影中有所体现。电影的一开场就是2018年法国世界杯胜利大游行，所有人无论黑人白人都欢呼雀跃为法国的胜利而庆祝，一派和谐，而那个黑人小男孩也参加了胜利大游行，披着法国的国旗，我想那一刻他也认为自己是一个法国人的。可是后面对于警察局与街区的展现以及后来小男孩所遭遇的一切却使前面的和谐成了最大的笑话。这种反差似乎也在告诉我们移民要融入法国社会的艰难。特雷弗·诺亚在《天生有罪》中说“在任何将种族歧视当作惯例的社会，种族融合这件事不仅质疑了这个社会的不公而且揭露了这个社会运转不良且不合逻辑这个事实。”表面的和颜悦色，其乐融融是很容易的，但是到真的触及到不同种族的利益时就不再那么简单了。

电影的开头

影片的结尾引用雨果在《悲惨世界》中的句子，与电影的名字相呼应，也点出电影的核心思想，它让我们思考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一切，不是黑人也不是白人，而是从地理大发现时就留下来的殖民问题，是一个种族对一个种族的歧视问题。这样的社会环境最终造成的恶果就是片中所展现的恶性循环，种族对立造成信任的缺失，信任的缺失加剧了种族对立，而这种对立情绪滋养了暴力，而尤其是社会的不平等，移民尤其是非裔移民的贫困更是助长了暴力。所有只需要一个微弱的火苗，犯罪就会如同燎原之火，绵延不绝，形成浩大声势，经久不息，且不断反复。而这样的暴力又会引发公众对于黑人抗争的反感。而面对这样的现实问题该如何处理，这不仅是法国政府的问题，也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摆在全人类面前的问题。



  



这片子在豆瓣评分这么高就离谱，事实上在巴黎住过的华人都知道93区是什么情况。这帮人从生下来就吃着法国政府的各种补助：住房、医疗、教育、生育，包括各种现金补助，成长的日常就是偷偷游客的钱包、抢抢亚裔的手机、骚扰路过的中国女生，然后在社会骚乱中时不时快乐0元购一番，居然还要“控诉”法国政府是mauvais culvateurs...和HK废青一样，都是养不熟的白眼狼。

说什么种族文化宗教受歧视的，照这个逻辑，最有理由控诉的应该是在法国生活的华裔移民啊，可是也没见人家打砸抢烧成天破坏社会治安啊？

你自己在电影开头都说了非洲老家多么野蛮可怕，抓到小偷就绑上活活烧死，那你在文明的法国还不好好珍惜眼前的生活环境，偌大个市镇只有三个警察巡逻，治安的脆弱已经可想而知了，还要进一步破坏平静生活的最后一丝底线，彻底回归荒蛮就开心了吗？

看了这片子导演的背景采访终于明白了，这么一个有着殴打女性、绑架和非法监禁前科的人能拍出这样的片子一点都不奇怪。这片子获得戛纳的奖项和各种赞誉，只能说明法国电影界已经全面好莱坞政治正确化，吃枣药丸。

《悲惨世界》如果没有那个让人震惊的结尾——警察在一群孩童的暴力围攻下束手无策——充其量，只是一部普通的电影，它回到暴力的话题，并将之归于环境。

正是有这个意料之外的收尾，《悲惨世界》变成一部杰作。它揭示了暴力的根源来自童年：暴力是养成和习得的，而非一时冲动；同时指出孩童在犯罪上的“优势”。

社会以法律的形式保护了孩童，即便他们犯下罪行——法律明文规定未成年人的犯罪不认为是犯罪，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于是，一种“例外状态”被人为开辟出来。

在《悲惨世界》的结尾，警察面对孩童们的暴力袭击，无力还击（也不能还击）。不对未成年人行使暴力，这不仅是伦理上的约定，也是被法律明文严格限制的。

相反，倘使对方是成年人，警察不仅可以用暴力回击“袭警”行为，甚至可以将对方击毙，而不必负法律责任。孩童成了例外，孩童犯罪成为悬置法律的“例外状态”。

《悲惨世界》抛出了这个问题，又没有给予答案。这是电影又一处让人觉得高明的地方，如同一份关于暴力的社会学调查论文。如何解决这个难题？没人知道答案。

翻译 于SQ

编辑 馒头

看完拉吉·利（Ladj Ly）的长片处女作《悲惨世界》（下文如不特别注明，均指本片而非小说。——译者注），我们会有种被丢在悬崖边缘的感觉。这部影片不仅喷发着急切、灼热、激愤的能量，它的内容也非常丰富，值得细细拆解。

《悲惨世界》的第一个优点在于它描写能力出色，有教学片的质感。这是人们有史以来第一次看到大银幕上如此展现一个居住区（cité”）——特别是一个位于梦费尔梅伊市（Montfermeil）的居住区。

影片没有以青少年和警察的冲突为影片核心，而是将这个似乎永不停歇的居住区作为一个社会组织进行了一次政治学研究。居住区的日常运行仰仗各方力量的均衡，那里有警察、实际掌管居住区事务的“市长”、各个宗教的教徒和生意人，而代表政府的真正市长在片中是缺席的。

影片的故事发生在气温35°的夏日[与另一部讲述暴乱的重要影片——斯派克·李的《为所应为》（Do the Right Thing, 1989）相同]，同样缺席的还有学校：孩子们整日在街头游荡。警方是片中出现的唯一的公权力代表，然而它并非独立的力量，它与其他权力机构统一组织于一个体系之中。

这是个雅尔塔式的地方。影片花费了许多笔墨向我们展示居住区的社会组织形式，无人机视角下居民楼的俯视镜头与市场的正面镜头（不同的色块令它像一副抽象画）划定了居住区的地理界限。约翰·卡朋特与黑泽明总会向观众清晰展示空间地图，让观众了解从一处到达另一处的路径，与此不同的是，《悲惨世界》并不准备让我们在这个空间中辨清方向，它只向我们一个个展示具有象征意义的独立区域。

悲惨世界 Les misérables (2019)

片中，我们跟随着刚刚离开瑟堡（Cherbourg，法国西北部港市）来到梦费尔梅伊镇警察局工作的“发膏”（Damien Bonnard）造访了一系列地点。“扫恶组”（BAC）的瓜达（Djebril Zonga）和他的上司克里斯（Alexis Manenti）是“发膏”的负责人。除写实主义的描写与教学片观感以外，影片大刀阔斧的叙事效率令人惊讶。首先，拉吉·利在片中插入了一小出喜剧：警察之间的对话令人目不暇接，各方力量亦敌亦友，“市长”身披“市长队”足球衣……这一切都凝缩在影片的街头小剧场中。其次，影片故事发生在一天之中，遵循了古典悲剧三一律。

如此一来，想要完全厘清事态是如何一步步发展到警察误伤儿童的（警察向一个孩子开了闪光枪），居住区里各股势力又如何试图平息这一事件的，就变得十分具有挑战性。围绕这则悲剧，影片以罕有的控制力在不同调性之间游走。

影片本可以一直跟随那个注定要被新同事捉弄一番的菜鸟警察的目光，但拉吉·利还在片中加入了操纵无人机的眼镜男孩、富有同情心的黑人警察（“好警察”）和神经质的白人警察（“坏警察”）等多个人物，他从他们各自的视角叙事，然后又颠倒观众最初观影时对这些人物行动的预设。只有这样，这个空间和这里的居民才不只是菜鸟警察——即观众的代理人眼中的样子。这样的表现手段使影片具备了纪录片特性，比如，当瓜达进入公寓时，观众离开了“发膏”，而是同瓜达一起了解到了居民间自发组织的互助贷款。

悲惨世界 Les misérables (2019)

拉吉·利知道自己处境微妙，他希望打破人们对这里的所有既定想象，他在片中不断消灭所有陈词滥调（不谈毒品，不谈恐怖主义，也不追求视听上的过度风格化）。

《悲惨世界》是《流浪的迪潘》（Dheepan, 2015）的反面，这部雅克·欧迪亚的影片剧作简单，故事发生的地点仅限于两幢楼房，毒贩在屋顶交易，一切既符合西方世界的想象，又符合剧作上类型写作的要求，十分矫揉造作。

拉吉·利摒弃了这一套，与那些对地方充满异邦想象的外来者导演迥然不同。最值得一提的，拉吉·利拒绝小格局的自我沉溺，他双手拥抱了个体之间的相异性（altérité）：影片中不仅有刚刚从瑟堡来的诺曼底人，还有让娜·巴利巴尔（Jeanne Balibar）饰演的高级警官，她身穿大码制服在一片笑声中突然出现，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设计这一短暂出场的人物绝不只是为了让巴利巴尔客串出镜，这个角色承担着相应的描述性功能，影片用这个角色辛辣讽刺了男性卖弄雄性气概的可笑性。

流浪的迪潘 Dheepan (2015)

片中还给了吉普赛人以一席之地，他们在街头狂欢，就像在宣告马戏团即将到来，这一场景中具象的“点火”动作在叙事上也“引爆了冲突”。在他们掀起的这股充满原始野性的癫狂浪潮面前，最激烈的兴奋都显得平静如水！他们热情地欢迎警察加入，摄影机并没有将警察当做居住区的“他者”，他们与所有贫苦的可怜人一样，从里到外，从身到心都被囚禁于这座居住区之中。拉吉·利向我们展示了这些警察下班后与普通人无异的生活。影片对所有观众都很友好，它应当能够如我们所愿地收获广大观众的喜爱。这部影片是“完满”的，它生发于一种共性，而非隔膜：正如拉吉·利亲历的2018年世界杯决赛前后全法民众的空前团结，它让人们回想起了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神话。

影片本可以破除刻板印象为己任，止步于现实主义的描写，但它选择进入另一个维度：影片引入了几个超乎寻常的元素，打开了故事的局面。这种虚构十分有冲击力，正因为它深深植根于现实，影片才超越了简单的现实主义。影片的虚构性和象征性都凝聚在超常元素的代表——即狮子的身上，它是令一切失衡的源头。一开始偷鸡的小窃贼变成了偷狮子的大盗，这个设计为影片蒙上了奇幻色彩。这种日常生活中的奇幻元素与维克多·雨果的创作在产生深层共鸣（喂养狮子与住在巴士底大象里在气质上十分相近）。

悲惨世界 Les misérables (2019)

影片的核心场景是孩子与狮子的笼中对峙。男孩遭受性命之虞，尊严受辱（他尿湿了库裤子），我们亲眼见证了他在这场角力中的蜕变：我们无法再用与之前相同的目光注视那张被闪光弹毁容的脸了，他的身上就此烙下了狮子的印记。他乱蓬蓬的头发和印着老虎图样的T恤本就散发出宿命的气息（某场戏的背景中还出现了饰有狮子图样的纸箱）。

这个故事从真正意义上将他容貌遭到损毁的时刻描绘成了他“变身”（transfiguration）的时刻，他在恐惧中以雄狮的姿态重生。他就此变得强大、正直，回归野性。这一天或许确实是菜鸟“发膏”生命中最糟糕的一天，但这却是这个孩子堕入地狱的日子：他被人丢下等死，像一个包裹一样被拖来拽去，与一头猛兽短兵相接……他还有什么可惧怕的呢？这一时刻蕴含的强烈情绪不可忽视，警察想把男孩丢下喂狮子，“是他的错”，“是他自己掉下去的”。

这几句引自雨果的话语早已淡出我们记忆，此刻它却像一记响鞭：“这是谁的错？——是我的错。”我们的伽弗洛什令人心碎地啜泣着答道。我们见证了一场驱除人性的仪式。虽说他此言确是为了打发走旁人的聪明话，其中何尝没有几分真心。他仍混迹在一群孩子们之中，他躺在废弃的沙发里，坐在居住区高楼的屋顶上，思索了许久。我们的反叛英雄就此登场。这场变身与身穿制服的超级英雄不同，当然，除了另一个社会渣滓——小丑。他也有着《笑面人》中雨果笔下的扭曲脸孔，同样的，他也引爆了一场暴动。

悲惨世界 Les misérables (2019)

在这部看似一直向前发展实则好似迪斯科舞厅里的闪光灯球一般旋转着的影片中，还有另外一个孩子的形象：那个目击了一切的人。他性格羞怯，总是躲藏着观察，但他的角色至关重要，因为他在“看”：透过他的眼镜、无人机和楼道门上的窥视孔，他在看。他也是一个反叛者，因为他拒绝将自己拍摄的影像交给警察。

在伏击开始前，孩子们玩水枪的场景中，持续的晃动手持镜头给人以强烈的不安感，孩子们如此紧密地彼此相连，给人以强烈的情感冲击。点火，是火箭升空前的最后步骤。影片在一场暴乱中走向疯狂，我们自从让-弗朗索瓦·雷切（Jean-François Richet）的《我的城区要爆炸》（Ma 6-T va crack-er, 1997）之后再没见过银幕上出现这样的场景。

这场孩童们的反叛与当代的所有重要议题息息相关，它让我们想到戈达尔在《影像之书》（Livre d’image, 2018）末尾提到的阿尔贝·科塞里（Albert Cossery）的《沙漠雄心》（Une ambition dans le désert）中反抗的孩子们。又一次，是像在联合国以“你怎么敢”（How dare you ?）为题发表演讲的格里塔·桑伯格一样的孩子们采取了行动。孩子们的目光超越了自身，他们看着我们，仿佛在质问：“看看你们做了什么？”他们的目光坚定得令人畏惧，但是人们理应畏惧，不然改变何来。

悲惨世界 Les misérables (2019)

《悲惨世界》（它竟敢以一部经典法国文学名著的名称自我命名！）的大胆之处在于它没有试图杂糅“类型”（genre），而是选择升格“语级“（registre），两者有明显的不同。如今，哪怕是最好的法国片都只是天真地将“类型”视作平行于自然主义的另一个选择。过去，自然主义只是一幅能在现实中“给人以现实感”的图像，所以它其实是对现实的漫画式演绎。自然主义以所谓内在论（immanence）的名义将所有奇幻的、过火的和说教性的元素排斥在外，成功掩藏了很多意识形态偏见。

另一方面，类型大多是美国的舶来品，它是一整套物质、图像与意识形态工具，它令人产生幻觉，误以为真能用它表达出关于我们生活的真相…… “制造现实感”同“类型创作”一样，它们是“虚假”的两面。若想真诚地讨论生活，必须要重新将现实与想象结合起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悲惨世界》并没有诉诸 “类型”的，而是使用了“语调”。影片以全新的方式调动了各种可行的修辞手法，从一种“语调”跳转到另一种，它使用了一头野兽的意象，以兼具教导性、喜剧性、悲剧性、奇幻性和史诗性于一体的方式优雅地实现了这一转变。

警察的线索混杂了教导色彩、悲剧与喜剧因素，而从孩子到狮子的变身则在奇幻故事（笼中狮）、悲怆宿命（“这是谁的错？——是我的错。”）与英雄史诗的结合中探索至更为深刻的层面。结尾的骚乱不仅仅是情节的终点，其视听呈现既像一部口袋书中的英雄故事，又像一出坊间传说：那里有沸腾的人群、街垒路障和一个反骨英雄。《悲惨世界》是一堂电影课，它带我们远离了当代众多影视作品共有的平淡无奇。

悲惨世界 Les misérables (2019)

居住区只是一个与其他地方并无二致的普通所在，还是相反的，具有无法抹杀的特殊性？片中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观念产生的张力贯穿全片，这是影片如此令人激动的另一原因，也是在当代社会描绘城郊生活时普遍会遭遇的悖论。必须在两条战线上左右开弓。一方面，必须打破刻板印象，让人们看到这不是一个被放逐之地，这个地方和这里的孩子与别处无异。

片中，男孩跟一群女孩们因无人机吵架的场景正体现了这种观念，此外，这也是高大病体（Grand Corps Malade）和门迪·埃蒂尔（Mehdi Idir）共同执导的成功影片《我不是差生》（La Vie scolaire, 2019）所采用的策略。这部影片描绘的是校园生活，与《悲惨世界》形成互补。

我们必须把对城郊空间的表现重新统一到法国电影的整体脉络中，并且不能将它表现为有异域风情或有威胁性的“别处”，也不能把“它”呈现为一个“领域”（territoire）（怎么会有这种无耻的说法？）。另一方面，也要让人们看到这里同其他地方没什么不同。

这里之所以令人无法逃脱，是因为人们选择了遗弃它；这里之所以被贫困席卷，是因为封闭扼杀了经济活力。珍惜，并不意味着拒绝改变。即便片中人所经受的并非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描写那种流浪街头、食不果腹之苦，它以雨果的作品为参照也仍很正当。雨果曾说，“开办一所学校，就能关闭一座监狱”，拉吉·利，这位电影导演和教育者真的开办了学校。（见访谈）。

有人跌倒了：究竟是谁的错？拉吉·利将矛头对准了谁？是政府，片中从国家到大区再到市镇的各级政府全部缺席。我们可以观看拉吉·利在他于2005年法国骚乱后拍摄的短片《克利希-蒙费尔梅伊的365天》（365 Jours à Clichy-Montfermeil, 2006）中现实生活中的市长是如何逃避摄影机又如何被拉吉·利逮住的。拉吉·利参加戛纳电影节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他希望马克龙能够观看《悲惨世界》，并把它当做是专门为拍给他看的影片，就像弗朗索瓦·拉芬（François Ruffin）的书《一个你所不知的法国》（Cette France que tu ne connais pas）一样。影片的最后一个画面是一只犹豫不决的眼睛，片尾黑屏淡出的效果极佳，黑色一点点吞噬画面直至只剩下一个面庞，很像纸张或是胶片燃烧的效果——拉吉·利在两种抉择中摇摆，我们能够理解他的犹疑：有些时候，必须要想办法停下一切；然而有些时候，我们要给现实一个机会，因为我们并不想诉诸暴力。

悲惨世界 Les misérables (2019)

注释：

这里的“cité”并不是一个具体的行政概念，而是一个历史与社会概念，它多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法国为解决大城市出现的住房危机实行“优先城市化区域”政策（ZUP），在大城市郊区建立了许多廉价住宅区。由于政府失败的城市化政策，这些地区成为中低收入人口的聚集地，人口失业率很高。加上公共交通等公共设施匮乏，工作机会少，导致这些区域与外界联结断裂，违法犯罪日益猖獗。本文将其暂译为“居住区”。

Montfermeil市位于巴黎东部郊区，那里是雨果《悲惨世界》中德纳第酒馆的所在地。

本段中将片名来源——雨果所著《悲惨世界》中男孩伽弗洛什（Gavroche）的形象与片中的角色做了对照。前文已经在对照影片与小说在奇幻元素上的共通性时提到伽弗洛什住在巴士底大象雕塑里，此处两句引用出自《悲惨世界》第五部第一卷《伽弗洛什外出》（人民文学出版社，李丹译），讲述伽弗洛什在街垒大战中牺牲前唱起的歌谣：

楠泰尔人丑八怪，

这只能怨伏尔泰（C'est la faute à Voltaire）

帕莱索人大脓包，

这也只能怨卢梭。（C'est la faute à Rousseau）

……

我是倒了下来，

这只能怨伏尔泰；

鼻子栽进了小溪，

这也只能怨……（C'est la faute à…）

2005年10月27日至11月17日，巴黎郊区爆发长达20天的社会骚乱。起因是城郊的克利希·苏布瓦市的两名北非裔男孩在躲避警察追捕时不慎被电死。当地青少年首先发动骚乱，后蔓延至许多黑人移民较多的区域，一周后蔓延至其他法国大城市。近万辆车与全国多处建筑物被烧毁，两千八百多名嫌犯被捕入狱。

François Ruffin是一名法国记者、作家、纪录片导演和政客。2019年2月份，他在《一个你所不知的法国》出版后在网络上发布视频称本书出版前的写作与筹备过程之所以严格保密，是因为“一个拳手在出招前不会提前通知他的对手”，他表示希望这本书也是一记重拳，最好能够击中总统马克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