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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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终于从窗台上跳了下来，是第一次，也是第二次，是他自己，也是死去的西蒙娜——当“怪房客”以自残的方式完成痛苦的下坠，是一种为自我的逃避？还是一种为他人的表演？或者这个问题可以这样提问：他为什么要跳两次？

第一次跳楼之前，这个名叫托洛科夫斯基的男人锁上门，然后变身为一个女人，当他变成她，开窗时，看见所有房客都变成了观众，他们打开了窗户，他们鼓起了掌，他们保持着微笑，他们期待坠楼事件的发生——对自己有着好感的女孩斯黛拉也在其中，甚至她就像坐在某一个剧院的豪华包厢里，等待精彩的演出。那时，托洛科夫斯基就已经变成了那个已经跳楼的西蒙娜，他成为她，就必须完成一次已经发生的故事，当下坠的身体撞碎了刚刚修补好的玻璃棚子，那撞破的洞就是一次事件重演的证明。

但是，他没有真正变成她，或者，他没有在跳楼的行为中变成已经发生了故事她——西蒙娜是在跳楼之后被送往了医院，她全身被缠上了绷带，再无行动的能力。而托洛科夫斯基跳下之后，却只是受了伤，他还能够行动，所以当房客和房东佐伊靠近的时候，当他们想要帮他的时候，他非但拒绝他们的帮助，而且还不停地骂他们是杀人犯，而等到警察赶来时，他已经带着受伤的身体爬到了自己的楼层，而且再次从窗户中跳了下来，第二次下坠之后，他已经失去了行动能力，全身缠着绷带，双腿已经不能行走，在病床上，他发出了像西蒙娜一样的叫喊——一样是痛苦，一样缺了一颗门牙，一样从张开的嘴巴里看见了无底的黑暗，但是，在那一刻，他并不是在重演西蒙娜的悲剧，而是以自我导演的方式将自己送入了命运的深渊里。

第一次从窗口跳下，是穿着了女人的衣服，这可以看成是西蒙娜跳楼一瞬的再现，而托洛科夫斯基眼前所看见的一切都是西蒙娜曾经看见的“众人”：他们在嘲笑，他们在引诱，他们在排挤，作为“被示众”的西蒙娜只能以如此决绝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反抗，终于她在下坠之后失去了自由，而这种自由变成了对他人的报复，就像托洛科夫斯基对他们讲的那样：“他们想让我自杀，我就给他们看。”所以变身为西蒙娜，托洛科夫斯基完全是在理智中做出的选择，也就是他只是为了某种目的，化身为西蒙娜寻找这一种刺激。但是当他没有在第一次跳楼时变成西蒙娜，也就意味着自己的这个“自杀计划”失败，也意味着他们制造的阴谋破产，也就在这个意义上，他选择了第二次跳楼，虽然最后的结果和西蒙娜的遭遇一模一样，他已经完成了自杀计划，但是很明显，第二次跳楼的时候，他已经回到了托洛科夫斯基这个身份，但是同样的结局已经让他无法成为自己，他反而成为西蒙娜的影子。

第一次是暗示，第二次是实践，无论如何，西蒙娜都是一种影子，托洛科夫斯基就是奔着这个影子去的，但是当用两次跳楼的方式完成这个计划，本身的反抗也罢，逃避也好，其实早就变味了：他眼中的他人是杀人犯，是诱惑者，是将他从正常生活推向深渊的人，但实际上他们却为了帮他，为了送他去医院，为了避免悲剧的重演——当两个世界以如此巨大的反差出现，托洛科夫斯基是不是陷入到了自我的迷狂中？他所作的一切是不是一种内心的谵妄？

托洛科夫斯基在第一次坠楼之后，双腿几乎已经失去了行动能力，他再次爬上楼，无疑是一个匪夷所思的事情，甚至可能只是托洛科夫斯基自我的幻想而已——他根本没有能力完成第二跳，只是幻想着自己要完成这个自杀计划，和他所看见的那些“杀人犯”一样，他只不过是陷入到无法自拔的迷乱中，而这个时候，他也不再是西蒙娜，也就是说，不是他人制造了这一悲剧，而是自我制造了这一事件，在一种主动失去自我的身份认同中变成了“他人”。

无疑，这才是最可怕的。但是很明显，罗曼·波兰斯基在强调托洛科夫斯基的自我异化时，明显在引导观众是“他人”制造了这一悲剧，从而将个人的问题变成了社会问题。从托洛科夫斯基租住在这一公寓开始，他似乎就受到了某种排挤，他似乎就缺少一种身份认同，但是这种排挤和异化只是一种社会的常态而已，根本无法成为制造悲剧的诱因。起初托洛科夫斯基租住这间公寓的时候，房东佐伊对他的要求是：要安静，不要吵闹，并且不允许带女孩同住。这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妥，而托洛科夫斯基也同意了这些条件，并且以“我没有女朋友”的生活状态回答了佐伊的疑问。而在租住期间，他的确是遵守着这个约定，只不过那晚邀请同事来庆祝自己搬进新公寓，才导致了矛盾的出现，而随着矛盾的升级，托洛科夫斯基开始把所有人都当成了敌人。

同事庆祝制造了吵闹声，而且一直持续到凌晨，这自然是违背了整座公寓的约定，当邻居敲开了托洛科夫斯基的门，对他说不能不忽视别人休息的权利，这也无可厚非，但是关键的矛盾出现在同事的态度上，他们认为这剥夺了自己的权利，并声称要报复他们，而托洛科夫斯基去同事家的时候，当音乐声开得很大，有邻居来敲门劝他们小声点，同事却霸气地回应：“别剥夺我听音乐的权利。”邻居只好无奈离开。同事告诉托洛科夫斯基的是，必须强化自我，不能和他人妥协，这似乎让托洛科夫斯基找到了一种自我认同的方式，但是有一天在办公室的报纸上却看到有人因为晚上吵着了邻居而被杀害的新闻，这无疑又刺激了托克洛夫斯基。

实际上，无论是自己在庆祝时被邻居警告，还是同事强调自我权利的行为，或者是报纸上因为吵了别人而被杀的消息，在托洛科夫斯基那里都变得敏感，而这种敏感强化了他的矛盾性，所以种种的内心冲突都是在自我暗示中完成的——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托洛科夫斯基在自我暗示中把自己当成了他人。所以公寓里那些正常的规定，在他看来都变成了阴谋，甚至衍生到了这个社会的规则。当托洛科夫斯基的公寓被盗，他想去报警，佐伊劝说他不要报警，因为这会影响到公寓的信誉度；当邻居母亲带着残疾的女儿告诉他，是别的人制造了吵闹声而不是自己，希望得到他的支持，托洛科夫斯基就认为他们是受害者；当迪亚兹夫人拿着几乎所有房客的要求，要他也签名针对制造噪音的人时，他以为是针对残疾母女，所以拒绝签名，从而有一种被孤立的感觉——如此种种，其实邻居的所做所为根本没有针对他，他们只不过想要维持一种安静的状态，而且不管是谁，也都没有出格的要求，所以在这个公寓里，他人都没有成为托洛科夫斯基异化的诱因。

当不存在外在的诱因，唯一让自己走向这条悲剧之路的只有内在的诱因。托洛科夫斯基的自我认同感是脆弱的，这一个波兰名字本身就带有太多的暗示，他在佐伊那里强调自己是一个法国公民，在警察局里也再三强调自己是法国人，“波兰，那是个贫穷的国家。”警察说起这句话的时候是无意，但是对于托洛科夫斯基来说，似乎就是一种揭露伤疤的行为，而且自我暗示越来越强，独居在公寓里，被邻居怀疑，似乎都成为他开始逃避的原因，越是自我暗示，越是感觉自己被孤立，所以托洛科夫斯基把他人对立在自己世界之外，他的所有行为都走向了自我异化。

斯黛拉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他是在去医院看望受伤的西蒙娜时认识斯黛拉的，在看电影时，他们暧昧过，甚至托洛科夫斯基也将手伸向了她的胸部，但是被后座的男人看见，使得这一暧昧被终止，这无疑像是性压抑一般，在托洛科夫斯基那里蔓延开来，当他们再次相遇，对他有好感的丝黛拉建议去他那里的时候，他找借口拒绝了，而当他那次喝多了去了斯黛拉公寓的时候，这种性压抑似乎再也无法恢复到常态，甚至斯黛拉脱去了他的裤子之后，他依然在想着和西蒙娜坠楼有关的事：“如果把我的胳膊砍下来，那就是我和我的胳膊分离了；如果把我的胃和肾挖出来，就是我的身体和内脏分离了；如果把我的脑袋砍下来，那么是我和我的身体分离了 还是我和我的脑袋分离了？”

我和我的身体分离了，是我代表我自己，还是我的身体代表我自己？托克洛夫斯基的这一自我呓语是陷入分裂的一个标志，似乎身体不再受自我的控制，当然也无法完成爱这个简单的行为，也就是在这一夜之后，斯黛拉先出门之后的门铃响起，托克洛夫斯基通过猫眼看见了门外的陌生人，他开始了可怕的谵妄表现：“你们都是一伙的，你这个婊子！”所以他将斯黛拉房间里的一切弄得狼藉一片，并逃离了现场，而逃离了现场意味着他真正逃离了自我，他必须在一种自我封闭的世界里才能找到存在感，才能在自我异化的世界里去除被怀疑的自我。

先前跳楼的西蒙娜无疑变成了托洛科夫斯基自我异化的象征物，他所居住的房间留着西蒙娜太多的影子，衣柜里的女性裙子，箱子里的指甲油和内衣，墙洞里的那颗牙齿，以及窗台外面的那个因跳楼破碎的棚子，这一切都在不断强化托洛科夫斯基的隔阂感，而房间里不同位置的镜子，更是制造了无处不在的镜像，当托洛科夫斯基无法处理和邻居的关系，他便越来越逃避到内心世界来，越来越在西蒙娜的世界里得到自我认同。其实，西蒙娜的跳楼和托洛科夫斯基的行为有着某种一致性，不管是墙洞里的牙齿，还是她曾经的考古学兴趣，或者别人寄来关于古埃及法老的明信片，都证明西蒙娜曾经活在一个封闭的世界里，甚至，她像极了和现代社会隔绝的木乃伊——最后跳楼之后在医院里被缠上了绷带，就是一个木乃伊。

所以，在这样一种镜像世界里，托洛科夫斯基似乎只有变身为西蒙娜，才能舍弃自我的分裂性格，所以他开始和西蒙娜一样爱喝咖啡，一样爱抽万宝路的烟，然后穿着她的裙子，涂上她的指甲油，甚至主动买来了假发，还自我欣赏：“真漂亮，宛如女神。”一种逃避，变成了一种异化，在愈演愈烈的自我异化中，他活在谵妄的世界里：幻觉出现在他进入厕所的那一瞬间，他似乎看见了对自己敌意的迪亚兹夫人，然后用手扼住了自己的喉咙，把自己当成敌人，或者让自己感受痛苦，这是一种明显的分裂；而第二次出现幻觉也是在厕所里，他走进去隔着玻璃看见对面自己的房间，却看见了自己站在窗口看着自己——自己看见自己，必定有一个是他人，他人在看，自我就被对象化了，就像在斯黛拉那里说的，“我和我的身体分离了 还是我和我的脑袋分离了？”

本是一体的，却变成了两个人，于是，一个是西蒙娜的身体，一个是托洛科夫斯基的意识，一个在镜子里，一个在镜子外，一个在窗户前，一个在对面厕所里——分裂无处不在，异化无处不在，所以斯黛拉是婊子，所以房客是杀人犯，所以一切的他人都是敌人，“他们要杀了我，逼我自杀。”不是他们要托洛科夫斯基变成西蒙娜，重蹈跳楼的悲剧，而是托洛科夫斯基一定要自己变身为西蒙娜，才能在嘲讽、排挤、异化中成为另一个自己，才能获得真正的存在感。

只是可惜，斯黛拉的爱对于他只是一种误解，甚至最后这一条线索悬置在那里；只是可惜，罗曼·波兰斯基强化了社会对人的异化，而弱化了托洛科夫斯基的个人病态；只是可惜，在缺少了内因的裂变中，跳楼的悲剧更像是一种被安排好的演出：第一次没有成功，没有成为真正的西蒙娜，就来第二次奋不顾身向社会报复的行动，而当全身缠着绷带像极了西蒙娜的时候，悲剧也只是一个人的悲剧，它在重复，却始终不是社会的共同病症——就像片名一样，怪异的不是社会，它只是“怪房客”的自我演绎。

《巴顿芬克》在1991年的戛纳电影节上获得了金棕榈和最佳导演两项大奖，而当时的评委会主席正是执导了《怪房客》的波兰斯基，据说波兰斯基在审片时十分煎熬，认为这届电影节的片子都乏善可陈，直到看到科恩兄弟的《巴顿芬克》，他才猛然从椅子上坐起，拍手叫好。当然，科恩兄弟也十分坦率，直言《巴顿芬克》是对波兰斯基《怪房客》的致敬。所以，两部电影不仅在文本意义上的关系紧密，在现实中的联系也很是巧妙。

《巴顿芬克》主要讲述了一个编剧在好莱坞的酒店房间中的心酸经历，而《怪房客》则是一个波兰移民在一个曾发生过跳楼事件的公寓中的诡异历程，二者的故事发生空间都集中于主人公所居住的房间。但是彼此的“房间”所指涉的特定意义却有很大差异，《巴顿芬克》中整个酒店其实是查理狂热的内心世界，同时象征巴顿编剧生涯心理的畸变与疯狂，它最后被“形而上”了，而《怪房客》中塔尔科夫斯基所居住的那栋公寓，它更多是功能性的-剧情发展的关键空间载体，波兰斯基在此片中的环形叙事手段将“房间”的焦点剥离很多，它不像《巴顿芬克》，后者将整个故事的重量压在了“房间”，通过外化的“房间”来表现内化的“人”，《怪房客》中跳楼女以及之后塔尔科夫斯基异化的叙事吸引力将房间的意义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我们仿佛是通过“诡异的房间”窥探到了“奇怪的人”，毋宁言波兰斯基《怪房客》的重点更在“客”，而不是“怪房”。

《巴顿芬克》的主人公巴顿是一位编剧，他有理想但才华有限，并嫉妒、压抑，逐渐地异化、逐渐地步向疯狂，《怪房客》的主人公塔尔科夫斯基是一个内向、和善温顺的波兰移民，笔者以为两部电影的人物命运走向的设置大概是一致的，他们都起初平静地生活，但逐渐陷入泥潭，最后崩溃、疯狂，陷入困境。但科恩兄弟在演绎时我们好似可以感觉到巴顿心态的缓慢移动，它更多是循序渐进地，巴顿一次又一次地灵感枯竭将他引向失控；而波兰斯基就比较直接，他将人物状态的转折设置地更加“突兀”，更加鲜明、强烈，塔尔科夫斯基突然地情绪失控-妄想被掐脖子宣告了人物命运的急转。在周围人物关系的设置上，《巴顿芬克》的人物群体更加固定、有序，最直接就体现在数量上，空间与人的关系是相对凝结的（当人脱离了电影中为其规定的空间时，其命运就随之流变），巴顿芬克在酒店和公司两个场景游走，接触之人也在影像上得以区分。同时，他们对于巴顿的那种关系绑带十分牢固，杰克对于巴顿的压迫，查理对于巴顿的安慰与揭示，作家夫妇对于巴顿的关怀，它们的情感脉络清晰，有条不紊地持续推进。但《怪房客》就比较零碎且紊乱了，人物关系的跳跃感十分强烈，只有之前跳楼的西蒙·肖是从始至终在塔尔科夫斯基心中坚固的，当然西蒙·肖却从未“真正”出现，塔尔科夫斯基最终也被异化成西蒙·肖，环形叙事更使其合二为一，因此，《怪房客》的“单主人公”设置意图更为明显，但这又出现了一个和主题相悖的矛盾，悲剧是由众多的“怪房客”造成的（电影语言也在首尾强调了“怪房客”们的群像），电影的统一性在这里出现裂痕。

两部电影的观影沉浸感都很强，这和导演讲述故事的手法关系莫大。故事起初都是在现实生活的逻辑下平稳地推进，我们毫无觉察到电影中时空的诡异，但之后又突然以“超现实”的逻辑来呈现，同样超现实所带来的疯狂质感与剧情的内部逻辑匹配，这种前后强烈的反差、对比让观影过程更加跌宕、耐人寻味。但科恩兄弟和波兰斯基对于“超现实”的理解却有相当大的差异，《巴顿芬克》将超现实置于外部空间-整个酒店的“形而上”人格化，人物相当程度上是滞后于突兀的环境，巴顿对于整个空间的改变是惊讶的，他毫无意识到是自己内心的扭曲引向了外部的崩塌。《怪房客》却将超现实置于人的内心-塔尔科夫斯基的变异与分裂， “怪房客”们的压迫将塔尔科夫斯基引向毁灭之路，他的灵魂游离，精神恍惚，人物身上的现实逻辑彻底地崩塌，他在用异化回馈异化。

我最近几年可能只买深颜色跟白色的衣服。

抽烟之后身体变差了，我要是个男的肯定就萎了，症状有一些：一运动就恶心、身上湿疹过了五六年又犯了、免疫力变差了。总而言之身上有腐烂的地方是我不能接受的，五脏六腑还不知道脏到了真么状态呢，有一天真想把他们都拉出来捏在手里把头探进去仔细瞧瞧，干干净净才要放心。也不知道三个家里的虫子是不是闻到了血液里发酵的味道，想过来加入这片垃圾堆里的圣餐。反正今晚也要想好久睡不着，明天清晨在梦里跑跑步吧。

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状态的呢？ 罗兰的是从看到自己的舌头根部那根神经开始，而我好像开始于跟朋友第一次见面，大一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她太纵容我了，当时的我像是她手里的癞蛤蟆，我把自己的丑陋、无知、冷漠和畏缩全都毫无保留的展现出来，丝毫意识不到当时的自己几乎像是被魔鬼附了体。

后来有个每天陪着的朋友走了，我自己一个人留在那个大圈子里。在酒吧破裂的那天晚上可能是我永远忘不了的一个晚上，人性在20岁的时候能下流到什么程度，19岁的我可能怎么也猜不到的吧。后来对人的戒备心就提高了很多，也不知道到底谁是可以信任的，很多时候周五三个人就去那个外国人多、没烟味儿的酒吧，喝不好喝的酒，然后睡几个小时的觉。后来很重要的一个项目都给搁置了，而这种生活方式只是来自心底的一个声音，你们怎么能那么确定，勇敢就是有用的，你们怎么就能那么坚信的去走上那条路，相信爱，相信或者不相信或者快乐。

我知道我最近好像不太对劲，半年了，这种不对劲发展的程度自己的头脑认识的最清楚。但是与此同时我也知道，自己正在试着去爱，变得越来越干净，试图用尽全力摆脱幻觉，离魔鬼越来越远。

女门房：前一个房客刚跳楼自杀，人还没死就又来了一个怪房客，真不明白这破楼怎么老有人来住，真是一天也受不了那些每天感觉自己高高在上的房客了。说真的，我并没有可怜那个跳楼的女人，这只能让我无聊透顶的生活添加点乐趣罢了。新来的这个虽然看起来有点怪，但还算有点礼貌，我看用傻了吧唧的这样的词儿更适合他。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跟我没半毛钱关系，他也别给我惹上什么麻烦事，也别招惹我的狗。

西蒙周：如果当时我能够有力气爬起来我会上楼再跳下来的，绝不会像现在一样忍受将死不死的痛苦。你们肯定想不到我会自杀吧，因为我从没把真实的自己展现给你们。我所表现的都是你们心目中的我，作为一个女同性恋我已经受够了别人的眼光了。斯特拉，我一直和你在一起，今天在我临死之际你竟然还带着一个陌生男人来看我，这简直比死还难受！我诅咒在斯特拉旁边这个看起来奇怪的男人，诅咒你会像我现在一样痛苦！

斯特拉：我不是一个放荡的女人，我只是因为西蒙周的自杀而太过伤心需要些安慰。塔尔科夫斯基是一个好人，虽然看起来和别人有些不一样。有时候我觉得他有点太过拘谨，或者说有点神经质，但我还是比较喜欢他。或许一开始我太伤心以至于失去了理智，在电影院里我不应该那么主动，那可能会让塔尔科夫斯基感到不安。如果是我激发了他不安的情绪让他无法平静，那么以后我应该尽量让他知道我是一个靠谱的人。

乞丐：作为一个有经验的乞丐你知道找什么样的人下手最容易成功吗，那就是和女朋友在一起的愣头青年。这次这个差一点就让他跑了，他说他没有零钱，但看他那样子不欺负他简直对不起自己。你猜我怎么做的？直接从他手中抢过钱，然后说两句不要在女朋友前丢脸这样的话就直接走人，没等他反应过来我就溜走了，甚至连声谢谢我都没说。

餐厅老板：我只能说那个房客很奇怪。我们可没怎么招惹他，谁知道那天他在我店里发什么神经，我们可没让他变成西蒙周，我也没有任何阴谋。我的餐厅不大，能做的食品也没几样，实际上大多数人也就只点那几种吃的。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生意人，实际上我店里一直就没有高卢人香烟，只有万宝路的，我不能只为了他一个人就去专门进一批高卢人香烟，那样我会亏本的。

男邻居：我就知道是那个臭小子，刚来没多久就半夜在屋里折腾，我必须这次就要吓住他，不然以后我就没法好好睡觉了。他们人多又怎么样，道理在我这里，幸亏这个房客还懂点事。我必须让他知道绝对不能再有第二次了。

男同事：那天晚上我很不高兴，其实大家也很不开心，塔尔科夫斯基为了一个不认识的邻居糟老头子让大家走，太TM扫兴了。我知道他是一个老实人，虽然他跟我们聊天基本没在一个频道上但我们已经很迁就他了。我忍不住要报复一下他，我晚上请他到我家故意把音乐放到最大，我要让他看看我怎么对待客人和那讨厌的邻居的。我平时没这么不讲理，谁让那天晚上他太扫大家兴了。对待来抱怨的邻居连忽悠带吓唬就行了，我敢保证，我说完我认识警局的主管之后那邻居以后肯定不敢来抱怨了。

加德里安夫人：我知道我一个寡妇带着一个残疾的女儿肯定会让人看不起，实际上已经有人在欺负我们了。但我又能做什么呢，我只能找善良的人寻求帮助，还好，新来的这个房客是一个善良和正直的人。不过我告诉女儿做人千万不要太善良，那样会经常受别人欺负的。但没想到的是这位房客会为了我们得罪蒂奥兹女士，现在他好像成了大家共同讨厌的人了，这倒是让我高兴的事。你们不要骂我，现实就是这么残酷，我要抓住这个机会，不然我和女儿还是会遭殃的。既然大家都讨厌这个房客，那我就再添把火让大家讨厌他到底吧！

西蒙周的朋友巴达尔：我是一个懦弱的男人，连对喜欢的女人都一直不敢告白。生性懦弱是一个痛苦的事情，我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失败者，但西蒙周的死还是让我崩溃了。我不懂为什么老有人会欺负我，难道我脸上写着“好欺负”这三个字吗？塔尔科夫斯基是我见到过的最单纯也最善良的人，真的，就算对于我来说他也太过单纯善良了。他这次帮助了我，我希望能够让他意识到自己的优点。我相信只要保持自己的优点就一定会得到大家的喜欢的。

蒂奥兹女士：我真的很讨厌加德里安夫人那种可怜兮兮的好像每个人都欠了她似的样子。最重要的是她太不合群了，晚上还老是搞出杂七杂八的声音让我不能好好睡觉。这次我让这个新来的房客签名以便大家联名一起投诉那个老女人但没想到的是他竟然拒绝签字。更让我气愤的是他还敢反驳我，好像我无理取闹一样。通过他我才知道原来加德里安夫人还有个残疾的女儿，当然，我对这个一点也不关心，她可不可怜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下好了，加德里安夫人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这个奇怪的房客现在才是我最讨厌的人，看我怎么整他吧。

女司机丈夫：我必须要承认的一点是撞到这位男人我老婆其实应该负有一定责任的，我一直告诉她要慢点开车，但她就是不听。但我们都这么一把年纪了不能在到警局里受罪了，我推脱几句大家也是能够理解的吧。那男人醒来后看起来有点不正常，这让大家更相信了我说的话，现在我只想帮助这位可怜的人。

房东：你们肯定认为导致这位怪房客自杀的主要原因是我造成的，毕竟他住的是我的房子。但话又说回来谁又让他住我的房子呢，他来的时候上一位自杀的访客甚至都还没死。一开始我还担心在上位房客自杀后就不会有人来租我的房子了，既然他明知有人自杀现在还来租我的房子那我为什么不把租金再稍微提高点呢，做生意的人都懂这个道理吧。我年龄已经不小了现在也只能靠这个赚钱。不管怎么说我对这位房客很有好感，但我必须让他知道我的房子对他的重要性，所以我时不时的要给他一些压力，甚至在他房子被盗了之后我也要稳住他。我不能让他报案，那样就更没人租我的房子了，相信在我完“认识警局的主管”这样的话之后他就没有要报案的想法了。我承认他的自杀或许有我的责任但我的做法并没有错，如果换做是你你敢保证比我做的更好吗？

博主：《怪房客》是罗曼波兰斯基自编自导并且主演的一部黑色心理惊悚片，主角在上一位房客自杀之后住进了这所房子成为了新的房客，但最后他竟然变成了上一位房客完成了一次自杀的循环。压抑的环境，冷漠并且互相猜疑的邻居被罗曼波兰斯基刻画的印象深刻，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大多数情况下个体的人始终是被环境改变而没法改变环境的。但我们是时候关注一下电影的名字了—《怪房客》，而不是怪邻居。

我们怎么理解罗曼波兰斯基扮演的这个角色呢，或许从一场戏里我们便可以看出来这位房客的怪异之处。在给西蒙周举办葬礼的时候，包括罗曼波兰斯基扮演的这个角色塔尔科夫斯基在内大家都在听神父祷告。神父的话对在场的人没有任何指向性，但塔尔科夫斯基却把神父的每一句话都当做成了对自己的责难，以至于最后他不得不落荒而逃。从另一个角度看，他的怪在于他的外在表现过于理想化，温和善良并且正直，就连乞丐都能够欺负他。就是因为外在表现的理想化导致了自己心理的异化，这导致了他把别人无意的行为和话变成了一把把刺刀刺向了自己的内心。

或许从心理学上我们更能理解到底“罗曼波兰斯基”是被大家逼死还是被自己所逼死。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倡导贤人统治国家，武士保卫国家，农民负责生产。柏拉图把人分成了三个等级，并且赋予了三个等级的人不同的工作，教育水平，思想水平。这或许启发了佛洛依德的本我，自我和超我的人格学说。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对应到柏拉图的理论上我们可以看到，农民表现的是本我，追求的更多的是肉体的欲望。武士表现的是自我，忠诚于君主对欲望有所控制。而超我则是对统治者的理想化诉求，处于人格的至高层按至善原则行事。而电影中塔尔科夫斯基对于外界则一直处于超我的表现之中，其他人更多的是本我或者是自我。但在现实生活中超我人格恐怕很少人会见到，也很难做到，原因恐怕是有所局限的物质条件或不甚理想的人文环境。想象一下在农民之中有一个异类的武士存在，恐怕这位武士如果不改变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则无法在农民之中存活，更别说农民之中有个异类圣贤存在这样的事了。

所以我们如果谴责电影里冷漠的邻居的话简直就是在谴责我们自己。“罗曼波兰斯基”的死更多的是因为顽固的外在超我人格对于本我人格的压迫导致本我人格的异化，最后他终于变成了上一位自杀的房客西蒙周。通过这部电影我们似乎一开始都没有把“罗曼波兰斯基”的死归结到他自己的身上，那是因为我们都有可能会成为电影中的主角，这也是罗曼波兰斯基黑色电影的危险之处。超我人格固然至善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本我人格的合理性。当然，这绝对不是让我们放弃对理想人格的追求，这只是我们在追求至善至纯的道路上对其进行的有益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