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

一

看完《二十二》，影片结尾，有一位老人的话是：谢谢你们。

我感到挺惭愧的。我认为自己平时在好好工作、努力生活，但这一刻，我觉得自己有罪。

对这群人经历的苦难，我曾视而不见。我不是第一次听说“慰安妇”了，但我从来没有好好看过她们的生活，看她们如何度过劫难后的漫长岁月。

而且，她们正在迅速地离开这个世界，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也许是出于相似的感受，同场的观众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在电影落幕后就离场。

正片加上字幕，总共99分钟。最后4分钟是满屏滚动的名字，32099个。他们是为这部电影众筹了发行资金的人。这本来是挺无聊的画面。

但大家看完了所有名字，听完片尾曲，没有人说话。灯亮了，好些人还在位子上发怔。

因为残忍，一些人曾回避这个群体。更多人选择忽视。

于是，电影结束，很多人都产生了和我一样的愧疚感。愧疚感源于忽视，源于看见了，却什么都做不了。

以下有电影内外的一些经历过那场劫难，幸存下来的老人故事。随着时间，她们在一个接一个离开。面对这些一天天消失的名字，现在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知道她们，是看见。

是让更多人知道和看见。

没想到日本人老了，连胡子也没了

王玉开 （1920—2013）93岁 海南

第一个故事，我想说说王玉开。

她晚年一个人生活，住在山上。

日本鬼子来扫荡那天，她正和丈夫在家做饭。在厨房，她被三、四个日本士兵围住，轮奸。丈夫被绑着手脚，吊在门口，目睹妻子被侮辱。

之后，王玉开经常被日本士兵拉到据点。

一位日本志愿者米田麻衣，后来见过王玉开。她给老人看了日本军人老了的照片。本来以为老人会咒骂，结果王玉开只是笑着说：“没想到日本人老了，连胡子也没了。”

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着这条命来看

韦绍兰 （1920—）97岁 广西

今年，韦绍兰97岁。

《 二十二》里，她的一句话打动了很多人：“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着这条命来看。”

5年前，郭柯就知道了韦绍兰。当时他拍摄了《三十二》，那一年，全国公开身份的慰安妇幸存者人数是 32。

韦绍兰每个月的生活费只有30 元，她最爱吃白菜，因为白菜便宜。

但拍摄《三十二》的那个冬天，省吃俭用的韦绍兰却给了郭柯一个 100 块的红包，像家里的奶奶：“给你们妈妈买点糖吃。”

韦绍兰是 1944 年被日军掳到慰安所的，去的时候还带着女儿。3 个月后她逃回来了。丈夫说，你还晓得回来啊。她 3 个月没哭，这一刻哭了。

婆婆却说，不是她学坏，是日本人在山头拿到她的。

又过了 1 个月，韦绍兰发现自己怀孕了。想死，喝农药。被邻居救下来。还是婆婆劝她，死什么，不管是男孩、女孩，生下来。

1945 年，日本人投降的那一年，他生下了儿子罗善学。这个孩子从小被人指着说是日本人。谈过 6 个姑娘，最后终身未娶。

韦绍兰曾参加过东京“战争与女性暴力和平资料馆”的公开活动。活动上，她痛哭不止，却没有停止陈述。

从 1995 年起，中国大陆有 24 位“慰安妇”幸存者，在 4 个起诉案中控告日本政府，全部败诉。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曾统计，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20 万以上的中国妇女被迫沦为日军的性奴隶。

郭柯在拍摄中，对慰安妇们的苦难有想象。但有些东西还是出乎意料。

他问过韦绍兰和罗善学同一个问题，将来会怎样。

罗善学说，之后病了没有人端水，就喝农药去死。

韦绍兰却讲，“我还没有活够，这个世界红红火火的。我要留下命来看。”

郭柯不再刻意和这些老人聊那段最悲惨的往事。这些幸存者也像我们家里的长辈一样喜欢回忆，但更多是回忆小时候。

有一次，韦绍兰讲起了还是姑娘家时，她经常上山放牛，爱唱山歌。讲到这段，她笑得像小孩子一样。

那首歌是这样的：

“日头出来点点红，照进妹房米海空，米海越空越好耍，只愁命短不愁穷。天上下雨路上滑，自己跌倒自己爬，自己忧愁自己解，自流眼泪自抹干。”

郭柯觉得这首当地山歌，就像是韦绍兰自己的生活。

这一生过后，再也不想投胎了

毛银梅 （1922-2017.1）95岁 湖北

现在住在湖北的老人毛银梅不愿意回忆慰安所的事，提到就一直哭。哭完了，又像想起什么，自顾自用日语说“欢迎光临”、“请您上楼”，说的时候她微微弯腰，脸上是类似微笑的表情。

她是朝鲜人，原名朴车顺，1943年，18岁，被骗到了中国的慰安所。她打心里感谢毛主席，所以逃出来后，给自己取了中国名字毛银梅。一起被骗来的朝鲜姑娘，两个跳江死了，一个因为怀孕被日本兵拉去打胎，一去不回。

她已经不太认识韩语了，但依然会唱韩国民歌《阿里郎》。唱歌的时候，她安静地坐在门口的木椅上。声音悠长。

她还爱摘栀子花，桶里盛水养着，一朵、一朵地分给摄制组成员。

年轻人离开的时候，她会难过的抹泪。有人来看她的时候，她开心得像小孩。

毛银梅没能在电影院里看到自己，今年1月18日，她去世了。

在过去的采访中，她曾说，这一世过后，再也不想投胎了。

她一生没法生育，养过很多野猫，五条狗

林爱兰 （1925–2015.12） 90岁 海南

关于慰安所，林爱兰不想多说。她有另一段让自己骄傲的经历：当过红色娘子军，用枪打死过日本人，得过两枚抗日奖章。

晚年她住养老院，房间的墙上挂满了刀，床上爬满蚂蚁。她说挂刀是想在小偷来的时候砍小偷。说这话时铿锵有力，但实际已经腿脚不便，走路都要倚着椅子。

在奖章不见时，她着急了，怀疑是一个村民偷的。第二天，摄制组帮老人打扫卫生找到了奖章。林爱兰不好意思地笑了，特别羞涩。

一提起母亲的死，她会忍不住哭：“他们（日本人）把我妈绑住扔河里，我想到这个就心痛。把我母亲绑住手脚扔到河里，让水冲走了。”

从日军那里逃脱后，林爱兰再也没有嫁人。她一生没法生育，养过很多野猫，五条狗。

她在2015年年底去世。

是日本人抓你去的，不是你自己要去的，日子该怎么过怎么过

李爱连 （1928—）89岁 山西

家在太行山的李爱连是在新婚之后被抓到慰安所的。丈夫是游击队员，也被日本人被抓了，别人劝她改嫁，她不听。

老了之后，李爱连还是爱笑，看见孩子、野猫都会笑。

但想到已经过世的丈夫，她会忍不住流泪。从慰安所回来后，她被人非议。丈夫却说，是日本人抓你去的，不是你自己要去的。日子该怎么过怎么过。

在一个下雨天，李爱连终于愿意直接讲述那段往事。日本人曾饿了她三天三夜，最后扔给她一堆大葱，她连吃了8根，吃得胃火辣辣地痛。落下了胃病。

最后，郭柯却没有把这段回忆剪到成片里。

她喜欢坐在家门口晒太阳，让暖暖的阳光照到脸上

王志凤 （1928—）89岁 海南

王志凤笑时一双眼睛眯起来，能看得出年轻时她的美貌。小儿子曾不止一次问她：爸爸条件这么差，你为什么要嫁？她说：被糟蹋过的女人，没有大户人家瞧得起。

16岁时，她外出捣米，碰上了日本兵，被抓了慰安所，白天挖战壕，夜里做慰安妇。虐待和殴打下，她很快染病、身体溃烂。父亲的兄弟们凑钱把她赎了出来。

从1939年到1945年，占领海南岛的6年里，日军设立70 多个慰安所，有慰安妇数千人，她们大多病死、自尽、被杀，战争结束时，仅剩不到 100 人。王志凤是幸存者之一。

因为那场劫难，她右腿腓骨上至今还有一道十几厘米长、两指宽的白色伤疤，夜里经常痛。

图片来源：成都商报

她恐惧出门，在生产队干集体活时，只要天稍擦黑，她就要等别人同路才敢回家。即便出门，也不敢和别人说话。

小儿子放弃了在外打工的机会，专门回家照顾她。

王志凤现在喜欢坐在家门口晒太阳，让暖暖的阳光照在她脸上。

她五官端正、鼻梁挺直，可以看出年轻时很美

何玉珍 （ 1921—2014.11） 93岁

网上有一张照片，是2014年12月2日，韦绍兰望着何玉珍的遗像。

当年，她们一起被日本人抓走。40多天后，何玉珍趁着鬼子睡熟逃走。战争中，何玉珍的丈夫被征兵后一去未回，母亲哭瞎了眼，弟弟精神失常上吊自杀。

这一生唯一的安慰，就是改嫁后丈夫对她不错，抱回来的儿子也孝顺——大部分慰安妇因为身体遭受严重伤害，终生无法生育。

曾走访慰安妇的作家段瑞秋第一次见到何玉珍时，她看到：“她五官端正、鼻梁挺直，可以看出年轻时的美丽。但深陷的眼窝里，眼光疲倦，已有老年痴呆的症状。”

她美，这让人更难过。2014年年底，何玉珍去世。空荡荡的屋子里，只有一张桌子和一张孤零零的遗像。

影片公映的前一天，海南的黄有良老人去世，她是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郭柯拍摄过的22个老人，现在减少到了8位。

这是“最残酷的倒数”。

《二十二》的开头是追悼会，结尾是葬礼。她们一一离开，镜头里只留下白雪覆盖的空空的大地。

那个白茫茫的镜头，给人深深地无力感。她们一天天离开，我们不知道能做什么。

但因为人们的这种愧疚感，变化似乎也真的在发生。

大概一年多以前，上海“海乃家”慰安所遗址面临拆迁，附近的中学生接受采访时还说：不是很光彩，还是不要特别了解比较好。

但今天，《二十二》上映的第一天，我朋友中午买票时发现，附近晚上有场次的影院都满座了。

导演郭柯告诉我，他本来对这部电影没有任何预期：“谁都不敢想，这些宣传是钱做不到的。”

紧迫感在我们之间蔓延，再不去看就来不及了。“遗忘历史就等于背叛。”

虽然“看见”只是第一步，感到惭愧只是第一步，但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二十二》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回望的视角，不是悲愤和仇恨。而是克制着去看，是深情地凝望。

有些人希望她们被遗忘，那些不道歉的人。

连我们也差点忘掉她们。

赶在所有名字消失之前，你看见了吗？

题图来源于正版图片素材网站：图虫创意

要看见，要温柔，要记得。

今天是815光复日，订了中午的票去看《二十二》。

慰安妇是个非常沉痛的话题，就像奥斯维辛一样，但它却鲜明地在讲述着两个主题：战争的恐怖，人性的欺他。

那些来自日本农村、年纪轻轻就走上了战场的日本兵，在中国人眼里是可怕的，然而，对于这些年轻人的日本人来说，每天面对鲜血与死亡的战争生活，对于他们自己仍旧是可怕的，他们也每日生活在恐惧之中。

前阵子翻看英文小说《通往北方的小路》，作者写那个扣押着盟军战俘，命令他们在缅甸丛林里修铁路的日军军官，每天噩梦连连，他产生幻觉，觉得东南亚丛林里的各种虫子在撕咬他，这就是战争与死亡恐惧，对他的折磨。

在战争中，无论是侵略者还是被侵略者，都在经历着煎熬。

所以曾作为纳粹士兵的德国作家海因里希伯尔，曾在前线上写信给家人，请求寄点麻黄碱来，用药物的刺激来支撑自己，在残酷的战场上活下去。

慰安所的存在，就是日军上层给普通士兵们发放的人肉麻黄碱，抚慰和释放这些年轻人的恐惧，好让他们继续当炮灰，而代价就是中国与朝鲜女人的噩梦人生。

既然彼此都这么煎熬，为什么还要发起战争呢？

要从这场战争的起因说起。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自爆南满铁路奉天柳条湖段，反诬中国军民所为，遂炮轰北大营，第二天占领奉天。这就是918事变，也叫奉天事变，是日军侵华的开始。

但事变发生时，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竟然并不知情（这点有争议），是几位好战的少壮派军官发起了事变，连当时的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都毫不知情，无法劝阻，本庄繁也好，日本军部也好，政府也好，都是事变发生后被动地接受了这个事情，并希望于和平解决，但少壮派不断在关东军、军部、政府中横冲直撞，贼挡杀贼，佛挡杀佛，连财政大臣和首相犬养毅都被军人暗杀。

也就是此时，对华侵略才成为了主流思维，因为好战的少壮派军人用蛮横和暗杀，控制了政府的意见。

而这些少壮派军官，是什么样的人呢？

他们留学欧美多国，会多种语言，有人甚至独自穿行莫斯科到远东，只为了绘制地图，他们一心想要改变中国，改变日本，改变全世界。

中国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退位时，少壮派军官之一的石原莞尔正在朝鲜驻守，他带着手下士兵，跑去首尔附近的山上，放声欢呼，因为他们觉得，落后的封建制度在中国结束了，中国将和日本一起进入新时代了，进入他们所认为的新时代了。

他们对世界有个非常偏执的认识，科学的，现代的，民主的，开放的，强大的，落后的，封建的，腐朽的，劣等的，他们希望依照他们的世界观改造日本，改造中国，乃至全世界，当发现张作霖作为封建军阀代表不接受他们那一套时，他们先是除掉了张，进而发起了奉天事变。

正是这些偏执的、希望以自己的价值观改造世界的少壮派，把日本、中国、朝鲜，乃至整个东亚、东南亚都拖进了恐怖的战争岁月，也就出现了无数个像《二十二》中提及的慰安妇的噩梦人生。然后一旦走在了战争的高速公路上，就没了回头路，只好顶着噩梦，一路走下去，直到失败。

有时候想想，想要改变世界，或许不是一件坏事，但最好是你自己去改变，不要拖上别人，因为即便是改坏了，顶多是你自己倒霉。

可是往往事与愿违，改变世界这种事，必然就是需要世界都参与，最后也就是一起遭殃。

所以如果说《二十二》和战争对我有什么启示，就是要远离那些总憋着一股蛮力要改变世界的人，尤其是那些总想拉着别人参与到他的改造世界宏伟计划中的人，都要敬而远之，因为他们从来都赔付不起他们给这个世界造成的伤害和损失。

PS：把慰安妇简单看作中日民族仇恨历史，太狭隘了，因为慰安妇受害者中不只有中国女性，还有日本本国的女性，还有朝鲜女性，东南亚国家女性，这是战争罪恶的历史，是女性被男性践踏的历史，同时，无论是慰安所里的女人，还是走进慰安所的年轻日军士兵战争炮灰，也是每个男人女人作为个体，被国家机器绑架迫害和践踏的历史。

《二十二》，从来没有一篇文章，在写题目的时候就觉得心里如此沉重。二十二，二十二岁？二十二年？不，是二十二个人。“慰安妇”是很多人都觉得特别敏感，不愿意面对的一个词，对，影片《二十二》就是讲述的仅剩的22名“慰安妇”。 　　《二十二》是由四川光影深处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推出的一部关于在日军侵华战争中中国幸存的“慰安妇”长篇纪录片，由郭柯执导，二十二位“慰安妇”参与拍摄，也是中国首部获得公映许可的“慰安妇纪录片”。该片以2014年中国内地幸存的22位“慰安妇”的遭遇作为大背景，以个别老人和长期关爱她们的个体人员的口述，串联展现出她们的生活现状。从1932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中国至少有20万女性被日本侵略者强征为“慰安妇”，至2014年，仅仅在中国内地剩了22名幸存者，这就是片名《二十二》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世的幸存者越来越少。这些我们都知道，可是对于她们真正的了解，我们缺失的太多。我们经常会感慨“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那她们呢？谁又真正了解过。 　　虽然沉重，但是导演郭柯并没有刻意的去渲染苦难，他用温和的镜头，淡淡的色调，为观众平静展示了这22位老人的生活。即使大雨也不是那种“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的昏暗感，相反带给人一种“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的宁静。片子没有去贩卖苦难，就是真人真事的记录，可是这些却远比刻意的戏剧性带给我们的意义和启示更加真实。导演用严格的标准只拍当下，不用历史的画面，也不用刻意的剧情化，因为她们本身的存在就超越了影像。导演也没有过多的融入自己的想法，只是用镜头凝视着她们，不必千言万语，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会告诉你很多，可谓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很多女性在战争期间被日军诱骗、强迫，沦为日军发泄性欲、任意摧残的性奴隶。她们在战争期间受尽各种难以想象、难以启齿的虐待，其中大部分当时就被折磨至死。在煎熬中，她们日盼夜盼终有一日能重返家园，她们也是“故乡今夜思千里，双鬓明朝又一年”，然而当她们历经艰辛回到故乡，等待她们的却并非同情，而是无休止的歧视，侮辱和排斥。人们凭着自己的主观爱恨去标签化她们，在一部分普通人眼中，她们是耻辱的。可是，正是她们，为那些普通人，背负着他们没有勇气去面对的过往。92岁的老人韦绍兰是其中的一位受害者，当年在逃回来之后，伴着咒骂声，过得生不如死。她的儿子也一辈子生活在阴影之下，60多岁独自一人的他，是因为村子里的人总说嫁谁不好，嫁个日本人，他也是“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人们没有忘记仇恨，可是却选错了对象。在2017年8月14日，电影上映前又一位老人去世，她们由刚刚拍摄时的22位，到如今只剩8位，她们这一生可能等不到日本人的道歉，可是，她们可以最终获得这个社会的认同和关爱，等到国人的尊重。放下的是她们，放不下的是我们。导演通过影片让我们知道了，现在的他们就是一群普通，可爱的老人。 　　很多人在讨论，到底应不应该拍这样的一个纪录片，有人觉得不应该，不该再去揭开老人的伤疤，打扰她们的平静，可是历史就是现实，我们不说不代表它没有发生，不代表它不存在。她们就是历史的见证者，圆明园的断壁残垣还留在那里，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没有资金去修复吗？不，不是的。它留在那里，是为了告诉我们，不要忘记那段屈辱的历史，无论国家如何强盛，都要不忘初心，奋勇向前，不停止脚步。 　　正如人们所说，面对伤痛，不终日怨恨，但一刻不忘，过去的苦难都将激励我们奋勇向前，终会“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

在纪录电影《二十二》里，最令我久久不能忘怀的是这样一个场景——当日本年轻女孩米田麻衣拿着已经老去的日本军人照片给一位曾经的「慰安妇」看时，米田麻衣说老人笑了：「日本人老了，胡子也没有了，以前是有胡子的。」

这和我以为的不一样。想象中老人应该是情绪激动，或者愤怒或者难受，甚至只是看着照片落寞地长久说不出话来。但都没有，老人只是笑了。

——这一点都不艺术。

其实相比于郭柯导演的前作《三十二》，《二十二》也不够艺术。

《三十二》虽然名义上是说的到2012年为止中国大陆仅存的三十二名「慰安妇」，但其实它只选取了其中韦绍兰的故事。韦绍兰曾经被日军抢走后当过一段时间的「慰安妇」，在逃回家时却怀上了日军的孩子，《三十二》讲述的便是韦绍兰和她的「混血儿」儿子罗善学的故事。

当罗善学讲述着由于自己的身份带来的一生悲惨事情时，观众们被感染了，在弹幕里他们留下了「你是中国人」、「你是我们的同胞」的话。

可以肯定，《三十二》在拍摄上是下了功夫的，它把韦绍兰和罗善学的故事讲清楚了，打光、配乐、镜头都让整部纪录片弥漫着悲伤的情绪，观众为之愤怒、为之悲怆。

两年后，当郭柯再次记录同一题材时，以上种种都消失了。不妨想一想，如果《三十二》失去了对剧情的叙述、放弃了对镜头的美学要求，那么在这部纪录电影里我们看到的只是零零碎碎的絮絮叨叨，没有义愤填膺也没有正义凛然，没有了艺术加工。

不够艺术了，那么剩下了什么？剩下了真实。

当你看到了韦绍兰和罗善学的事情后，你觉得他们的生活情况是什么样呢？无论如何，你所觉得的都只是一种建构，是带着你固有观念进行的建构，但也许真实情况你是想不到的。

韦绍兰拿着很少的低保，观众都会担心她这么多怎么维持生活时，她说的是：「会用就够了。」

当我们以为韦绍兰会绝望、会感慨人生对她不公时，她说的是：「这世界这么好，现在我都没想死，这世界红红火火的，会想死吗？没想的。」

以上是《三十二》里面的画面，《二十二》则进一步放大了这一特点。真实。

我们想要看到的，和这一切真实存在的，究竟是一致的吗？当我们回忆起被迫沦为「慰安妇」的约二十万中国女性时，我们脑海中只剩下了惨、怒、悲，这源于我们的固有印象，于是在我们的想象建构中，她们应该是控诉、应该是要我们不能忘记历史。

但我们却忘记了，她们自己才是历史的见证人。

于是在《二十二》里，尽管通过琐碎的剪辑我们也许无法记住二十二位老人各有什么特点，哪些话具体是哪个老人说的，但有些话我们一定会记得，因为活到现在的老人们，大都是说着同样的话。

「他们（采访的记者）每次问我的那些问题，我都不跟他们说真话。」

「自从十七岁之后，我就再没有提过这些事了，没有、没有，我想把它们带走。」

「这么大年纪有什么说头啊？过去就过去了。」

……

她们生活得并不好，年纪也大了，几乎都在乡村，每次有人来村子里采访、送东西时，村里人都会指指点点，但她们还是活着。我们也不必去赞颂她们在坚强地活着。坚强地活着是因为心里苦却咬咬牙，但她们也许并不需要很坚强才能活下去。

在纪录片里，有一位老人，生活在土坯房里，吃的东西也不好，但她养了好几只野猫。据她女儿说，这些猫本来都是流浪猫，但她看见了就不忍心了，于是有时宁可自己吃不饱也要让猫先吃。

在纪录片里，还有一位老人，当影片里拍摄的工作人员到她家时，没有和她聊有关「慰安妇」的话题，而是看着老人美滋滋地做着午饭，她一会儿搅动着锅，一会儿往火堆里扔玉米，充满干劲。

在纪录片里，还有一位老人，当她进入镜头时，不是在陈述也没有任何动作，而是半坐在床上，静静地、全神贯注地看着电视，电视里放的是86版《西游记》，当孙悟空化身蓬莱山神仙骗得了银角大王两个蠢手下的宝贝时，老人开心地笑了。

在纪录片里，还有一位老人，她原先是韩国人，后来逃难来到了中国，在影片里，她温情地唱起了朝鲜族民歌《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哟！我的郎君翻山过岭，路途遥远，那边的那座山便是白头山吧，冬至腊月也有花儿绽放！」末了忍不住又唱起了《桔梗谣》：「桔梗哟，桔梗哟，桔梗哟，白白的桔梗哟，长满山野，只要挖出一两棵，就可以满满地装上一大筐。艾嗨艾嗨哟，艾嗨艾嗨哟，艾嗨哟，多么美丽哟，多么可爱哟，这也是我们的劳动生产。」

她们在唱歌。

人各有苦，人也各有乐。不要去开上帝视角看别人、要求别人。

在纪录片里还有着这样一个情节，终于老人开始主动说起了自己的事，说着当时的经历、说着逃回家后丈夫的安慰、说着父母的难过。

然而到最后，几乎每个老人都会这么说：「我说完了，不说了，我说得不舒服。」

是啊，谁不知道自己的苦楚呢？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她们比我们更清楚发生了什么，作为旁观者的我们都会生气都会痛哭，更何况她们？

但是她们并不想让自己生气、想让自己痛哭，也不想让别人这样。

作为一部本该沉痛的纪录电影，我们看到的、听到的大都是老人们的笑容和笑声。

我愕然，然后我莞尔。

导演也许就没想赚你眼泪。因为你是中国人，所以你会天生对这个题材敏感，无论质量如何只要涉及到这个题材，只要看到悲惨的情状，你的泪腺都会遏制不住。但导演不想这么做。

因为对老人们来说，陷入过去并不是她们生活的主旋律。我们可以一哭了事然后继续做其它事情，但老人们的生活是她们自己一天一小时一分钟一秒钟地在度过的，她们必须找到活下去、并且是开心地活下去的希望。

影片最后，引用的是「中国慰安妇民间调查第一人」张双兵说的一句话。

1982年的秋天，当张双兵带着学生在校外活动时，他看到一个颤颤巍巍的老人在谷地里行走，当他上去帮忙后，老人笑了，然后和张双兵建立起了长久的联系。通过聊天得知，这位老人曾经两度被日军抓去当过慰安妇。当时的张双兵想的是，多记录下这段历史，于是他经常在聊天时把话题引向那段经历。

每次那位老人都是这么说：「不说了，说出来让人笑话。」

直到1992年，张双兵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民间对日索赔的报道后，兴奋的他找到老人，希望能帮老人找日本政府索取赔偿。老人想了很久，终于开口，据张双兵回忆，老人讲了很多次，断断续续的，本来开开心心的老人每次讲到这个都是以泪洗面，然后讲不下去。

这之后，第二个、第三个……

然而到了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终审判决：承认历史事实，但不予赔偿。理由一，诉讼时效已经过期，二，日本法律规定个人不能起诉政府。

张双兵后悔了。

在《二十二》电影的最后，引用的就是张双兵后悔时说的一句话：「可是到头来，一分钱赔偿、一句道歉也没有。反而通过这种方式，让全村甚至全国的人都知道了她们的身份。」

她们如果太较真，那么在遭受苦难的第一天就会「死去」。所以真实人生中，她们永远有着温馨、有着希望、有着美好、有着歌声。

较真的不该是她们，我们也不该逼着她们表现出较真。——但较真的应该是我们。

截至今天，中国大陆只剩下了八名「慰安妇」。

（在几日前撰文时，这个数字还是「九」，然而08月12日传来消息，当日21点，海南「慰安妇」事件受害者黄有良阿婆含恨去世，终年90岁。）

写得很琐碎，就像纪录片那样琐碎。但我们不必从中去提炼出什么大道理或中心思想，不必愤慨也不必强调说什么要铭记历史，我们只需要去陪着她们，看看她们真实的生活是什么样。

我们不必从她们身上去提取意义，但我们应该知道我们该做的事情。

电影《二十二》八月十四上映，谁都清楚这个日子意味着什么。陈歌辛有一首歌是这么唱的：「每条大街小巷，每个人的嘴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冬天已到尽头，真是好的消息，温暖的春风，就要吹醒大地。浩浩冰雪融解，眼看梅花吐蕊，漫漫长夜过去，听到一声鸡啼。经过多少困难，历经多少磨练，多少心儿盼望，盼望新的消息。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如果你知道这首歌的诞生背景，你会被感动到的。

（本文刊载于澎湃新闻「有戏」栏目，同发于公众号书林斋（Kongli1996）与微博：孔鲤。）

来公众号「书林斋」（Kongli1996）、微博「孔鲤」及豆瓣「孔鲤」。

我写，你看。

关于历史，有或多或少的了解，侵略了哪块土地死了多少人经常被人提起，而这些抗战时期丢失尊严的少女却不经常被人记住或者说一带而过。

皱着眉头看完这个纪录片，心情五味杂陈，当时的她们都还是花季少女，却被肮脏的东西弄脏了她们的身体，亲眼看着自己的亲人被杀害，老奶奶说“不说了，说了我难受”。七十多年过去了好多人从来都没向别人提起过，饱受屈辱的活着，一些人因此不能生育，还有儿女因身份的原因不能结婚。

见证过历史的人越来越少了，但是不证明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以纪录片的形式展现沉重的历史让更多新一代的人知道，勿忘国耻牢记历史。

中国第一部获得龙标的慰安妇题材纪录片《二十二》，在完成拍摄两年后，终于得以公映。

《二十二》预告海报

之前我曾在不同的地方看过导演郭柯的采访，并对围绕这部影片的争议有一些了解。直到看过影片之后，才终于有底气可以写下自己的感受。

虽然这部影片的豆瓣评分在公映后迅速上涨，但在几个月前，围绕韦绍兰老人拍摄的前作《三十二》的豆瓣评分为9.2，《二十二》的评分只有7.3。乃至专门有人在讨论版发帖问：《二十二》到底差在哪里？

《三十二》剧照

过于平淡、结构松散——这是此片为大部分人诟病的地方，仿佛导演欠缺处理这种明明很“有料”的素材的能力。

但我认为，并非如此。相反，可以很明确地看出，在拍摄《二十二》时，导演对这个题材有了更成熟的看法，对自己的拍摄对象，也有不同的态度。

正如海报上写的，它是一部中国幸存“慰安妇”生活现状纪录电影，而非扛大旗的历史纪录片。

于是我们看到老人们坐在家中，身边鸡犬相闻；看见儿孙们肆无忌惮地在镜头中打闹；看见无休止的洗衣服、做饭、吃饭等日常生活……

《二十二》预告片剧照

如果说《三十二》的张力来自于“自己流泪自己抹”和“这世界红红火火，吃野东西也要活下去”的两相对照，那么《二十二》的潜力，也许就在于对这个特殊人群去标签化的表达。这个过程在前作中已经开始，并在本片中得到了完善。

影片中涉及这些老人慰安妇经历的细节很少，并在她们表现出抗拒的时候点到即止。大部分时候，她们都在讲述自己的丈夫、儿女，回忆自己的父母和童年歌谣。她们有人孓然一身，居住在养老院，回顾自己当年的峥嵘岁月；有的由后代轮流照顾，表示有点钱花、有东西吃，就很幸福了。

在诗意、精致到每一帧都能当摄影作品的镜头下，观众们预设中的国仇家恨和血泪控诉，几乎未曾出现。无论是被频繁使用的框式构图，还是情感宣泄时的前景遮挡，影片全程保持着冷静和克制。

《二十二》预告片剧照

《二十二》预告片剧照

很多文章都提到了一个细节。有次有人拿了张80多岁的日本人的照片给王玉开老人看，本以为她会生气、难过，可是她笑了。她说日本人也老了，连胡子也没有了。

她们被掳去做慰安妇的日子短则三个月，长则两年。但在那之后，她们都度过了七十多年的漫长人生。大概，没有任何旁观者能真正了解这七十年给她们带来的变化。

甚至，其中一位老人在被问及最大的愿望时，是“中日友好，不要再有战争。因为有战争的话，会有更多人受害。”这种态度，想必让许多人感到惊讶。

但这并不代表影片完全绕过了老人们的苦。

在有媒体介入前，她们不约而同地在邻里和儿孙面前对自己的遭遇保持沉默；好几位老人都没有结婚或者丧失生育能力，孩子是收养的；有些老人家徒四壁，除了低保以外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有些志愿者送的爱心物资，到她们去世时都是崭新的……

导演关注她们生活的细微之处，在大雨之中，雪原之上，将这种苦用温和、不惊动她们的方式表达出来。平缓而略带阴郁的镜头风格，代替了受害者揭疮疤式的直接诉说。

《二十二》剧照

这部影片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画面，是在昏暗的房间从正面拍摄一个老人坐在长凳上剥花生（或者别的坚果）。这个镜头持续了很长时间，然后慢慢上摇，直到在砖墙上出现老人的名字和生卒年月。

不依凭任何对话和故事， 这个镜头极致的日常感和世人加诸老人的身份放在一起，本身就非常有力量。

《二十二》预告片剧照

另一个对我个人而言十分震撼的段落，是片中提到的位于武汉市区的慰安所遗址。

《二十二》中拍摄的武汉市区慰安所遗址

作为土生土长的武汉人、文科生，我背过那么多战役的日期和名字，却对自己身边的这些建筑中的历史一无所知。而且一些老人依然居住在武汉。

这在令我感到愧怍的同时，切身感受到这个题材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的边缘性。更别提之前某地将慰安所遗址作为妓院拆除引发的舆论风波。

这种边缘性在影片内外都有所体现。

除了影片中展示出来的一些老人生活的困窘，作为战争受害者一直未能得到应有的道歉和赔偿，在画外，她们的遭遇也不能说符合她们的际遇。

据导演介绍，林爱兰老人曾是红色娘子军的一员，潜入日军为部队偷过子弹，并打死过两个日本人。政府因此奖励给她两个纪念章。后来，她被抓去做慰安妇，丧失生育能力，并被殴打至双腿残疾。

林爱兰老人和导演交谈

但林爱兰老人去世之后，坟头却只有一抔黄土。导演从老人的养女处得知，按照当地风俗，只有儿子或男性亲属才能为逝者立碑。经过多方联络，老人去世四个月后，终于有了一块墓碑，上面刻着“抗日女战士林爱兰女士之墓”。老人生前最珍爱的两枚纪念章，一枚随她入土，一枚捐给了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

林爱兰老人之墓

可贵的是，导演在用影像记录她们最后生活的时候，最终放弃了将她们拖入主流人群对这个标签的想象，而选择为观众展现这些命途多舛的老人生命中真实的悲伤和喜乐、坚硬和淡然。

2012年，导演郭柯为自己的纪录片起名《三十二》，是因为当年中国逾20万慰安妇，仅剩32人幸存。

2014年，数字变成了《二十二》。

2017年8月12日，主流媒体纷纷报道海南最后一位慰安妇“含恨去世”的消息。至此国内“慰安妇”幸存者仅剩8人。

8月14日，《二十二》公映。

可以说，《二十二》是对最后一批幸存者的抢救性记录，而且最大程度地避免了对受害者的消费。影片以葬礼为始，葬礼为终，“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只留下为慰安妇诉讼问题奔走二十余年的志愿者一声叹息：“早知不会有结果，也许当初就应该不去打扰她们。”

《二十二》剧照

也许在所有老人都去世的时候，公义仍不会到来。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因为这部影片，她们生活过的痕迹不会再被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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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8-13